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血染紅的多瑙河畔薔薇花

9月11日我身邊終於又聚集了兩、三位匈牙利的朋友，都是通過波拉尼•卡洛伊（卡爾•波蘭尼）認識的。雖然歷史決不會倒轉，但是他們將和我一起追溯1956年革命的蹤跡。眾所周知，沒有比1956年布達佩斯市民的英勇的壯舉給整個西歐的左翼更大沖擊的事件了。布達佩斯的市民、工人的口號及其精神中，明顯有從馬扎爾地域傳統文化土壤中汲取營養的志向。即使是從馬扎爾、猶太思想及其文化背景，即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布達佩斯的革命浪潮來考察，“民族”和“地域”都是重要的問題要素。當時西歐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相對反權威主義的、具有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的群體，與蘇聯共產黨相比，更加具有現代志向，其中最典型的是一種變種的存在主義。他們雖然也為蘇聯的“坦克”、“屠殺”對自己的信念產生了動搖，但是，他們的精神志向並不習慣於馬紮爾人、馬紮爾式的思考，所以，他們並不能把匈牙利革命看作是自己追求的東西，雖說也開始轉入批判斯大林主義，但是他們自己還是有陷入斯大林主義的危險。關於如何對斯大林主義下定義的原則，我想，波蘭尼•米哈伊（邁克爾•波蘭尼）的定義是唯一最有效的了。可以參照他的《默知的維度》（邁克爾•波蘭尼，日文版，由紀伊國書店出版）和拙文《邁克爾•波蘭尼》（《現代思想》1980年12月號，也就是本書最後一章《布達佩斯的禮物》）

波蘭尼•米哈伊已經明確揭示了：可能的心理基礎問題上，存在主義在考慮關於結構改革對，其虛構的外在的道德的追求，超過對實體的結構改革的追求，恐怕這一點在結構主義潮流中發揮很大的作用，雖然有點讓人感到意外。

我想，主要是因為西歐知識分子的主流派，與民族文化、思想相比，他們不恰當地輕視民俗問題，所以不能正確對待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比如，薩特最終也沒有能夠理解民族、民俗等能煽起人們激情的根源，不能認識到這個要因，當然不能正確評價匈牙利革命。

我這裏要指出的不可思議的事情，即1960年代日本的安保學生運動倒是受到1956年布達佩斯革命相當深刻的影響。可是我不想在本書中論述其對日本安保運動及其思想的影響，而且這裏也沒有討論的余地。說起來，原來的目的是為了調查波蘭尼兄弟事跡的我，對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屬於左翼的波蘭尼兄弟曾涉足的1918年革命及有關1956年革命的事跡和地名，我要比其他歐洲的旅行者更為了解。因此，雖然我也只不過是日本知識分子中一個小角色，可是，與保守、反動的政治立場無關，我對民族和民俗問題充滿了興趣、我堅持認為盡管被激勵起來的1956年革命浪潮雖然持續了不到一個月，但這是一個廣義上值得探討的科學的課題，這也讓我有勇氣試圖為一、兩位學者充當（該課題的）向導。

但是，我一開口，馬上又出錯了。這次出錯讓我同感要怎麼也必須有一種設身處地的感情，否則很容易犯從沈浸在抽象的宇宙論那種形而上學方法的旁觀者來思考的錯誤。這種意義上，也讓我在這次布達佩斯的考察中更加註意學術上的自我反省。　

我們站在科學院前面，不僅正好能望見眼前正右方的斜拉索橋，也能看見越過橋的對面小丘上的城市，不用轉過脖子去，我們的左前方就是那座葛蘭夏姆大樓大門，真是一幅美麗的風景畫。此時，一位友人慢吞吞地說起來：

“武裝的市民從橋的對面（布達）攻擊駐紮在佩斯蘇軍坦克陣地。”

1956年的巷戰從10月23日開始，到10月30日雖然布達佩斯市民死傷了5萬，但是形勢似乎對匈牙利“有利”，盡管那時並沒有攻下斜拉索橋到馬爾基特橋的佩斯一側的蘇軍陣地。斜拉索橋的橋堍、羅斯福廣場上與葛蘭夏姆大樓比鄰的是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總部，所以，蘇軍必須保持它的安全。

早先駐紮在匈牙利的一部分蘇軍士兵，看到廣大市民部分老幼男女都紛紛參加戰鬥，發生了動搖，甚至開始保持中立。另一方面，納吉•伊姆雷新政權抱有幻想——以為蘇軍會撤軍，沒有想到這種事態之所以會延續至11月2日，是因為蘇聯方面正在替換和調動部隊。2日蘇聯重新開始全面進攻，投入了20萬人馬、4700輛坦克和800架飛機。

這一段時間裏蘇軍與親蘇派武裝守衛的據點的地名卻是羅斯福（以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姓命名）廣場。匈牙利市民持槍從布達發起進攻這一據點時，槍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武器了，此外唯一可以憑借的掩體只有橋上的欄桿。欄桿中有幾個是像座小塔一樣的柱子——一邊4米寬的正方形的柱子，但是，橋不僅長，而且寬度橫列兩輛大型卡車綽綽有余，所以如果從多瑙河左岸狙擊進攻者的話，橋上沒有進攻者可以隱身之處。不用說，對岸正面等待著的是坦克的炮口。

處於戰術上這樣的不利的位子，即使外行也一看就明白。或者說正因為是外行，只要看到這一要素就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我一聽到要從這斜拉索橋沖過去，就不假思索地反應：“這怎麼行呢？這不是餵炮彈去送死嗎？為什麼要冒這險？……”*

我不由自主露出責備的口氣，但是無論怎麼說，這只能說是太危險的進攻。當然，當時他們都被擊倒在橋上、或被擊落到多瑙河中去。與擁有豐富的水量多瑙河相比，他們的鮮血也許是微不足道的量，但是可以說追求自由和正義的人們的鮮血染紅了多瑙河。

多瑙河畔的薔薇花也變成了血紅色的薔薇花。

我的批判可能完全是無意義。盡管這是成功可能性極小的進攻，可是作為神風特攻隊的本家的日本人沒有批評的資格，何況神風特攻隊及其夢想“回天”，與斜拉索橋上的這次進攻有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即使都是抱著犧牲的信念去進攻，布達佩斯還存在渡過多瑙河獲勝的可能性，生還的可能性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而且，就進攻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來說，兩者也不能相提並論。進攻的話，即使犧牲一點也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也不能因此就說這是為了去送命的進攻。從葛蘭夏姆大樓大門邊墻上的彈痕的角度來看，都是布達佩斯市民射出的子彈。

誰都會做出與我同樣的反應，因此沒有人反駁我前面那些不假思索的發言。人們不對我做什麼說明，也不表示處憤慨，只是默默地遠眺著橋、城墻和廣場，正因為他們的沈默，促使我不得不深刻地自我反省，甚至要問自己：我一直在思考的作為理解他者的知性的經濟人類學，究竟是什麼？

如果歷史是這樣的話，那不是歷史女神對人類的開玩笑嗎？市民們冒死進攻的蘇軍陣地竟然是以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姓命名的廣場，而發起進攻市民所處的布達一側的唯一的基地，卻是城的小丘下面的莫斯科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