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這樣一部書也許是值得慶賀的。

這些年，無論是出入文學創作的圈子還是出入文學批評的圈子，時不時地總有一種清冷的、空寂的孤獨感莫名地從心野浮起，並且由淡而濃。如此狀態，倒也不是我沒有朋友——我這樣一個對人性抱了寬容態度的人是不可能沒有朋友的，只是覺得自己對文學的領會、理解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那一套文學主張，未免太有點兒單腔獨調。面對那些陌生的目光，我覺得自己已是一個跟時代（時尚）嚴重脫節的落伍者。雖然在許多場合還是振振有辭地宣揚那些不合時宜的言論，但心中的虛弱感卻是抑制不住地搖撼著自己。越是聲調向高，就越是感到世界闊大無邊、聲音猶如被海綿吸盡一般地淒清。我企圖放棄自己的言說而進入那樣一種趨之若騖的話語，但總不能成功——不是我難以掌握那樣一個知識系統，而是內心不肯對這樣一種知識系統就範，加上性格上的原因（固執），盡管身在那樣一個強大的語言場域之中，但依然還是你是你我是我，一時無法加入那樣聲勢浩大、金壁輝煌的大合唱。為了避免這樣的尷尬，這些年我一般也就不參加那些以文學的名義而召開的國內國外的學術會議了。但在2005年的夏天，我遭遇了美國人哈羅德·布魯姆的《西方正典》，心中不禁感動不已。那個遠在天涯的美國人對文學的認知與解釋，甚至是在對觀念的敘述上，都與我如出一轍，而這個人是個學界宿將、文壇大腕。那些天，我逢人必談哈羅姆。從這個夏天開始，我的孤獨感大大地緩解了。

沒有想到，2006的秋天，我又與布魯克斯和華倫的《小說鑒賞》相遇。他們的出現，又使我感到了極大的欣慰。布羅姆、布魯克斯和華倫讓我知道，在這一片天空下，並不只是我一個人是那樣看待文學、解讀文學的。環顧四周，我覺得天地間雖然蒼茫四合，但天邊卻有熟悉而溫和的人聲。我再也不必去懷疑自己，只顧走下去就是了。我相信這遠方的聲音是實在的，是永恒的。

《小說鑒賞》將小說放置在文學而不是社會學的範疇中來加以分析——這樣一種分析實在已經久違了。它感興趣的問題是人物、敘述、結構、場景、情節、細節，在這裏，小說是被當成藝術品來加以鑒賞而不是當成社會學的一份材料被加以利用的。小說被看成是一種天然的、自足的形式。這種形式是小說特有的，是不可替代的。優秀的小說家，必須重視形式、處心積慮地在形式上顯示自己的智慧和對形式作出別出心裁的處理。通過對作品的細致入微的分析，該書將若干很容易被我們忽略而這一切又恰恰是小說成功的十分重要的元素展示給我們。它思考的問題看上去都似乎微不足道：這篇小說中為什麼會設計一個旁觀者？如果將這篇小說擴展成較長篇幅的小說，那麼在現有的這篇作品中被省略的神秘的中間部分可能是什麼？為什麼要通過萬卡寫信的方式訴說萬卡的苦難處境而不是直接由作者去敘述？這種別具一格的手法是否有利於小說情節的推進？這個人物為什麼會被安排在這一刻而不是那一刻出場？這段風景描寫對於氛圍的營造究竟有何意義？那女人為什麼在說這句話時是“突然發出一陣狂叫”而不是淚流滿面？為什麼用這麼多的筆墨去描摹那個人物的姿態？……

如此精微地解讀小說，這在近20年時間的中國文學批評中，幾乎已經絕跡。中國文學批評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好大喜功的時期。批評家不再安於批評家的角色，而一個個爭當起思想家來。沒有人再有耐心去關注布魯克斯和華倫的問題，話題一天天地大了起來，直到與天地相當甚至與宇宙相當。“深刻”二字猶如頭上懸劍，催迫著他們一路向前去追尋碩大話題。說是評論小說，而實際上是扯不上幾句，就早撇開作品撒開花兒往前奔突了。評論小說只是一個幌子，心機全在比試所謂的文化大題上。這裏沒有文學，沒有形式，沒有藝術，而只有與文學無關的社會的、政治的、倫理的、哲學、神話學的豪華理論。誰也不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會指認它是一篇小說？為什麼確認它是一篇好小說？結果是托爾斯泰、魯迅就只剩下了一個思想家的身影在高空中飄忽而文學家的身影則蕩然無存，殊不知這些人被認定為思想家是在他作為一個文學家的前提下而被認定的，這樣的思想家與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家有天壤之別，他們的思想是依附於文學而存在的。關於文學的評論和關於文學的會議，雄辯滔滔、一瀉千裏，談論的話題很少有文學本體的話題，而盡是政治、革命、現代性、全球化、三農、第三世界、殖民主義、獨裁之類的話題。這些批評家們在布羅姆的眼中，是“業余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還可加上一條：捕風捉影的巫術術士。

近二十年時間中，中國批評染上一個一時很難扳過來的毛病：戀思癖。一部作品來到世間，批評家們蜂擁而上，但角度只有一個：解讀它的思想或者是用思想加以解讀。何以評論？惟有思想。難道僅思想一維就能判斷作品高下了嗎？藝術呢？形式呢？姑且拋開形式不論，一部好的作品，其維度也不當是一項，還有審美之維、情感之維等等——難道這些維度其價值就一定比思想之維低嗎？就布羅姆所指認的“正典”來看，那些具有文學史意義的大師們之所以是大師就在於他們是將各種維度均衡地結合在一起的。

就我個人的創作經驗以及我對同行朋友們那裏感受到的是：一個小說家一旦確定基本的寫作意圖之後，糾纏於心的就是如何干好這件活。他們思量的、盤算的、運籌的恰恰是布魯克斯和華倫所關心的元素。他們會為一個人物何時出場而再三琢磨，會為一個詞的出人意料的安排而興奮不已，會為一個絕妙的細節的產生而快意非常，會為一種新型結構的浮出而欣喜若狂。在寫作的那些日子，案前、路上、榻上乃至廁上，心頭盤旋的都是這些問題，哪裏有什麼現代性、全球化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因為這一切是不必費心去思考的，他身處那個時代、那個語境，這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沈澱到的文字中去了。此時，他們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在寫一篇小說，在做一件藝術品。其情形猶如木匠做話，心裏總是想著怎麼樣將這件活做得好看，形狀、尺寸……，而一旦進入工作狀態，就只想著一件事：手藝——怎樣施展自己的手藝。

對於這樣的寫作事實，布魯克斯和華倫看到了。他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帶領我們這些閱讀小說的人進入小說家的寫作情景，去看小說家們的寫作心機，去看他們是怎樣“制作”一篇小說的。相對於那些不潛心剖析文本而只顧由著性子妄談那些大而無當之話題的宏文大章，我寧願去看布魯克斯和華倫的安靜的、細微的、深入的分析、提示與追問。我更相信他們關於小說的言論的真實性——他們是可信的、可靠的。他們引領我們走上了一條直接走向小說之門的通途，他們的閱讀方式在幫助我們這些閱讀者培養一種穩妥而良好的閱讀姿態。看著他們的文字，我們會深切地體會到一個詞：鑒賞。而當下的閱讀在那些“高屋建瓴”的批評的指引下，鑒賞已幾乎不覆存在，剩下的就只有雲山霧罩的闡釋。這樣一種閱讀實在是太糟糕了，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鑒賞——何等美好的情景與心境？透過這個詞我們去回望從前先人們的閱讀，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品評一件藝術品的優雅風采，我們甚至可以聽到他們的出神入化的點評。若干世紀以來，藝術品就是這樣被閱讀的，也正是這樣一種閱讀，使文學成為了文學。說《小說鑒賞》是新批評的產物，我感到有些奇怪，因為從前的文學批評就一直是這樣的思路，比如說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文心雕龍》、《滄浪詩話》、《詩品》等，再加上張竹坡、脂胭齋、金聖嘆等人的評點，所言所論，十有八九都是關於藝術與形式的。金聖嘆一句“絕妙好詞”，頓時使我們領悟了遣詞造句的奧妙與語言的魅力所在。而這樣的感嘆，是來自於鑒賞而不是闡釋。就這樣一句，無論是對作者而言還是對讀者而言，其作用與意義大概都不在一個關於文化的嚇人的大話題之下。重讀古代的批評，我們會知道，所謂新批評，只不過是重撿“老槍”，又耍出新招而已。

說布魯克斯和華倫只關心形式，這是不確切的，《小說鑒賞》同樣關心著小說的內容，但這樣的關心依然是在文學的範疇裏展開的。它告訴我們的是，小說是怎樣與人生的經驗糾纏在一起的、什麼樣的經驗對小說而言是有意義的什麼樣的經驗對小說而言是無價值的、小說為什麼要在意它的恒久作用而對偶然作用可以忽略不計，等等，等等。他們知道一個道理：如果只是到文學這裏索取思想，何不直接去閱讀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這裏，除了思想，還有其他種種維度。

《小說鑒賞》是美國大學的教材。中國的大學也應當有這樣的教材——當下的中國大學（誇誇其談、已經沒有正經的閱讀姿態的大學）更需要這樣的教材。而對於普通讀者而言，這樣的書，可能更有助於他們知道最理想也是最有效的閱讀方式，從而使他們更確切地理解小說直至抵達小說風景旖旎的腹地。

這本書當下語境中的再次出版，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