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苓蘢心語》雙語人的苦惱(下)

美國人把愛和恨掛在嘴頭上。常聽人說:“我愛這個,我恨那個。”若把這樣的表達搬到中文里,會很矯情。但有時人又需要那些痛快淋漓的表白,於是我拉過英語來。藏在別人的語言後面,誇張一下感情,不覺得太肉麻;肉麻也不是我的事,是語言的問題。

碰到我跟美國人爭論的時候,這優勢很有用。講過火了的話,盡可能推給語言去負責。更何況這里還有個態度問題:我說的是你的語言,我的態度已經對你好了;那麽我如有出語傷人之處,你就包涵吧。但我在跟我丈夫爭論時,只說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擊。夫妻之間,絕不能用對方的母語說話,萬一說得過分“痛快”,誤會就會產生。我們的爭執從來是各說各的母語,因為必須把握各自語言的分寸、深淺,避免誤傷。

我生活在美國的第三年,頭一次用英語在夢里亂嚷。把我自己喊醒後,發現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我喊的是“幹嘛是我?!”醒過來,我怎麽也想不起這句話的上下文。也許夢話和夢的情節並不一致;夢話是更生理的,而夢更屬於精神。那時狂練英文,詞匯和句子全錄在聲帶上,夜里聲帶失禁,語句自己就迸發出來,用不著通過思維。想想真是很慘,把自己弄成了一隻八哥,只管往嘴里灌詞兒,懂或不懂,要緊的是嘴一張詞兒就得出來,說它是條件反射也好,是動物本能也好。從那次喊夢話之後,接下去的幾年,我的夢全是無聲的。兩種語言在我身心中作戰,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無所適從的地步。大約是第七年,我的夢開始有聲了,中、英文混雜,十分熱鬧。

直到現在,我仍有一種病態的敏感:一句話說出去,我會馬上檢查一番,句子有沒有語病?時態是否正確?句法夠不夠簡明?……要減低這種敏感度,必須靠酒。往往是兩杯葡萄酒之後,我滔滔不絕起來。一位好朋友跟我說了真心話。她說:“你以為你很自如,其實你很乏味,講的全是廢話。在旁邊看著你,就是可憐你。”

這樣一來,我看見所謂“雙語”,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拿那勃可夫來說,他號稱有三條母語舌頭,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俄語舌頭“具有無限彈性”。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紐約市立圖書館參觀那勃可夫生平展覽,在他一次演講錄音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可以像大師那樣以英文寫作,我亦可以像學者那樣以英文閱讀,而我以英文講話時,就只能像個兒童。”

因此,作為“雙語人”,其實永遠免不了一層遺憾:他的第二語言,總是不能像母語那樣隨心所欲。明顯的表現,就是對幽默的遲鈍。有時我丈夫讀報上的幽默小品給我聽,我時常不知道他怎麽覺得那麽可樂。我做英文演講的時候也發現,觀眾在我自認為幽默的地方並沒有反應,他們大笑時,我往往意識到,他們笑的不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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