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文化研究的興起

文化研究近來頗有些聲勢，在西方自世紀初韋伯和齊美爾的社會學，後經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到了80年代已蔚為大觀。文化研究已經超越了學科界限，成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各個大學相繼開設了文化研究的課程，相關的研究機構雨後春筍般地湧現，成果更是令人矚目。中國自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也煞是熱鬧，承繼80年代的文化熱的餘音，以及西方文化研究的感召，文化研究集中在審美文化、大眾文化和媒介文化等層面上，起步雖晚，聲勢頗為浩大。

在我看來，文化研究歷來有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路徑，一如哲學上的大陸理性主義和英美經驗主義之分，前者更加關心理論範式和範疇的確立，後者更傾向於具體文化現象的實證性考察。


美學上兩種路徑，往往被稱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費希特）。反映在文化研究上，前者（如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通過哲學、社會理論層面的探索，深入到現代文化種種問題情境之中；後者（如哥拉斯格小組）熱衷於媒介和傳播的具體事件的實證分析，並不關注宏大理論系統的建立。

兩種路徑各有千秋，但局限顯著。於是，“第三條道路”便成為文化研究的一個合理選擇。說實話，文化研究經過多年的經營幾乎無所不及，大到政治制度和權力，小到“隨身聽”的專題研究。那麽，如何選擇更具包容性又不失具體個案性的文化研究，便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

在這一方面，90年代興起的視覺文化研究尤為值得關注，因為它不僅昭示了文化研究新的細分，同時也反映出文化研究新的綜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視覺文化研究異軍突起，不但體現了文化研究領域的擴展，而且也是對已有的種種文化研究思路，和方法論的一種新的檢視和考驗。

在西方學術界，“語言學轉向”（羅蒂）口號一出，諸多“轉向”接踵而至，諸如“後現代的轉向”、“美學的轉向”、“批判理論的轉向”、“解釋的轉向”等，不一而足。“語言學的轉向”已在表明哲學思考，正在從意識、精神等主觀現象的研討，轉向構成這些現象不可或缺的客觀要素之一——語言——的分析。

60年代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盛極一時，文本、語言、句法等概念的泛化，大有將人類一切文化活動，皆歸之於語言範式的勁頭。毫無疑問，語言學的轉向的確為文化研究助了一臂之力（巴爾特是一例），但語言學轉向中暗藏的“語言中心論”的霸權主義卻被忽視了。隨著後現代理論和後結構主義的崛起，語言中心論在遭到批駁的同時，自尼采以來的西方思想的另一種傳統被激活了。


所以，自80年代以來，“語言學轉向”正在被一種新的“轉向”所取代，即“圖像的轉向”(the pictorial turn)（注：Mitchell, W.J.T., Picture The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11-35.），“視覺的轉向”(the visual turn)（注：Shohat, E. & R. Stam, " Narrativizing Visual Culture", in N. Mirzoeff, ed.,Visual Cultural Reader, London: Routledge,1998,p.45. ），或者說，從語言為中心的文化，轉向以視覺為中心的文化。這個轉向實際上不過是“後現代轉向”或“後結構主義轉向”的另一種表現形態而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