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愛好者充滿激情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過去的近300年中，小說一直是主要的藝術形式，或許是現代世界唯一重要的藝術形式。我們依靠小說試圖向我們自己解釋自我。在從中世紀開始，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進入現代時代的轉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藝術形式，我們或許稱之為內心轉向－－－越來越多人贊同內心生活和家庭劇是真實的，當我們在世界舞臺上真實生活之時，內心生活不僅僅是維持身體和靈魂共存所需的附屬活動。

想想小說出現之前家庭劇是多麼稀罕。古羅馬神話中戰神奧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Penelope）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更多是家庭背景中的政治而不是私人生活。狄多（Dido）在維吉爾的長詩“埃涅伊德”（Aeneid）中確立了歷史標記，巴比倫的自然與豐收女神伊什塔爾（Ishtar）在《吉爾伽美什史詩》（Gilgamesh）中表現出某種類似赫西俄德《神譜》中的那種憤怒。 

能夠說明問題的是為什麼現代小說會讓18世紀和19世紀讀者感到如此新奇。在福樓拜微妙注意到可憐的、傻乎乎的愛瑪·包法利（Emma Bovary）在情人魯道夫（Rodolphe）的頻繁幽會後陰道瘀傷，我們看到的不是新的公然性描寫（無論多麼隱晦）和幾乎可以稱為現實主義描述的定義性特征的近距離觀察。我們也看到現代小說以從前任何藝術都無法想像的程度進入個人和私生活領域。

這種現代自我觀念可以沿著從笛卡爾，經過盧梭再到康德的高雅哲學路線追蹤，也可以通過資本主義經濟學追蹤，或從馬克思和羅斯金（Ruskin）的角度進行分析，將其作為工人擺脫其所做工作的手段。我們可以轉向從馬丁·路德到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根本性的新教神學，他們在宗教改革中將宗教注意力集中在個人靈魂的深刻宗教焦點中找到現代自我的根源。 

小說之所以成為文化的核心部分原因是它們是唯一可用的藝術形式，有足夠大的空間存儲作者需要的所有細節來越來越現實地塑造人物。但是，最重要的是，小說描述了現代自我似乎面臨的危機。小說在最高級和最嚴肅的層次上提供了解決危機的辦法。

令人悲哀的真相是，小說現在並沒有佔據同樣的文化高地，通常情況下，小說並沒有讓讀者覺得它是應對現實問題的切實可行的手段。小說地位的衰落反映了一種新的危機，即我們的文化作為思想氣魄的越來越大的失敗，和對自身進步所抱有的致命性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