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認為，20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範式基本上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後“全盤西化”文化價值觀作用下“西體中用”文化價值觀的產物。這一範式在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中表現尤為明顯。結合本人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本文認為應該用“中體西用”的文化價值觀重建中國體系的學術範式，結束“西體中用”一統天下的傳統學術範式。

最近幾年，我就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範式提出了一些對傳統研究領域另辟蹊徑的想法和實踐，取得了一點初步成效。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化，我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學術史意義有了新的思考。這就是，因20世紀以來“全盤西化”影響下的中國學術體系經過百年實踐，已經不斷暴露出各種問題和局限，需要用中學體系對其加以調整和改造。中國敘事文化學就是這種調整改造的嘗試之一。

一．

我在《木齋<古詩十九首>研究與古代敘事文學研究的更新思考》一文中說過：“從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一文和1913年他完成《宋元戲曲考》到今天，已經是百年歷程了。如果說這兩部論著是中國古代小說和戲曲從以往的評點式研究走向現代學術範式的轉折點的話[①]，那麽現在是否有理由提出這樣的問題：《紅樓夢評論》和《宋元戲曲考》所開創的所謂現代學術範式的基本內涵和主要特征是什麽？百年之後，這種範式是否已經凸現出某些不足或局限？這些不足和局限是否應該由新的學術視角來取代或補充？什麽是扮演這種取代或補充那些傳統範式的有效視角[②]？”從這個思路出發，我把我提出的敘事文化學置於取代補充20世紀以來以王國維、魯迅為代表的敘事文學研究範式的高度來認識。並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木齋先生關於《古詩十九首》研究的學術更新意義。

現在我對此問題的認識又有所深入，認為一百年前王國維、魯迅為代表的敘事文學研究範式的形成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影響整個中國學術界的一個縮影和局部結果，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歸宿。事實上，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的轉型起步都是在這個大幕下開始演出的。這個演出的核心特質就是全面把西方文化背景下學術的體系移入中國，像遍布全國的麥當勞分店那樣全面推行西方學術的體系格局。這就是西方文化盛行潮流在學術領域的應用。

從鴉片戰爭以來，隨著外國物質與精神文化的傳入，中國閉關鎖國局面的崩潰，中國在走向未來的過程中，對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的價值厘定和取用態度成為人們相當關註的話題。以辜鴻銘、梁簌銘為代表的全面復古思潮，以陳序經、張東蓀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思潮，以張之洞、戰國策派為代表的中西合璧思潮是當時文化價值論戰的主要派別。

就三派觀點的科學性和真理性而言，我以為難分伯仲。但現實的結果無疑是全盤西化派占了上風。這個結果與其說是中國人自覺理智的選擇，不如說是外力強大壓力之下的被動畏懼反應。除了堅船利炮之外，西方物質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對當時國人產生了強烈了沖擊和震撼[③]。不管是否願意，包括學術在內的西方文化各個方面很快風靡席卷中華大地。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律動的基本走向就是西方化——學術也忝列其中。

以哲學為例，哲學（philosophy）本是西方的名詞，在中國古代漢語詞匯中，找不出與其對應的詞。但近代以來人們卻一直使用這個詞來指代古代的哲人典籍。這是西學東漸以後受西方學術影響的結果。在大量西方哲學論著傳入中國之後，國人開始套用西方哲學史的體系框架來構建中國哲學史。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序言中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於是他按照西方的哲學概念，指出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史包括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的發展歷史，並且按照這個體系框架設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可見西方文化潮流下的學術演變之一隅。

文學史的情況也是如此。在中國人自己寫文學史之前，現存最早的幾部中國文學史都是外國人寫的。它們分別是：日本學者古城貞吉出版於1897年的《支那文學史》[④]，日本學者笹川種郎出版於1898年的《支那歷朝文學史》[⑤]，英國翟里斯1901年出版於倫敦的《中國文學史》和德國顧路柏1902年出版於萊比錫的《中國文學史》。中國人自己寫的中國文學史最早出版於1904年和1907年，分別是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史》和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這就是說，是外國人先為中國人設計好並垂以示範文學史這一學科領域的框架模式，然後中國人才照貓畫虎地進入生產程序中。王國維和魯迅所開啟的以小說戲曲為主體的中國敘事文學研究範式，也是在此大背景下生成的。

我在《故事主題類型研究與學術視角換代——關於構建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學術設想》一文中[⑥]，曾將王國維和魯迅開創的20世紀敘事文學研究範式要點總結為文學體裁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其主要依據就是他們的經典研究論著本身所產生的示範效應。王國維發表於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號稱是中國第一篇用西方學術理念和方法寫成的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論文。該文篇幅不長（總共不到15000字），但卻采用西方科學著作的結構方式，分為五章。在尼采、叔本華悲劇哲學的理論背景下，從人生悲劇問題轉入《紅樓夢》所體現的悲劇精神，環環相扣，鞭辟入里。該文一出，立成標桿，引領出20世紀以來的學術論文寫作潮流。與此相類，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完全采用西方學術著作的結構布局，以年代先後為順序，以文體產生演變發展為主線，第一次系統勾勒出中國古代戲曲小說的整體框架輪廓，並且規定了20世紀以來戲曲小說文體研究的格局範式。

從這個範式形成和內涵性質來看，它無疑是“全盤西化”文化背景對古代敘事文學研究領域的的左右的結果。那麽在經歷一個世紀之後，這種西方文化背景規定下的學術範式是不是永久恒定的定律，有沒有重新審視乃至更新換代的理由和必要？這些顯然應該是21世紀國際國內各方面形勢發生重大轉折變化後擺在中國學人面前的重要課題。

二．

20世紀上半頁中西文化價值論戰的結果，大體上以“全盤西化”占上風並導致文化和學術的全面西方化為終曲定格，並延續至今。回顧鴉片戰爭以來的文化論戰，復古思潮、全盤西化思潮、中西合璧思潮雖然各有道理，但無論是出於民族情感、還是學理邏輯，以“中體西用”為核心取向的中西合璧思潮最有理由勝出。但事與願違，與幾千年閉關鎖國政策和傳統大相徑庭的“全盤西化”思潮大勝。這個勝利與其說是思潮學理的勝利，不如說是炮艦和政局變化的作用。兩次中西合璧文化思潮不但思想合理，而且與中國社會利益需求密切相關。第一次是洋務運動。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理念，是典型的“中體西用”思想。但是甲午戰爭北洋艦隊的慘敗同時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也就意味著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的壽終正寢。第二次是戰國策派。四十年代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艱苦卓絕的時刻。戰國策派出於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動力，希望從中西文化的交匯上尋找振興中國文化的途徑。雷海宗不但力主“恢復戰國以上文武並重的文化”，而且還主張用尼采的意志哲學中的權力意志和英雄崇拜來淘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消極懦弱精神[⑦]。這些觀點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令人振聾發聵的作用。但由於抗戰結束後國內陷入內戰，1949年政權更叠後又再次陷入否定傳統的文化價值認定取向，戰國策派的中體西用主張也未脫夭折的命運。中體西用與中西合璧文化價值取向的失利必然導致學術領域向西方學術理念的靠攏和換血，用西方學術理念構築一個全新的學術體系。無論是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的開局，還是以王國維、魯迅為代表的中國敘事文學研究範式，都是當時中國這個大背景下的必然選擇和必然歸宿。

不難看出，這兩次中西合璧文化思潮本身沒有過錯，是生不逢時。造成它們夭折的原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近代以來國勢孱弱，飽受外侮的半殖民地慘狀。二是自五四運動以來全盤西化文化思潮作用下對傳統文化的否定和拋棄。

如果以上描述和分析能夠成立，那麽就有充足理由進行這樣的反思：當下中國國勢已經發生翻天復地的變化，西方列強瓜分中國，強權幹預中國內政文化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隨著這個形勢的變化，在文化價值判斷選擇上，中國傳統文化和國學熱東山再起。處在這個環境背景之下，學術界已經沒有理由抱住全盤西化背景下定制出來的學術範式永不思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