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開創性地提出了“公共領域”的概念。他認為：

歷史地看，公共領域經歷了三種形態，即：古代古希臘城邦公共領域、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公共領域、現代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在他的理論框架中，無論是古希臘城邦公共領域還是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代表型公共領域，本質上都不是作為一個質疑、討論甚至批判的空間存在，因此名不副實。

隨著早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市民階級的興起，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商會、俱樂部、咖啡館，人們在其中交換信息和意見，討論公共事務；印刷業的發達使報紙、雜志、書籍也越來越多，信息傳遞、意見交換更快更廣。商人、市民、作家、藝術家、哲學家、思想家、醫生、律師、記者、編輯漸漸成為熱議社會問題、公共事務的主體。在此風影響下，甚至貴族的沙龍也成為討論公共事務的場所。這就是哈氏所說的第三種形態，也是全新的公共領域，承載了質疑、批判的空間。正是在這些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公共空間中進行的有意無意的公開自由的討論、互相辯駁中，逐步瓦解了中世紀封建貴族統治的合法性基礎。這種公共空間，是一種政治性公共空間，也是思想、文化得以枝繁葉茂的基礎。

正是巴黎這種自發形成的沙龍和隨現代化而生的雜志、報告會等“非正式制度”，形成了特殊的空間，造就了巴黎“文化之都”的地位。在法國，“外省”如想獲得文化成功，非得經過“巴黎”的認可；在世界各地，獲得文化成功當然不必要巴黎的認可，然而一旦獲得巴黎認可，幾乎就獲得了世界性“文化認可”的簽證。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之都的作用。而只有在寬松的環境中，才能形成這種文化力量；要想打造“文化之都”，最重要的其實不是資金，而是創造適宜“文化”生存的土壤。

“致命的孤芳自賞”

“巴黎，它不僅屬於法蘭西，它還屬於全世界；大家可以不去倫敦，不去維也納、柏林，不去聖彼得堡，甚至也可以不去羅馬，但是無論是誰，不管他是什麽出身，也不管他是什麽國籍，他卻不能不去巴黎”，“巴黎是世界的神經中樞，正如雅典原先是希臘的思想靈魂一樣”，“在巴黎，法蘭西的心臟在跳動，她的神經在激蕩，她的天才在發光。巴黎永遠是首創精神，是向前發展的尊嚴之故鄉，是才智的中心和發源地，是想像力的火山”，這是普羅夏松對當年巴黎文化人心態的概括。

然而，從19世紀末，巴黎作為“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就開始受到歐洲其他城市的挑戰，漸失昔日輝煌。其中政治、經濟、社會、國際等方方面面，原因多多，但從文化方面說，一個重要原因卻是它的固步自封。用普羅夏松的話說，就是“致命的孤芳自賞”，所以他以此作為《巴黎1900——歷史文化散論》開篇第一章的標題。科學技術的進步，交通、通訊手段的飛速發展，加速了文化交流的國際化，至少在歐洲，各國文化精英間的交流越來越密切。這種交流，必然促進了其他地方文化的發展。

在這種文化挑戰中，德國柏林迅速崛起，力圖與巴黎一爭高下，最具象征性的，是巴黎的“瓦格納之爭”。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德國音樂家瓦格納的作品在巴黎突然走紅，巴黎的某些文化人和音樂家對瓦格納推崇備至，許多歌劇院紛紛上演他的歌劇，甚至還創辦了一份專門評介、推崇瓦格納的刊物《瓦格納評論》。但瓦格納是德國人，法國在十年前的普法戰爭中大敗於普魯士，因此“瓦格納熱”又引起強烈爭論、反對，甚至與“愛國”、“賣國”聯系起來。在上演瓦格納的歌劇時，曾經發生過兩三次意外事件。音樂評論家、瓦格納的愛好者路易·德·富爾科基曾經參加過1870年普法戰爭，結果他當場受到攻擊，被指控不愛國，有人提醒他作為當年的老戰士要註意自己的立場。瓦格納進入巴黎，被許多人憤怒地認為是德國人的“勝利”。

關於瓦格納的爭論，其實是關於德國文化對法國影響的爭論。1902年，著名的《法蘭西信使》雜志發起了一個關於德國影響的調查，共分哲學和文學、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軍事技術、美術、音樂、德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等七個方面。僅就音樂方面的結果來看，被調查者共同的看法是德國音樂曾經輝煌了一個時期，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現在已成強弩之末，德國音樂的衰退足以使法國的音樂家自由而自信地用音樂表達自己的情感。但是，被認為“沒有文化素養的人”喜歡瓦格納的卻越來越多，有批評家這樣寫道：“瓦格納的作品是時髦的，也就是說，他現在已不受歡迎了，也不再得到人們的理解了，時髦者的讚揚是一個作品沒落的最明確的信號。”

德國文化對法國影響的爭論，再一步說明其實是公眾對外國文化對法國文化影響的爭論。巴黎人最引以驕傲的文學，也難逃這種爭論。與高雅的歌劇、交響樂、戲劇想比，欣賞、熱愛文學的普羅大眾要多得多，法國，尤其是巴黎，眾多小說家確有傲視群倫的資格。本雅明曾這樣概括19世紀的巴黎：“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巴黎那樣，同書本聯系得那麽緊密……這座城市沒有一座紀念性建築與文學傑作沒有關系”，“這座城市已不可磨滅地寫進文學作品之中，因為它被一種精神所激發，這種精神同書本有血緣關系”。所以，俄國文學在19世紀下半葉異軍突起，被大量引進、翻譯成法文時，也引起了文學界、文化界關於文學、文化如何保持“民族特性”的爭論。

保持“民族性”的理論，可指向方方面面，一位著名的劇作家公開說，對法國演出莎士比亞的作品不感興趣；幾位享譽歐洲的其他國家演員來巴黎演出，巴黎演藝界一直保持高高在上的審查者的姿態。一位評論家如此寫道：“巴黎是一個各種比賽的聚集地，也就是說，所有各種天才的產品，都要到這裏來展現，並在這裏爭取得到認可。”巴黎人相信：“巴黎的觀眾永遠都是最偉大的裁判員。”

但普羅夏松的研究表明，正在此時“我們發現居高臨下的巴黎意識和它的自信心正在某些方面搖擺不定”。不僅戲劇演出方面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文化是一種軟實力，只有繁榮的文化才具有影響力。文化繁榮當然不能沒有一定的經濟、金錢基礎，但是僅有經濟發展、資金支持遠遠不夠。文化更需要寬容的氛圍——對本土文化內生創造、創新的寬容，對外來文化的寬容。在嚴格的管制、管理下，視本土文化的創造、創新為異端，視外來文化為對本土文化的汙染和破壞，投入的金錢再多，文化也不可能繁榮。（愛思想網站 2013-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