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柱：“絲綢之路”的考古認知（4）

漢唐王朝是絲綢之路的開拓者，首先是西域地區“被”綢絲之路影響：天山廊道的古代農業經濟與史前時代後期內地農業的東漸密切相關；西域古代城址中方形的城址、屯田的遺跡與遺存、眾多漢唐烽燧遺址以及現存的坎兒井等等，都是絲綢之路影響西域。絲綢之路開通後，漢字成為西域的官方文字，以漢字為主的文獻典籍、漢字印章、高級服裝上的漢字、石碑上的漢字、貨幣上的漢字，這些發現說明漢文化的西傳。佛教雖然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但傳入中國後的佛教被漢化，被融入儒家文化的佛教連同道教、儒學，發展為三教合一的中華傳統宗教文化，使佛教的中心從南亞轉到東亞、中國。

此外，漢唐與中古時代以後，隨著沙漠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四周東西南北的域外文化大量傳入有著“和合文化”基因的廣袤中國。如東北亞的遣唐使、北宋開封城的猶太商人、宋元時代泉州的伊斯蘭商人、京杭大運河上的東南亞國家來華元首與使者、北京的古代景教寺院、元代來華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等，他們來到中國，認識與了解中國，促進了中外文化與經濟的交流，也啟迪了中國人了解世界的興趣。

總之，古代的四條絲綢之路中，沙漠絲綢之路最重要，因為這條絲綢之路關系到中國漢唐王朝盛世的國家安全和發展，關系到漢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實施，關系到古代世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註釋：

①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北周康業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6期；楊軍凱：《北周史君墓》，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編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②榮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槨所見之粟特商隊》，《文物》2005年第3期。

③《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

④《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賫黃金雜繒而還。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巳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⑤李水城：《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會的考古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24頁；張培善：《安陽殷墟婦好墓中玉器寶石的鑒定》，《考古》1982年第2期。

⑦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9頁。

⑧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70.

⑨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4期；石家莊地區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讚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省定縣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朝陽北塔考古勘察隊：《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第7期；黎瑤渤：《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南郊金勝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王克林：《北齊庫狄迴洛墓》，《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垯台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西晉王浚妻華芳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年第12期。

⑩《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西漢神爵三年(前59)“因使(鄭)吉並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韃，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裏，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

(11)黃文弼：《塔裏木盆地考古記》，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9頁。

(12)劉慶柱、白雲翔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870頁。

(13)孟凡人：《樓蘭新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第60—83頁。

(14)林梅村：《樓蘭國始都考》，《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9—289頁。

(15)林梅村：《敦煌寫本鋼和泰藏卷所述帕德克城考》，《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頁。

(16)孟凡人：《樓蘭新史》，第36—59頁；林梅村：《絲綢之路散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90頁。

(17)孟凡人：《樓蘭新史》，第101—114頁。

(18)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韓翔：《焉耆國都、焉耆都督府治所與焉耆鎮城——博格達沁古城調查》，《文物》1982年第4期；黃文弼：《塔裏木盆地考古記》，第7頁；孟凡人：《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鎮城的方位》，《新疆考古與史地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19)薛宗正：《務塗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20)戴良佐：《東疆古碑巡禮》，《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21)《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上)記載：“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者。”《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上)又載：西漢神爵三年(前59)“因使(鄭)吉並護北道，故號日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韃，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裏，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22)《史記》卷二十九。

(23)《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下)：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僥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濮陽西水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25)湖北省博物館編：《隨縣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26)《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27)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

(28)洛陽博物館黃明蘭：《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6期。

(29)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淺井頭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第5期。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隊：《洛陽西漢壁畫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

(31)洛陽博物館徐治亞：《洛陽金谷園新莽時期壁畫墓》，《文物資料叢刊》第9輯，1985年。

(32)羅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

(33)《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