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羅拔．克瑞利（Robert Creeley）來香港的消息，跑到大學去聽他講美國詩。克瑞利？有一段時間沒有翻他的詩了。借出了、失落了、或者不知放到哪裏去了，就像許多別的書本一樣。但他的樣子我仍記得，當他從門外進來，穿一身深藍色的衣服，我就認出他來。他長著鬍子，就跟書後的照片一樣，不同的是照片嚴肅一點，而且照片總是固定的，真人卻是流動的節奏。

他開始講了。他從深藍色的布袋中掏出幾本書放在桌上。他講美國詩。講查理士奧遜、羅拔鄧肯、亞倫堅斯堡、菲立華倫。他講中國文字、詩的秩序、投射詩、內在的節奏。他恐怕沒有怎樣準備，說的很散亂，由一個人跳到另一個人，一個話題到另一個。但他讀詩是好的，他說到每一個人時，翻開詩讀一段他們的詩。他讀得很認真、很自然、毫不裝腔作勢，帶著一種友愛的欣賞緩緩讀出他的朋友們的詩，好像在說：「鄧肯這傢伙真寫了些不錯的句子，你聽聽，是不是？」有一陣子，他每唸一句，就抬起頭來。我看見他長著鬍子的臉孔上，澄明的右眼從架起的眼鏡上望向我們，像一道燈光。

整個講室寥落得很，只有十多人，散亂地坐在那兒。但當克瑞利講詩的時候，他很專心，甚至沒有環視聽眾。有一陣子他甚至沒有抬起頭，只是看著桌子。有人走了；有人推門出去，過一陣又走回來；有人走去他身旁拍照。他不拒絕也不歡迎。那是因為他在全神貫注說話。他開始的時候說得很散、很亂，慢慢的開始從裏面整理出一個秩序來。他猶豫、思索、放低了聲音，說關於這點我們不用說下去了……

他站起來，在黑板上寫了兩個中文字「人」、「口」，說那些象形之美，說文句的秩序。他停頓，又說下去，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根香煙，又摸出火柴，點著了。他吸一口煙，把煙放在煙灰缸上，他繼續說下去，坐下來。他坐著的時候看來穩重而嚴肅，但當他站起來，卻又顯得那麼敏捷。他繼續說下去。手按著煙灰缸上的香煙，卻忘了把它提起來。他繼續說下去，許多不同的線索，他從那裏整理出一個秩序；正如從日常絮絮的言語中，整理出詩句。他扶扶眼鏡，另一隻手拿起香煙，發覺已經熄滅。沒有火柴，他說：「誰有火柴嗎？」有人拋給他一盒火柴，他用左手一把接著，說：怎麼，對一個獨眼的人來說，這一招還棒吧？散坐四周的人，望向站在中心的他，笑了。

他站在這散亂人群的中心，嘗試準確地接過一包火柴。那也是他的詩。那也是他的人。不像那些照片中的映像，是活動的；自然流動，但也追求一種準確。他的詩，不是一座紀念碑，完成而密封；他的是愛情、呼吸、流動的景物，人與人的感應，仍在生長的萬物。像從散亂的日常說話中找出那精萃的文字，他追尋的是那流動，那種氣息，那種節奏；而那精萃，不是優雅，是準確。像他以前在文章裏寫過：自少就羨慕像醫生那樣把工具放在袋子中到處去的人。文字是工具，而詩人準確地使用這種工具，嘗試準確地表達出那種感應，猶如準確地抓住拋過來的一包火柴。

他劃著火柴，點起煙，繼續說下去。他緩緩地唸詩，說一些意見。有些是平常的話；偶然一句，則會像火柴擦亮時，偶然一點火光。當我們翻開詩集，當我們聽別人演講，當我們談話，不也是同樣在平凡的室內，等待那偶然擦亮的火柴的光芒？

克瑞利寫過一首贈給鄧肯的詩，叫做「門」；寫過一首贈給奧遜的詩，叫做「醒」。你可以說是火柴的光芒，你也可以說是一扇門、是一回醒，或許你可以乾脆說是「詩」，從平凡的言語的火柴擦亮的一點光。

當克瑞利再唸詩，我就看見他眼中那一點澄明的光芒了。這一次，他唸的是自己的詩，作為結束。他打開小小的記事簿，讀出這次旅行寫下的一些小詩，一些速寫畫那樣的小詩。看來他帶著這本記事簿，就像畫家帶著寫生冊一樣。

原來他就住在維多利亞公園旁邊的華都酒店。他寫他站在玻璃窗後面看到的街道上小小的人和車。他寫公園中放船的小孩、寫一個男子把風箏放到樹上去。這孤獨的旅客，瞪著鷹般的眼睛看山邊的小屋和公園中的遊人，然後把一切記入小小的簿子裏去。他讀到某句，然後停下來，作一個手勢說：「我喜歡那樣的節奏。」然後再重讀一遍。他好像很高興捕捉到這樣的節奏。他對我們笑起來，平凡的臉孔，一隻眼睛好像閉上了、淹沒了；另一隻眼張開來，帶著雙倍的光芒。（一九七六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