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紀念或許有一定的價值，可以提高中國人的海洋意識，更可以促使國人深刻反思歷史中的教訓。歷史作為過去與現在的永無休止的對話，可能再過幾百年，後人仍可以就鄭和下西洋進行“現在”與過去的對話。但在今年這場對話中，我們除了感覺到學術界與媒體的雙重炒作外，特別感覺其中的對話已經明顯地背離了今日中國所特別需要的反思與啟蒙，而將對話引入了歧途：以鄭和下西洋的“和平性”批判西方的地理大發現與殖民主義，並認為鄭和的道路顯示了世界文明發展的“另一種選擇”或“另一種可能”。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批判永遠不會過時，但把鄭和下西洋提高到這樣的高度，甚至認為這是世界文明的另一種可能，顯示著一種新的不同於西方的世界秩序，因而有些過度的自我肯定，本人頗不以為然。如果因為今日看到了中國國力的上升而聯想到了新的國際秩序問題，那麽其中還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問題需要解決。　　

鄭和下西洋毫無疑問是中國人值得紀念的歷史壯舉，這是中國人對海洋、對海外世界的一次重要的探索，是與外部世界的一次重要的、有一定歷史影響的接觸與交流，鄭和對待其他民族的行為方式也確實不同於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掠奪與屠殺，顯示其比較文明的一面，因而，鄭和下西洋是中國人的一筆寶貴的歷史財富。就這一歷史事件而言，確實如許多學者所言，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但是，就現在與過去進行對話而言，我們需要對這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站在今天的角度與過去進行對話，從中尋求歷史中的真理或者歷史的經驗與教訓。　　

鄭和下西洋耗費了明王朝很大的財力，最後受到朝臣的反對而無法繼續下去了，此後的中國失去了向海洋探索與發展的興趣、勇氣，中國開始走封閉與內斂的道路。這種單純顯示王朝國威的舉動除非有強大的財力作後盾，否則就需要考慮它自身的收益問題。鄭和船隊既沒有西方後來采取的殖民主義方式，也沒有考慮擴大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可以說，在明朝皇帝與鄭和的考慮中，還沒有經濟與貿易的考慮，也沒有相應的制度性刺激。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談到英國與西班牙兩國不同的發展道路與命運時，指出英國在專利制度等方面的優勢。明朝既沒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也沒有建立相關的制度，去激勵鄭和隊員或者國民去分享、擴展鄭和下西洋可以帶來的成果，例如將新發現的無人島嶼進行分封。鄭和的發現沒有被用來擴展自己的財富，而只考慮政治威望。這是中國朝貢制度的特點，它在維持與周邊的關系方面有其特定的價值，但在更大的範圍和更遠的距離背景下，其有效性與距離成反比。政治威望沒有多少實際的收獲，而經濟的消耗卻十分巨大。沒有經濟的考慮，沒有制度的激勵，鄭和下西洋就不會有什麽更多實質性的成果，它自身也難以為繼。中國外交一直到毛澤東時代還保持著那種只重視政治威望、意識形態而不重視經濟利益的毛病。沒有經濟利益考慮的任何海洋行為，都不會有實質性成果，也不可能持久。同時，鄭和下西洋也沒有比較清晰的國家戰略，沒有能夠向整個社會提供新的觀念，提出國家發展的戰略。　　

關於國際秩序，我們也不能把鄭和下西洋說成什麽“另一種選擇”。首先是由於前述的原因，它不能持久、因而無法建構什麽國際秩序。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秩序不是由鄭和下西洋造就的。鄭和與其他國家有一些接觸，甚至也吸引一些人到明朝朝貢，但總體而言，沒有建構起比較穩定的關系。即使按照這種方式建構起一種不同於西方殖民主義的秩序，它最多也只是朝貢體系的延伸與擴展。我們可以批判西方殖民主義體系，批判西方對待其他民族的殘酷性，批判西方建立起來的不合理的國際秩序。但是，如果鄭和的秩序只是朝貢體系的擴大和延伸，我們也就不必自我吹噓。朝貢體系是一種不平等的體系，雖然中國沒有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剝削與掠奪，但也是存在對周邊民族的欺壓，其他國家必須臣服。在一定條件下，同樣會發生戰爭。西方有殖民主義的歷史，有其野蠻與殘忍的歷史，但是，西方的地理大發現後，西方將科技帶到全世界，改變了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結構。至於將自由、民主、人權以及自由貿易的觀念帶到全世界，這裏就不需要強調。吊詭的是，在西方文明的中心，逐步孕育出國家主權的觀念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主權及主權平等的觀念一直到現在也還是國際秩序的基石。在這種文明下，還孕育出《維也納公約》、《日內瓦公約》以及聯合國憲章等國際秩序的規則。而今，人權、環境保護等對主權至上觀念和規則又進行了新的超越，更加文明，更加人道。雖然國際政治的現實遠不是那麽理想，但也不能夠否認西方文明與秩序的價值。反觀鄭和下西洋，既沒有建構新的秩序，而且，即使建構了，也並不是像一些作者所吹噓的那樣似乎高於西方，似乎西方是文明消滅，而鄭和是文明對話，那只是其一，而不是全部。未來的國際秩序需要超越東西方各自的觀念，將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秩序觀念與中國“和而不同”的理想結合起來。　　

鄭和下西洋很有意義，但在我看來，作為現在與過去對話的鄭和下西洋，其最大的意義在於其歷史的教訓，這些教訓促使我們反思，反思的過程可以是一個啟蒙的過程。　　

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可能需要客觀一些，作為中國人，也需要謙虛一些。我們的祖宗比你闊，或者比你闊得早，但結果呢？在我看來，我們還是需要沿著梁啟超的路徑，結合時代的新課題去反思，這是一條啟蒙的道路。（2005-07-19 愛思想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