——誰都說，現在這個時代，朋友愈來愈少了。

可是我的朋友——只不過多是成了雕像的朋友，倒是多了起來。

在這座不小心會說它沒意思的城市，還有一座雕像不能不提。它和我莫名地勾連，似乎是深交的密友。

不知始自何時，或許是從讀過莫德在《托爾斯泰傳》里寫的一段話後，我就萌生了一個念頭。這念頭經過了整整一個九十年代，都沒有變得淡薄。我在想像一個人，我對他抱著超出一般的敬意。他對我當時遭遇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參考，我一直企圖貼近他。這個人（也許我說的是他的雕像），就是聖芳濟各（San Franciscode Asis）（編按：見下圖）。

莫德的那段話，是在他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對托爾斯泰的思想行為進行知己的批評時寫出的。他遲疑著，反對了人類史上的一種流脈——雖然高尚但注定失敗的思想和行動。我讀得出他寫這一段時，有一種情感糾纏筆鋒的心境。話語斟酌到如此地步，顯露出他的艱澀選擇。莫德如是說：

但是托爾斯泰犯了許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樣的錯誤。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惡，又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種不適當的補救辦法∶但在試驗這個補救辦法時卻沒有成功而是失敗了。勸說人們離開人類生活的主流，而采取一條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們的靈魂這個辦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嘗試來糾正社會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會改革的道路都證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這樣，偉大的聖芳濟會運動是這樣，托爾斯泰運動也是這樣。（徐遲中譯本，p.671）

不過，盡管莫德的忠告使我冥神苦想，但他給我更大的提示還是他列出的名單：早期的基督教公社，聖芳濟會運動，托爾斯泰運動。

對聖芳濟各，他使用了“偉大的”一語。而那時，不知何故我正把聖芳濟各想像成天主教的蘇菲。他的清貧形象，他的褐衣麻索，他的禿落頭頂，都和我心醉的伊斯蘭神秘主義者不僅異曲同工，而且惟妙惟肖。

當然我已學會留意事情的復雜性。誰知道在雕像的背面，沒有藏著針鋒相對的故事！有時我甚至暗想，我永遠不能對他們——發達列強的文化，達到精確的把握！也許我的異國隨筆，不過是我即時心境的記錄，以及我善意的願望而已。

我怎能知道聖芳濟各會的暗部？就如同伊斯蘭學界，就算你啃完了一本弗萊徹的專著，你以為你就得到了火中之栗虎穴之子麼？……我不熟悉聖芳濟各的“偉大”的初期，更不清楚他的“失敗”，但是我喜歡他如同聖徒的遠影。維多利亞修士也一樣，畢竟他的原則是新帝國主義戰車無法逾越的障礙，如當路攔截的一座石敢當。

人類就沿著這些人的腳印進步，畢竟第一步，是由他們邁出的。

我每逢遇見合適的人，自然是基督教的信友，就朝他們打聽聖芳濟各。可是我那些朋友大都語焉不詳。我還喜歡路過教堂時，就試著和神父攀談。在聖塞巴斯蒂安，我們幾乎靠這樣的攀談，和一個巴斯克神父聊得兩相滿意。但這在中國不易：他們在和陌生人交談時，是敷衍的和警惕的。

漸漸地，遙遠的聖芳濟各成了我心里的一個情結。有時，電視里出現了教堂或教士，別人正看情節呢，我卻突然大喊道：“看！聖·弗朗西斯科！……”

因為我看見了繩子，那條教士腰上束著的、充當腰帶和標志的繩子。一定是他們：白繩子，打著結，褐色長袍……

還曾拜訪過一個叫“小兄弟”的修會。他們也穿褐袍，被稱為Capuchinos——這個詞正是北京流行的起泡咖啡的名字。神父自稱他們與聖芳濟各會類似，我卻覺得繩子系法似乎不同。

那天也沒能暢談：教堂正有一個集會，滿街的白髮老夫老婦，人擁人擠，我們要拜見的神父穿梭其間——還能指望談什麼呢？我坐在小兄弟會教堂的臺階上，消磨了一個冬日的下午。玻璃般的民主破裂了。曖昧的人道主義呢，大概被忘掉了。所有的人，不管怎麼標榜民主的人都不吱聲。一個新帝國，一個用原子彈武裝起來的新十字軍，正在指鹿為馬，脅迫世界。

記得我無所事事，只呆坐著，盯著小兄弟會的屋頂。

在高高的尖頂上，一下午總是停著一只啄啄跳跳的鴿子。誰知道我的心思？誰理會我對他們——聖芳濟各、馬明心、托爾斯泰的追究？這一杯Capuchino不喝也罷，滿意的答案，怕要走一趟阿西西才能找到。那只鴿子不時跳上十字架，又跳到一個褐衣教士的浮雕。我眺望著鴿子，心里茫然若失。

San Francisco！……我暗自念叨著。不知為什麼這名字惹我喜歡，它朗朗上口，有一種親近的感覺。

那天我還沒有看到聖芳濟各的雕像。

在薩拉曼卡找到雕像的那天，是在維多利亞修士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