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不無怪異的，我們先有了一篇「越界序言」，然後是一篇「摺曲後記」，整體來看，傅柯的文學布置竟彷若是一本巨大無比的「書」，其上銘刻了諸般由越界與摺曲所註記的力線，其是馬拉美的「書是宇宙」，是波赫士的「文學是百科全書」，更是薩德、巴塔伊與阿鐸的「書寫即事件」，甚至「比事件還壞」。19

1964年傅柯在比利時的〈語言與文學〉20 講稿中明確指出：

褻瀆的以及每一詞彙都持續朝向文學更新符號的兩種觀點，似乎對我而言，這在某種程度上便得以勾勒文學所是的兩種典型與範式形象，兩種怪異卻又相互歸屬的形象。

其中之一，就是越界的形象， 這是越界話語的形象，而另一則反之，是指向文學且造成符號的所有這些詞彙的形象。因此，一邊是越界的話語，而另一邊我則稱為圖書館反覆篩撿（ressassement）。其中之一，是禁制的、界限語言的形象，這是被監禁作家的形象，另一則反之，是自我積累的書藉空間，其相互依靠，且在一切可能書本的天空下每本書無限地切割及重複其僅有的齒槽般存在。（4）

由越界（褻瀆的）與摺曲（每一詞彙都持續朝向文學更新符號的）所給予的文學經驗，對傅柯而言，竟然指向二種範式形象，或二種「文學空間」：監獄與圖書館。其代表人物無疑地，就是薩德與波赫士，一個是幾乎半輩子被囚禁於監獄的醜聞作者，另一個在晚年被任命為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長；一個以性作為界限或越界經驗的專制內容，另一個則以迷宮（其最小元素，正如德勒茲指出的，就是一道摺曲）21作為主要的為己重複。


透過越界與摺曲二種操作， 文學橫跨在二個怪異的極端上，一邊是「被監禁作家的形象」，另一邊則是「自我積累的書籍空間」。從一種與界限經驗的關係來看，我們或許走的離薩德並沒有太遠，薩德是我們的當代。只是當前書寫所面對的界限經驗朝向不斷多元化的探索，各種感性、各種感官（或器官）、各種當代經驗不斷地被不同作者迫出其界限及其越界，書寫大量地在相互差異的各式邊界上滋生，結果是愈來愈異質與特異的文學作品，並在此異質性中一再迫出語言的造偽威力，呈顯語言—擬像的諸怪異樣貌。

由此來看，對性的界限逾越只不過是其中最突出但絕非唯一的例子。薩德是當代書寫的始祖，22 然而亦有米勒、勞倫斯或大島渚展現的性特質、胡塞或William Burroughs的藥物、費茲傑羅或Malcolm Lowry的酒精、卡夫卡的官僚機器、太宰治的死亡、葛林的基督宗教、克魯亞克的速度或運動…。23

另一方面，書籍的自我倍增與內在堆疊似乎也不始自當代，文學早已等同於各式摺曲所共構的「層疊性」（feuilleté）24，其一方面是「何謂文學？」這個問題在每一本書中的永恒回歸，另一方面則是對作品整體（書—宇宙）的系譜學式價值重置。

19 Antonin Artaud, “Van Gogh, le suicidé de la société”, in Œuvres complètes xiii (Paris: Gallimard, 1974): 45.19 Antonin Artaud, “Van Gogh, le suicidé de la société”, in Œuvres complètes xiii (Paris: Gallimard, 1974): 45.

20 Michel Foucault, “Langage et littérature”, conférence dactylographiée à Saint-Louis Belgique, 1964.

21 Gilles Deleuze, Le pli. Leibniz et le baroque (Paris: Minuit, 1988): 9.

22 在許多地方，傅柯都一再將薩德視為一個關鍵轉折的歷史絕決點，一個人類認識即將收攏、翻轉或斷裂的明確位址（比如，《詞與物》指出，薩德抵達「古典思想與論述的盡頭」(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224, 280.)）。在文學上，傅柯則毫不猶豫地說薩德就是「文學典範本身」與「現代文學將在此佔有其場所的空洞空間」(Michel Foucault, “Langage et littérature”, 4)。如果是這樣，薩德，這個「文學典範本身」（不是例外，不是變態，不是偏差，而是典範，「我們的」典範），究竟展演了何種具有傅柯哲學強度的手勢？換言之，什麼是薩德作品中的「傅柯時刻」？相關問題可參閱楊凱麟，〈性的理論與寫的實踐──索多瑪中的傅柯時刻〉（楊凱麟，〈性的理論與寫的實踐──索多瑪中的傅柯時刻〉，2008 年 6 月 15 日，「哲學與精神分析： SM 工作坊」）。

23 這些作者（尚未列出原文者）依序為：Henry Miller, David Herbert Lawrence, Scott Fitzgerald, Graham Greene, Jack Kerouac。

（本文作者楊凱麟為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原載《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一期，2009年11月，頁185~208，臺灣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