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秋:從集體記憶到個體記憶 3

事實上,即便是他們共同面對的“集體記憶”,在兩個個體對話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即使都吃過苦,但苦是有差別的。

如WCR所在的村在山裏,那裏沒有車,所以幹什麽都得“靠兩個肩膀”,不管什麽,都得“往肩膀一摜,擡著就走”。這個肩膀就承受了另一個知青所沒有承受過的痛苦。ZSS沒有體驗過這種苦和這種活,因為ZSS所在的村在平原,做這種活不靠人力。

但是,在WCR看來,ZSS能理解,所以這樣的談話能夠持續並深入下去;ZSS能夠進入WCR生活世界的情景中。我們發現,在WCR談話時,ZSS總能不失時機地、作為“內部人”交流幾句。如WCR說到收麥子只能用肩膀背,而且又逢陰雨,紅土地在雨水中又很泥濘,以及“剜谷”的苦,ZSS回應道,“人家老鄉會幹”;WCR說到“靠著兩個肩膀”幹苦力活,ZSS又說,“不管好學生壞學生都得幹”。ZSS的這些話成為對WCR講述的註解是不可或缺的,否則談話就難以進行下去。

WCR:我們什麽苦都吃過,我們收麥子,他們村裏有車,收谷子,擡著肩膀就起來了。從小路,紅土地,下著雨,粘得不行。到老山溝,哎呦餵,下起雨了,人家老鄉幹別的,就是我們幾個往上跑,跑不上來了,下雨,馬上一路紅土。沒聽說,沒見過。

還有剜谷……就是北京的間苗,一定的行距,不能密密麻麻長著,不通風就死了。跪著,哎呦餵,拿著那個小彎鋤,一眼望不到邊,我們腿軟,跪那兒,腿都軟了……後來爬著走,一直蹲著。

ZSS:人家老鄉會幹。

WCR,"那個累的,第二天什麽也不想吃,那個饅頭,真沒受過那個苦,那時才體會粒粒皆辛苦。秋天大谷穗出來,用不了車,往肩膀一摜,擡著就走。不像他們,擔糞自己去淘,都得自己幹。還有什麽羊圈,靠兩個肩膀,到時候都得青。太苦了。

ZSS:不管好學生壞學生都得幹。

在研究中,筆者發現知青們當年的情況各不相同,更不用說今天處於各個階層的知青了。但是,即便有差別,他們也總能在“知青”的身份認同中,化解(或至少是緩和)了其他的社會定位。而且,他們有意識地把不是知青的“我們”(研究者)與他們區分開來,從而營造出他們獨享的集體記憶。從這個角度說,他們確實擁有一個共同的集體記憶。但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堅硬的,而是一種對話協商。

 

(二)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相互建構

 

有時候,研究者很難區分他們各自講述的是個體記憶還是集體記憶,二者是互相建構的。如WCR與ZSS談話時,還是區分了知青內部的“我們”和“他們”,這裏的“我們”是指以知青個體WCR“我”所在的這一群,“他們”是以知青個體ZSS所處的那一群,這兩個群是不同的,既指所處的地點、地理環境不同,也指彼此所幹的活、吃的苦不同,因而彼此的感受不同,且只是兩人的個人感受。他們總會講到個人,然後再說“我們”。WCR“剜谷”的時候,自己的腿跪軟了,卻不說是“自己”,而是“我們”,這一方面是談話的策略,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根本不作區分,二者幾乎是一體的。

而研究者卻喜歡做這樣的工作,喜歡拆解個體的生活,用學術分類話語將普通生活學術化。這種做法當然有其益,但其弊也是明顯的,即幾條線將混沌勾勒清晰了,卻僅是一個輪廓,細節難以看清楚。更可怕的是,那些加進去的線條很可能與原有事件相左,構成了研究誤識。比如,研究者們往往關註個人記憶上升為集體記憶的機制,只註意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區分,卻較少註意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其他關系,如相互構造的關系,或者相互勾連的關系。

 

(三)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共謀關系

 

我們可以從布迪厄的解放社會學那裏得到啟示: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聯可能是共謀的。

在布迪厄等看來,社會學的解放性和慈悲性在於,“使那種未被闡述、倍受壓抑的話語昭然若揭……協助被訪者發現和表述他們生活中所存在的慘痛的悲劇或日常的不幸背後所潛藏的規律,幫助他們擺脫這些外在現實的禁錮和襲擾,驅散外在現實對他們的內在占有,克服以‘異已’的怪獸面目出現的外在現實對人們自身存在之中的創造力的剝奪”(布迪厄、華康德,1998:263-278)。

這樣的表述假定苦難群眾自身與外在的“異己”之間是一種對抗關系,但事實並不如此簡單,布迪厄也講到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共謀的種種事實。恰如在“文革”中,那些受陷害的人往往也參與其中,於是被害者也是施害者。這樣一種辨證的關系,並不是僅從道德角度就能解釋的。

其他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也往往如此,統治的過程可能就是在兩者的互動和共謀中完成的,也就是說,個人與大歷史之間並不總是表現為對抗、補充等關系。因此,“解放社會學”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幻象,被奴役可能就是通往解放的道路。

早在“總體戰”之前,日本婦女就意識到“戰爭對婦女參政有好處”,一些女權主義者也早有“利用戰爭”的想法。

歷史告訴我們:以獲得市民權為目標的女權主義積極支持了戰爭。

婦女們也期望通過與丈夫同等參加集會提高主婦在家庭中的地位,通過加入地方組織來提前一步實現婦女的公民權。

歷史中女性主體的恢覆,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追究女性的歷史責任。女性不僅僅是歷史的被動受害者,也是能動地創造歷史的主體這種觀點,與要追究女性的歷史加害責任是連在一起的。(李小江,2006)

當社會的評價標準將家務勞動排斥在“社會價值”之外,女性的解放道路顯然也會存在於她們被壓迫的社會之中。婦女走向社會,並利用這個方法使自己的地位得到提升,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抵抗可能走向異化,而屈服也許是通往解放,這就是被支配者的兩難困境,他們也無從擺脫這一困境(布迪厄、華康德,1998:25)。這個結論雖然有些悲觀,卻暗示了一個現實,即個人為了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以獲得個人的歷史/社會地位,個體與集體之間可能會達成一種共謀關系。也就是說,個體完全具備一種主體性,即從集體記憶中獲取資源,來討論個體的歷史問題,或者從個體記憶中獲取資源,去修正集體記憶的輿論。

正如我們訪談的知青ZSS,他談及紅衛兵經歷時總是閃爍其辭,開始說自己當年沒有參加紅衛兵,後來又說自己參加了另一種類似組織“造反派”,再提到多數人最後都參加紅衛兵了,這樣“在外邊有事兒有點靠山”,他還稱,1966年一造反,他就加入“造反派”組織了。

 

(四)個體策略的作用

 

在談到知青一紅衛兵經歷的時候,知青ZSS具有非常清醒的意識,即意識到自己講的內容可能不客觀,並指出,幾乎所有的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給自己正名。

ZSS:等你聽幾百個人談文化大革命的事,你才能得到比較客觀的結論,要不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來看文化大革命。 也許當時不是這樣的,其實當時也許就是覺得該“破四舊”,現在看來都認為自己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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