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當代西方學者借用可能世界理論來建立一種敘事語義學，但遠未窮盡可能世界理論的啟發價值。本文結合模態邏輯的可能世界思想和量子力學理論，動用跨學科的理論資源，嘗試提出可能世界敘事學的統一理論模型。這一模型由三個範疇組成：

（1）虛構性，描述現實世界與虛構世界之間的關系，主要論題有虛構世界的本體論、發生學、類型學；

（2）敘事性，描述敘事世界的內部結構及運動，主要論題有文本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構成與類型、人物私人世界的模態結構；

（3）經驗性，描述主體對敘事世界的建構與體驗方式，主要論題有敘事的模擬論詩學基礎、讀者的認知和情感體驗過程。

戴維·赫爾曼（David Herman）在《敘事學：敘事分析新視角》（1999）導言中將敘事學的驚人嬗變刻畫為從經典的結構主義階段走向後經典階段，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理論不過是後經典敘事學的一個分支。而在瑪爾格林（Uri Margolin）看來，敘事學由三個不同範式組成：經典結構主義或形式範式、可能世界或語義學範式、功能和語用範式，它們反過來又導向文本認知處理、影響、效果、接受的社會語境等問題。[1]可能世界敘事學以語義學作為理論取向，在敘事理論的版圖上，至少應與其它方法範式構成三足鼎立之勢。可能世界理論並非是像許多後經典版本那樣是以批評闡釋為中心。從共時的角度看，存在著兩種的敘事學，一是總體敘事學，描寫敘事的一般規律、結構特征或認知過程，二是類型敘事學，基於具體的文本和媒介類型或特定的闡釋學取向，生成的概念範疇是策略性和限制性的。可能世界敘事學應是一種總體敘事學。本文將首先述評文學理論中的可能世界方法，然後提出可能世界敘事學的一種理論模型。

自1970年代以來，哲學邏輯學的可能世界語義學陸續為文學理論所借用並改造，用以探討敘事虛構問題。多利策爾（Lubomír Doležel）關注文學虛構的本體論地位及其特征，提出虛構世界的模態範疇論。[2]艾柯（Umberto Eco）提出文學世界的層次模型，包括現實、文本、人物亞世界，聚焦閱讀過程中讀者與文本世界之間、敘事文本中人物的表征世界與文本現實世界之間的復雜互動。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討論文類理論，尤其是“幻想”作品。帕維爾（Thomas G. Pavel）從更廣泛的歷史視野來追蹤文化景觀中可能世界的邊界遷移及其本體論的分裂與融合。邁特爾（Doreen Maître）考察虛構世界的體驗並提出虛構類型學。瑞恩（Marie-Laure Ryan）結合符號學、人工智能、計算機技術等描述了作為敘事動力的故事語法、敘事虛擬世界的體驗模式、數字敘事的互動性等系列問題，並直接幹預了數字文本性中遊戲學（ludology）與敘事學的論爭，是敘事學可能世界方法的集大成者。在其著作《可能世界、人工智能、敘事理論》（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1991年，獲現代語言學會獎）出版後，赫爾曼如是評論：“此書之後，敘事理論將不可能再是原來的樣子。”[3]在赫爾曼和帕維爾等盛贊其跨學科綜合性的同時，也有學者表達了由衷的困惑與恐慌，稱瑞恩的理論是一場“蒯恩式的夢魘”、一種“偽科學的、蒙昧主義的批評理論”。[4]這種激烈的措辭反道出了可能世界敘事學的理論原創性。

模態邏輯的可能世界模型為敘事語義學提供了理論資源，使敘事學能夠重新關註起一度被遮蔽的虛構性（fictionality）問題，如虛構與現實的關系、話語類型的區分等。經典敘事學的語言學基礎並不能使它找到能對虛構與非虛構話語進行區分的文本特性，於是，虛構性問題被敘事性所遮蔽或者被整合進了敘事性。[5]瑞恩這樣對二者進行區分：“虛構是進入文本空間的一種旅行模式，而敘事則是在該空間範圍內的旅行。”[6]可能世界理論被認為是對虛構性問題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決方案。同時，可能世界理論作為一個參考框架，也用來描述故事世界的動態生成過程、一種迥然不同的故事語法，也為敘事性問題提出了一個替代性理論。此外，可能世界理論還能夠對敘事的認知過程和情感體驗進行分析與闡述。在相當程度上，可能世界思想不僅擴大了敘事學的理論視野而且增強了敘事學的解釋力。

敘事學召喚可能世界理論有其具體的學術與現實背景。首先，從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到後現代主義，以話語置換“現實”的泛文本主義立場遭遇了某種尷尬，如修正史學對大屠殺的否定。因此，文學理論家要求重新區分不同的話語類型和文類模態、區別性對待真實和指涉，區分本體論問題和純粹認識論問題，換言之，關注與虛構客體存在模式有關的問題，而不是它們的語言學模式或敘事表征問題。[7]這就是說，必須重返虛構性論題。可能世界方法打破了結構主義思想的文本封閉原則，將敘事虛構視為建構可能世界，強調了敘事積極創造現實的功能。可能世界方法既保留了文本理論又引入了歷史與認知維度。

其次，由於數字媒介技術的突飛猛進徹底改變了文本形態和經驗模式，迫切需要新的思路來審視敘事虛構及其接受問題。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宣稱我們已進入他所謂的超現實社會。對德勒茲（Gilles Deleuze）而言，虛擬世界（指記憶、夢幻等而不是技術意義上）同現實世界一樣真實的，但並非所有的虛擬都能成為現實。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論信念》更是提出實在具有想象的、真實的、象征的三種模態（即IRS三價元素）。他們同可能世界理論家劉易斯（David Lewis）一樣都闡述了現實的多元性問題，甚至可以說同量子力學的多重世界理論遙相呼應。可能世界模型不再預設現實世界的特權地位，而是把現實世界視為眾多可能世界中的一個。虛構世界不僅僅是對現實世界的表征，而是按照通達規則進行模擬的一個可能世界。如果說傳統敘事學模型是以真實話語交流情景為基礎，那麼可能世界理論預示著以模擬論詩學置換表征詩學，而且為以超文本為研究對象的數字敘事學奠定了基礎。

最後，當我們討論各種媒介、各種本體論層次的敘事時，需要一個共同的隱喻——“世界”——來幫助我們實現詹明信所謂的“代碼轉換”（transcoding）。[8]這樣，可以用同一個術語連接跨領域的概念範疇。通過可能世界術語，我們可以打通敘事理論研究的哲學、量子力學、計算機科學、認知科學等學科視角。可能世界的通俗定義是指世界可能的存在方式，是我們假設過去事態、預測未來事態、制訂行動方案的思維工具。同樣，從使用的角度，敘事被定義為通過模擬來預測和規劃我們未來的行動，這些模擬“有助於我們為世界中的行動做準備。我們能夠在模擬中行動並檢驗後果，然後才在現實世界中付諸行為。”[9]在敘事學裏，故事被刻畫為讀者在文本解碼過程中的一種心理建構，或者說是讀者所形成的關於故事世界的心理意象。這樣，世界、宇宙、敘事、故事在特定語境中可以作為同義詞使用。

對可能世界方法持否定態度的學者通常強調哲學可能世界與文學虛構世界之間的諸多不兼容性。譬如，可能世界的抽象假說性質與敘事虛構的本質（充滿意味的具體性）正好矛盾；可能世界是未實際化但可以現實化的世界，然而虛構世界按定義是不可能現實化的世界。其實，並非所有的哲學家都把可能世界看作抽象的集合論模型，一種類似數學或柏拉圖結構的東西。諾爾特（John E. Nolt）就從字面上來理解可能世界，世界就是宇宙，最有趣的地方是其時空流形，人們生活其中、時間流逝、事件展開。[10]在瑞恩看來，理論模型的跨學科挪用不能苛求源學科與目標學科之間完美一致，既然沒有關於可能世界概念的任何正統闡釋，那麼將此概念應用於文學想象世界就不一定是隱喻性歪曲，反而是對可能世界模型的潛在維護。[11]總的來說，敘事學對可能世界概念的使用，既是技術性的又是隱喻性的。一方面，敘事宇宙被描寫為可能世界的集合，虛構個體被描寫成各種屬性的集合，另一方面，虛構世界並非抽象的邏輯建構，而是能夠被現象感知的具體空間與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