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叢談之二

摘要：由於民間故事與中國古代書面敘事文學之間有多種相似性，所以使中國敘事文化學借鑒西方主題學方法稱為可能；同時，由於民間故事與書面文學之間存在差異，主題學不能全面反映揭示和解讀中國民間故事和書面敘事文學，所以需要在借鑒主題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合理改造，使之適合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研究。

在“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基本原則下，還有一個必須明確的問題是二者的異同關系何在？

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理論母本來自西方主題學，這個從屬關系決定了二者天然的密切關系，因此二者必然具有相似相通點。但相似相通不等於完全等同，沒有翻新變異也就失去了中國敘事文化學存在的意義。

從同的角度看，中國敘事文化學與主題學之間的相關連接點主要表現在文體類型的相似以及由此派生的相似的可研究性。

主題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民間故事。“主題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部門，它集中在對個別主題、母題，尤其是神話（廣義）人物主題做追溯探原的工作，並對不同時代作家（包括無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個主題或母題來抒發積愫以及反映時代，做深入的探討。”

[1]5之所以民間故事需要“對不同時代作家（包括無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個主題或母題來抒發積愫以及反映時代，做深入的探討”，其主要原因在於作為民間文學主要樣式之一的民間故事具有形態上的不確定性。

眾所周知，民間故事是以口頭流傳的方式作為主要的傳播手段。“民間故事是由民眾自發方式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口頭敘事文學，其本來的或原初的形態是口頭文學”[2]12。在這樣的傳播方式下，“許多著名的故事類型，……常常以同一基本形態在多民族居住的廣大區域之內成為眾口傳誦的名篇，然而在枝節上又往往有所變異，染上不同的民族與地域色彩”

[2]11。

正是民間故事這種同一基本形態下又往往有所變異的特點，給主題學這種研究方法提供了研究基礎。對同一故事類型在不同時間和地域中所呈現的異同樣貌進行形態的掌握梳理和內在形成動因的理論解讀，成為主題學研究的基本框架模式。

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為主要體裁的書面敘事文學作品。在流傳方式和過程上，它與民間故事那種同一故事類型形態在不同時間空間傳播中有不同表現樣式的情況非常相似。具體有兩種表現方式：

第一，很多古代民間故事本身就是借助文字書面的記錄而保存流傳的。古代沒有錄音攝像技術，無法保存那些通過口頭流傳的民間故事，只能通過文字記載來保留傳承。從這個角度看，很多作為民間故事記錄的書面敘事文學作品，與民間故事具有水****融的一體關系。從小說的起源來看，原始形態小說的主要功能就是采風。班固在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小說家”所作小序中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3]1745《漢志》所錄小說盡管與現代小說相去甚遠，但對早期小說具有指導規定作用。魏晉以來的很多筆記小說，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采集民間傳說故事。像《搜神記》《夷堅志》《聊齋志異》等文言小說集中的很多故事，作者都交代故事的來源出處是民間某種傳說逸聞。幹寶《進搜神記表》說：“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4]3洪邁《夷堅志》很多故事都明確標明其出處為“敦立說”“張才甫說”說等等。《夷堅志·夷堅甲志》卷十五“犬嚙張三首”條下附註曰：“三事皆妻叔張宗一貫道說。”[5]130

既然如此，那麽古代民間故事在流傳過程中所呈現的那種反復出現和形態差異的規律也就必然在書面小說文獻中留下痕跡。比如著名的“韓憑夫婦”故事，最早收錄者為曹丕《列異傳》，兩晉時期幹寶《搜神記》和袁山松《郡國志》也有記載，唐代以後轉引或演繹這個故事的文獻就更多了，李亢《獨異志》、《嶺表錄異》、《韓朋賦》《寰宇記》《物類相感志》《天中記》《山堂肆考》，以及李白、李商隱的詩歌，庾吉甫的雜劇等均有記載。與之相關的文獻也有不少。可見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古代民間故事那種同一故事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的多種形態展示過程，往往是通過書面文體的敘事文學體裁來實現的。作為古代民間故事主要淵藪的古代小說，與民間故事同樣具有一個故事演變為多種形態的屬性。

第二，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作品中也有許多不是來自民間，而是來自文人獨創，或者是文人間的社會歷史逸聞。很多這類敘事文學作品和民間故事同樣具有同一故事類型有多種文本演繹且形態各異的狀況。以《西廂記》為例，除了唐代元稹《鶯鶯傳》小說，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元代王實甫《西廂記》雜劇這三部重頭戲之外，在宋金以來的說話藝術、講唱文藝，戲曲小說，以及大量詩文作品中，都有很多關於《西廂記》故事源流演變的文獻材料。這些作品共同構成《西廂記》故事類型的龐大陣營，而且作品之間的人物形象、情節結構，乃至主題思想，都有很大的變化差異。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作品中絕非鳳毛麟角。馮夢龍《三言》和淩濛初《二拍》的源流演變更能從廣度上來證明同一故事類型多種演繹形態的普遍性。這五種擬話本小說集共有近200篇小說，其中絕大部分作品系取材古代諸子史傳，筆記逸聞，話本院本，同時又有演繹發揮，並且對後代小說戲曲產生源流影響[1]。可見即便排除敘事文學作品中的民間故事部分，同一故事類型多種演繹形態的情況仍然非常普遍。

第三，在以上兩種情況的作用下，中國敘事文學作品同一故事類型多種演繹形態這一普遍現象還出現了民間故事與文人改編獨創兩種方式相互交融的情況。由於民間故事和文人創作的敘事作品同時具有同一故事類型多種演繹形態的特征，所以二者之間的相互交融就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很多民間故事一旦進入文本狀態，很快就引起文人的關註，產生出在與文人文學相互滲透中向前變化發展的走勢，如孟姜女故事的流傳。還有一些史傳傳聞也在民間產生巨大的傳說效應，出現民間傳說與文人搬演同步推進的狀況，如王昭君故事。

以上三種情況說明，同一故事類型多種演繹形態在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發展過程中是十分普遍的情況。那麽以這種產生流傳方式為研究對象的主題學，就不僅適用於民間故事，而且適用於整個中國古代敘事文學。這就是中國敘事文化學可以借鑒吸收主題學方法的主要根據。

從異的方面看，盡管中國古代書面敘事文學具有承載民間故事流傳的功能，但它畢竟不能與民間故事完全劃等號。所以，不能把西方研究民間故事的主題學完全生搬硬套用來研究中國古代敘事文學。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主題學的研究對象範圍是民間故事，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研究範圍是書面的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對象範圍的區別必然要帶來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差異。從方法上來看，民間故事的主要方法是采風和田野調查，文字記載只是采風和田野調查的留存形式。這種記載的重心是在故事的內容，至於記載的口吻，敘事的角度等表現形式因素，往往都受到陳述者和筆錄者的個人因素影響。而陳述者和筆錄者的記錄又與其生活環境有關。地域的廣闊和時間的流逝所造成的各種文化背景差異應該是民間故事出現因此形態差異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麽認為：造成民間故事同一故事類型多種演繹形態的情況往往不是故事陳述和筆錄者的自覺文學創造，而是因口頭傳承過程中由於傳送失真而形成的形態差異[2]。

與之相反，記載民間故事之外的書面敘事文學則多半是作家的創作，其中含有作家對於該故事以往內容吸收認同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他對此故事類型在情節結構、人物形象和主題立意等方面新的自覺開拓發揮。因此，書面敘事文學（特別是記錄民間故事之外的那些）中同一故事類型多種演繹形態的情況產生，主要是作家自覺的文學創作活動，而不是口頭傳承過程中的傳送失真。因此，對書面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的關註研究，應該有與民間故事不同的角度和眼光。

其二，主題學研究的文化根基是西方文化中心，無論是對於號稱“世界民間故事”的類型索引的編制，還是對於民間故事的文化解讀，都缺乏對中國民間故事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不能正確全面反映包括中國民間故事在內的整個中國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的真實面貌。有關這方面情況，筆者另有文詳說，茲不贅述[3]。

綜上可見，由於民間故事與中國古代書面敘事文學之間有多種相似性，所以使中國敘事文化學借鑒西方主題學方法稱為可能；同時，由於民間故事與書面文學之間存在差異，主題學不能全面反映揭示和解讀中國民間故事和書面敘事文學，所以需要在借鑒主題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合理改造，使之適合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研究。這就是中國敘事文化學與西方主題學研究方法之間的異同關系所在。

參考文獻：

[1]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論文集[M].台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

[2]劉守華．中國民間故事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班固．漢書·藝文志[M].中華書局縮印標點本1997

[4]幹寶撰、汪紹楹校註．搜神記[M].中華書局1979

[5]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M].中華書局1981

註釋：

[1]參見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2]記得某電視台做過這樣的節目：台上10個人用耳語方式傳送同一信息，最終請第一個人宣布的信息內容與第十個人聽到的信息內容相差巨大。說明口耳相傳的方式的確會使故事在流傳過程中發生形態的多種變化。

[3]參見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為什麽要“以中為體，以西為用”？——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叢談之一》，《天中學刊》2012年第四期。（愛思想網站2013-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