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崇拜永遠不會消亡，因為群眾需要宗教。

我們萬萬不可認為，偶像崇拜不過是過去時代的神話，早已被理性徹底清除。在歷史上同理性永恒的沖突中，感情從來都是戰勝者。

無論是政治還是神學、或者是社會信條，如果想要在群眾中紮根，就必須要采用宗教的形式。因為除了宗教團體之外，沒有一個團體能夠排除討論，而討論必然會產生奮起，這往往是危險的分裂開端。

即使群眾接受的是無神論，這種信念也會表現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執狂，它很快就會表現為一種崇拜。

陽斯安耶夫斯基這位深刻思想家曾是一位虛無主義者，是虔誠的有神論者，然而有一天他受到了理性思想的啟發而突然覺悟，撕碎了小教堂祭壇上一切神仙和聖人的畫像，吹滅了蠟燭，立刻用無神論哲學家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壞的物品。

說到底，這位思想家的宗教感情並沒有絲毫變化，發生變化的只有宗教信仰的對象。

同樣的，偶像崇拜這種形式並不會真正地消亡，無論時代進步到何種程度，即使不再有聖壇與雕像存在，也會有新的形式來替代它。而民眾的迷信與崇拜，卻不會有絲毫的減少。

在當今這個時代裏，群眾固然已經聽不到神或宗教這種詞，但是在過去一百年裏，他們從未擁有過如此多的崇拜對象，古代的神也無緣擁有這樣多受到崇拜的塑像。
在1886年，那位鼓吹對德覆仇的布朗熱將軍開始擔任陸軍部長，我們可以看到，在布朗熱主義的旗號下，群眾的宗教本能再一次被覆活了，不滿於共和政府的民眾群起擁戴他，甚至在任何一家鄉村小酒館裏，都會找到這位英雄的畫像。

這個人被賦予匡扶正義鏟除邪惡的全權，成千上萬的人會為他獻出生命。如果不是他懦弱的性格，不是那樣臨陣怯場而不敢發動政變。那麽以他傳奇般的名望，他肯定能在歷史上占據偉人的地位。

理解了群體的宗教情結，我們可以對一些十分重要的歷史給出這樣的解釋。

任何一樁慘案，總是群眾所為！

過去的史學研究者在對社會現象進行研究時，往往只註意自然主義的角度，卻忽略了心理學的角度，因此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

這種研究對事實有充分的討論，然而從研究群體心理學的要求看，卻並不總是能夠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亂和殘忍的一面讓人感到驚恐，但是從那部偉大戲劇的英雄身上，卻很少能夠看到還有一群顛狂的野蠻人肆意妄為，看不到他們對自己的本能絲毫不加約束。

包括這場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殺，它對宣傳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發出的戰爭宣言，統統因為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埋沒。只有當認識到這場革命不過是一種新宗教信仰在群眾中的建立時，才會得到恰當的解釋。

除了法國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聖巴托洛纓的大屠殺、法國的宗教戰爭，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勵的群眾所為，凡是懷有這種感情的人，必然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些反對建立新信仰的人。

譬如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僅在1483到1498年十五年的時間裏，就以火刑處置了十萬人之眾。然而這種極端而殘酷的辦法並不稀奇，凡是那些有著真誠而不屈信念的人，都會采用這樣的辦法來對付反對者。假如他們采用了別的辦法，他們的信念也就不該得到這樣的評語了。

因此，我們所提到的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眾的靈魂想讓它們發生時，它們才有可能發生，即使最絕對的專制者也無能為力。

假如某個史學家說，聖巴托洛纓慘案是一個國王所為，那麽他顯然對群體心理一無所知。

因為所有的屠殺命令，固然可以由君王來發布，卻必須由群體的靈魂來貫徹。

即使是握有最絕對權力的最專制的君主，充其量也只能加快或延緩其顯靈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說，無論是聖巴托洛纓的大屠殺，還是慘烈的宗教戰爭，並不完全是國王們所為，就像恐怖統治不完全是羅伯斯庇爾、丹東或聖鞠斯特所為一樣。
在1886年，那位鼓吹對德覆仇的布朗熱將軍開始擔任陸軍部長，我們可以看到，在布朗熱主義的旗號下，群眾的宗教本能再一次被覆活了，不滿於共和政府的民眾群起擁戴他，甚至在任何一家鄉村小酒館裏，都會找到這位英雄的畫像。

這個人被賦予匡扶正義鏟除邪惡的全權，成千上萬的人會為他獻出生命。如果不是他懦弱的性格，不是那樣臨陣怯場而不敢發動政變。那麽以他傳奇般的名望，他肯定能在歷史上占據偉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