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叢談之一

摘要：本文在陳述中國敘事文學研究借鑒西方研究方法必要性的基礎上，對化用西方主題學方法形成的中國敘事文化學“以中為體，以西為用”原則的學術理念和文化意義進行了闡述分析。

作為一種受到西方學術影響的學術研究方法，以故事主題類型研究為核心研究任務的中國敘事文化學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中西體用的抉擇問題。

主題學和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之間是師生關系，但不是替代關系。後者是在借鑒西方主題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敘事文學文本現狀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綜合形成的。以故事主題類型作為敘事文學作品的研究對象，其意義不僅僅是研究範圍的擴大，更有其在轉換研究方法基礎之上創建中國敘事文化學這一新的學術增長點的作用。

世界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和學術在交流過程中都有一個移植生存的問題。其中死搬硬套、生吞活剝者往往失敗。不但五四時期全盤西化的主張基本夭折，八十年代學界西學大暢，新名詞狂轟濫炸的狂潮也大抵銷聲匿跡。見證八十年代之後學風逆轉大變之後，我陷入深深的沈思之中。我一方面同樣不滿於當時所謂新潮的浮躁，同時卻堅信那些西方學說的內容並非一無是處。如果能認真消化，那些西方學說應該能對我們傳統學術產生顛復式的影響作用。這也就是中西學術會通的需要。對此，陳文新先生認為：“中國古典小說領域的這種敘事文化學研究，有助於拓展中西會通之路。我曾經斷言，21世紀的學術主流必定是中西會通。”[1]24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見到台灣學者陳鵬翔主編的《主題學研究論文集》，並由此線索了解了關於海外主題學研究的基本狀況。讓我深受觸動並感覺把它用在中國敘事文學研究方面應該大有文章可做。最基本的理由是主題學研究對象民間故事和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在故事形態的多變性方面有著極大的相似性。

主題學比較關註的是俗文學故事中的題材類型和情節模式。最初主題學的研究比較側重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的演變。後來則逐漸擴大到友誼、時間、離別、自然、世外桃源和宿命觀念等神話題材以外的內容（參見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載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台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年版）。這種方法在被海內外中國學者接受後，逐漸被理解為這樣一種定義：“主題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部門，它集中在對個別主題、母題，尤其是神話（廣義）人物主題做追溯探原的工作，並對不同時代作家（包括無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個主題或母題來抒發積愫以及反映時代，做深入的探討。”[2]5按照這種方法角度來研究中國文學的論著雖然尚在起步階段，但已取得豐碩成果（諸如王立《中國文學主題學》、吳光正《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與母題》以及數量可觀的論文等）。但平心而論，這些研究從總體上看，仍然還是處在以中國文學的素材來證明迎合西方主題學的框架體系的西體中用的階段。作為中國化的主題學研究，有必要在借鑒西方主題學研究框架體系的基礎上，從中國文學的實際出發，建構中國化的主題學研究。

按照我的理解，主題學研究應該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所做對象的範圍進行調查摸底和合理分類，二是對各種類型的故事進行特定方法和角度的分析。這兩個方面西方主題學都為我們提供了堅實良好的基礎和實踐經驗，但也都有從西體過渡到中體的必要。

首先是研究對象的範圍問題。在這一方面，作為西方主題學研究的奠基之作，湯普森和阿爾奈的“AT分類法”不僅為世界民間故事的類型做了全面系統的總結歸納，而且還由此引導出大量的世界民間故事主題學個案研究成果。但對於中國文學的類似研究來說，無論是主題學方法本身，還是“AT分類法”，其局限和潛能都是顯而易見的。

“AT分類法”的範圍雖然是世界民間故事，但實際上主要範圍還是在歐洲和印度。作為東方文明重鎮的中國民間故事的內容在“AT分類法”中的反映非常有限。這一缺陷盡管在丁乃通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和艾伯華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二書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彌補[1]，但仍然還有很大的範圍空間有待開發。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的索引所用的分類體系還是西方人的“AT分類法”。這個體系作為西方民間故事的全面類型反映也許適宜，但很難說它能全面概括中國的民間故事乃至敘事文學作品。而且，作為美籍華人和德國人，他們所掌握的有關中國民間故事方面的材料是有限的。無論是書面材料，還是口頭流傳的民間故事，很多沒有在他們的類型索引中得到反映，此其一；其二，作為敘事文學作品，本來就有口頭和書面之分。有時二者的界限很難劃清，這一點在古代的民間故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因為時過境遷的原因，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古代民間故事主要還是以書面的方式存留。像《搜神記》、《夷堅志》諸書中就保留大量的民間傳說故事。也就是說，不但很多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作品中的民間故事沒有引起西方學者在主題學意義上的充分關註，而且這些文獻中的非民間文學作品就更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關註。這就給人們提出了兩個尖銳的學術課題：一是作為民間故事重要材料來源的書面文獻，是否需要盡量使其全備，以致達到“竭澤而漁”的程度？二是對於中國傳統的浩如煙海的敘事文學作品，是否應該給予主題學的關註？

這兩方面的問題促使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敘事文學的文本文獻。中國敘事文學主要包括古代小說、戲曲以及相關的史傳文學和敘事詩文作品。盡管從橫向的角度看，它們各自作為一種文體或單元作品的研究不乏深入，但從縱向的角度看，同一主題單元的故事，其在各種文體形態中的流傳演變情況的總體整合研究，似乎尚未形成規模。尤其重要的是，以文本文獻為主的中國敘事文學，在整體上還缺少從故事主題類型——主題學意義上進行的反映其主題學全貌的大型基礎工程。這就應該借助湯普森的“AT分類法”，整理編撰出《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也就是說，應該在體系上另起爐竈，變西學為體而為中學為體。另一方面，中國古代小說和戲曲的基礎工程建設近年來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在目錄學建設方面，出現了大量基礎性工程成果。但是，這些傳統意義上的目錄學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它們的目錄詞單元，都是以一部具體作品為單位。以具體作品為單位與以主題類型為單元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關註的焦點是一件文本自身，而後者關註的焦點則是不同文本中同一主題現象的分布流變狀況。很顯然，後者的研究目前在國內學術界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

二十多年前，以中學為體的以主題情節為單元的中國敘事文學主題類型索引的編制工作就有人做過嘗試。這就是台灣中國文化大學金榮華先生於1984年完成的《六朝志怪小說情節單元分類索引》。這部索引第一次以中國敘事文學的文本文獻（而不是民間俗文學）為情節主題類型編制的主要範圍對象，從而成為以中學為體的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編制工作嘗試性的開山之作。但作為篳路藍縷的草創工作，金氏的索引在範圍上僅限於六朝志怪小說，在分類上沿用中國傳統類書中以名詞為單元的角度，而不是“AT分類法”中以動作狀態為單元的角度。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的作用和價值。鑒於此，全面反映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基本狀況，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的編制工作也就勢在必行了。

其次是研究主題類型的方法和角度。既然在範圍對象方面以中為體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目標既不是母題情節類型，也不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是具體的單元故事，那麽隨之而來的就是方法和角度上的變化。按照西學為體的主題學研究方法，母題、主題這些情節事件的模式是研究的重點要點。這種方法和角度對於民間故事和敘事文學故事的一般性和共性研究是有效的。它可以集中關註研究同一類型故事的演變差異及作者們在抒發情愫和反映時代方面的共同特征。但如果用這種方法來面對處理單元故事，就會有一定局限。作為以中為體的中國敘事文化學所關註的單元故事，在解讀分析的時候會涉及很多具體情節發生變化的文化意蘊的挖掘分析。這顯然不是能用一種較為籠統和一般性、模式性的分析所能奏效的。作為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國，其敘事文學故事所蘊涵的文化意蘊非常深厚，絕非一般性的共性類型分析所能完全奏效的。

其實，中國式的主題學研究不僅有範例，而且時間久遠。1924年顧頡剛先生《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在時間上和德國人提出這一主題學方法的時間大致相同，但卻表現出明顯的中國特色。其中最為精彩之處就是他幾乎能把孟姜女故事每一次變化的痕跡都在所在時代的歷史文化土壤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對於最早出現孟姜女故事的《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所記載的杞梁妻拒絕齊侯郊外向其吊唁的故事，顧氏的解釋是周文化影響的禮法觀念使然。而對於《小戴禮記·檀弓》中新出現的杞梁妻迎柩路哭的情節，顧氏則從《淮南子》、《列子》諸書中找到戰國時期“齊人善唱哭調”的根據。這種以傳統的歷史考據學方法再結合西方實證主義的方法來作為解讀切入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的主要途徑，顯得十分清晰和明快，應當成為我們以中為體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範本和楷模。當然，這種範本和楷模的意義只能說是對於更大規模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研究的啟發和引導，呼喚作為一種學術範式和研究方法的學術研究全局性的到來。

此外，一種以民族文學藝術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活動，除了學術價值之外，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活動，具有文化學方面的作用。所以，除了學術視角的換代之外，以中為體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還有其中西文化對話的文化學意義。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言：“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構建，更進而在與西方主題學進行對話的基礎上，倡導以中國本土的敘事文學故事作為堅實的學術基礎和豐富的研究對象。這不僅僅是理論體系立足點的簡單位移，而是鮮明地體現出學術研究者的一種文化使命感，即在世界文化‘眾聲喧嘩’之中，努力唱響中華民族獨具風貌的樂曲。正是這種‘中國化’的特色，賦予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建構以獨特的學術意義與文化意義。”[3]22

參考文獻：

[1]陳文新．敘事文化學有助於拓展中西會通之路［ｊ］天中學刊．2012（３）

[2]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論文集[M].台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

[3]郭英德．構建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學理依據［ｊ］天中學刊．2012（３）

註釋：

[1]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中譯本1986年由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出版，2008年由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艾伯華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中譯本199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愛思想網站2013-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