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喝"薄酒萊"（Beaujolais）嗎？

每年11月，法國"薄酒萊"已經成功在臺灣形成了一種風尚儀式，大家有事沒事吃飯時多開瓶酒來喝喝，蠻好的。

尤其對法國農人，蠻好的。法國現在面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葡萄與葡萄酒產量過剩，許多酒莊五年、八年定期開桶的酒都賣不掉，有人願意湊熱鬧消耗掉一些根本還配不上稱"酒"的"薄酒萊"，那真是謝天謝地吧！

法國葡萄酒供過於求，情況糟透了。農民不得不和政府合作，將過剩的酒提煉成酒精，添加到汽油中，灌進汽車油箱當燃料。本來按瓶計價的酒，現在一桶桶送去變造酒精，再一升一升攙進汽油裏，還真是浪費。

可是不暴殄天物還真不行。世界葡萄酒市場經歷大變化，法國酒莊顯然無法及時調整。最大變化在：強勁對手快速崛起，挑戰法國葡萄酒過去的地位。美國加州率先發難，接著南美洲的智利等國，還有南半球的澳大利亞、新西蘭，都釀出了愈來愈像樣的酒，別忘了老歐洲也有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同處於適合葡萄盛產的溫帶區域，誰規定他們不能釀酒、不能釀好酒？

盡管市場擴大，然而產家增長的速度比市場還要快。變動局勢中，一大堆連"薄酒萊"和"葡萄酒"都分不出來的初級酒客在買酒，於是價格就成了最關鍵的銷售要素了。喝不出質量差異，也對傳統酒莊品牌缺乏認知的新酒客們，當然很容易被低價位打動。要買低價位的酒，會買法國葡萄酒嗎？不會。明明都是葡萄酒，法國產的一向價位最高。一方面法國人篤信自己的酒最好，更重要的，法國葡萄酒的生產成本最高，就算想降價跟人家競爭，也不見得降得下來。

法國酒的成本，不只必然比智利、阿根廷高，也還高於美國和西班牙、意大利，因為他們長期接受政府保護、補貼。法國農民力量很大，他們非但不受擺布、不受歧視，還常常對政府予取予求。當年歐盟組成的過程中，兩個最嚴重障礙，一是各國貨幣如何安排，另一項就是如何處理法國農業的保護主義。

法國的農業和其他國家農業一樣，都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不同的是，進入20世紀，當所有"發達國家"中，農業與農民都飽受工業發展擠壓時，法國農業卻昂揚擡頭，拒絕當"夕陽產業"，農民也拒絕做"二等公民"。法國農民的待遇，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靠政府施舍，而是在農業受傷害時，法國農民當中出現了積極的組織者，他們學習"工人團結意識"的技術，鼓吹"農民團結意識"，一方面阻止農業核心人口投靠城市、工業，一方面將農民組織起來，用各種手段示威、發聲。

1930年代，法國農村掀起了多傑赫帶領的"綠衫運動"。

多傑赫組成了"農民保護委員會"，靠著淸晰的理念、煽動性的語言，號召農民自救。多傑赫反對主張工人執政的左派共產主義，也反對他心目中象征城市金錢階級的猶太人，這兩點，和當時橫掃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一致。除此之外，他耐心分析，國家財政結構如何不公平地將稅收負擔壓在農民肩上，歷歷指陳那些遠離土地、農民的政客，如何在城市搞他們貪汙腐敗的勾當，他還感性地訴求，認為法國在各方面變得軟弱怯懦，就是因為失去了農民精神，應該要用農民的堅毅、強韌、勇敢來重建法國的脊梁。這支經常身穿綠衣集會的革命隊伍，在農村掀起了熱潮，也震動了巴黎的法國政治權力中心。多傑赫和"保護農民委員會"在運動過程中，樹敵頗多，引來側目與恐慌。他們那種"以農業重塑法國"的保守主義立場，也不可能真正將時間倒轉，讓法國放棄工業、放棄巴黎的都市浮華，他們真正發揮的作用是促使巴黎人與農民更願意尋找出一條合作而非沖突破壞的道路。多傑赫的激進運動主張，襯托出和平妥協之可欲與可愛。

真實的歷史軌跡是，為了防堵多傑赫和"綠衫運動"，第三共和政府積極釋放善意，拉攏中間溫和的農民，視他們的支持為維系政權的命脈。這種態度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時代，沒有太大的改變。法國官方接收了當年多傑赫他們的口號，肯定農民與農業為法國的"脊梁"、"骨幹"，也同時承認農業不只是一種生產方式，還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有其超越經濟層面上的意義，所以有責任以國家資源來保護農業、農民與農民生活。

像這樣的歷史例子，讓我們看到"運動"的重要、"運動"的價值。動員群眾的過程，無可避免要訴諸激情，因而使"運動"容易呈現極端的面貌，然而社會集體自然有將這種極端熱情冷卻的本能，除非在扭曲的權威結構下，政權與運動者兩相激化引爆為武裝革命，要不然很少出現"運動"制造出"運動"內部極端主張結果的現象，真正常見的反而是"運動"的極端逼出雙方妥協的"中間路線"，如此浮顯、成立的"中間路線"，往往才是可長可久的。

相較於法國農民，臺灣農民實在是太可憐、也太馴良了。在長期受剝削受傷害的過程中，他們就鬧過那麽一次"五二〇事件"，再來就是農家子弟楊儒門的"白米炸彈"了。然而不管是"五二〇事件"或"白米炸彈"，最後都還是在社會秩序的要求下，以司法懲處收場。而這麽幾十年來，農業在臺灣持續雕零，農民的地位在臺灣也就一直淪落低陷。

不管是當年參與在"五二〇事件"中的人，或現在的楊儒門，他們的悲憤，絕對值得理解、同情，然而他們和這個社會交涉的手段有了問題。問題核心不在暴力，而在缺乏將悲憤轉化為"運動"的決心與技術。我們從來沒有真的"農民運動"，以運動力量逼迫全社會尋求"農業答案"。

楊儒門仍值得我們尊敬。他單純得近乎天真的動機，犯案中犯罪後沒有一點"英雄主義"、自我誇耀的人格氣質，在臺灣都是難得少見的。這樣的人，本來應該最適宜在這個社會與農民之間扮演溝通角色，協助雙方找出可長可久的農業新基礎、新文化，然而在缺乏"運動"為後盾的歷史背景下，楊儒門竟然只能成了悲劇性的獨行俠，何其可惜！

啜飲著其實味道不怎麽樣的法國"薄酒萊"，正在幫法國人解決農業問題的都市時髦人，可不可以對臺灣農業也付出些用心與關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