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這種殊榮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上半葉。“巴黎”已經成為一種象征、一種符號，文化、文學、思想、藝術、時尚、奢華、高雅、骯臟、流浪、墮落、頹廢、前衛、造反、革命……種種不同元素都在此“熔於一爐”。然而，從20世紀初起，巴黎的“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又開始一點點喪失，現在雖仍燦爛，但已無昔日幾乎是“獨此一家”的輝煌。法國歷史學家克裏斯多夫·普羅夏松在《巴黎1900——歷史文化散論》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中，勾勒出了這種由高而低的“文化地圖”。

寬容與場域的形成

很久以來，巴黎以其特殊的方法，巧妙地在這片狹小的空間中長時間匯集了大量精英，因此成為歐洲甚至在某種程度也是世界的“文化之都”，形成一個得天獨厚的“文化場”，吸引法國的“外省青年”和世界各地“有志之土”為實現自己的抱負、理想來此奮鬥。有的成功，有的失敗，無論個人的成功和失敗，但卻形成了巴黎“見怪不怪”，兼容並包的傳統。同樣重要的是，巴黎的管理者似乎深諳“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對這種“巴漂”（恕我仿下“北漂”）越來越寬容，並不動輒清理；而且，管理者從政策、資金方面扶持自己讚同的文化，但對自己並不喜愛的某些文化現象也並不壓制。這種文化機制和傳統，造就了“文化之都”。正如克裏斯多夫·普羅夏松所說：“從這個意義上說，巴黎是一個理想的觀測場所。只須幾個平方公裏的空間，這個首都便可集中各種奇異現象，因為它有能力把這些東西組織起來。”

眾所周知，在巴黎文化中，“沙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初，是沙龍自發地把“這些東西”組織起來。沙龍各種各樣、形形色色，有的偏重文學，有的偏重藝術，有的偏重音樂、有的偏重政治，還有的則以“綜合性”聞名。沙龍一個重要的功能是加強各種社會關系，一方面激活彼此的競爭，但又鞏固彼此的聯系，能否進入某個沙龍並被認可，甚至是能否成功的關鍵。當時有四個沙龍最為出名，以至曾有法蘭西學院每一位侯選院士都必須經過其中一家沙龍“培訓”才能入選的說法。雖然沙龍不乏虛榮，名沙龍的主人、重要成員更會有一種強烈的優越感，但各種信息、思想在這個重要平台的傳遞、交流、碰撞，激發出了各種各樣的靈感和新思想。

到19世紀末，巴黎還產生了由沙龍演變而來的一種新的社交形式，“晚餐會”開始大量出現。“晚餐會”成員比沙龍更加精英，主要是成就卓然的演員、作家、政界人物，還有科技界和經濟界的頭面人物，成員非常固定，議題也更加專門，因此也更加封閉，更難進入，據說進入這樣一個圈子比進入法蘭西學院還要困難。法蘭西大劇院董事儒爾·克拉爾迪當屬文藝精英，對上流社會了如指掌，在1871年就努力進入並感到自己可能會被“晚餐會”接納，但只到1881年，經過十年後才跨入“晚餐會”門檻。比較著名的有“大仲馬的晚餐會”、“文人晚餐會”、“評論界晚餐會”、“憾事萬千晚餐會”等。其中“畢克西奧晚餐會”成員極少，屬於“精英中的精英”，主要議題是科學與藝術，不同議題由不同人主持。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畢克西奧晚餐會”卻起了重要作用，因為有名位高權重的將軍是晚餐會成員，經常透露軍界、政界有關重要消息。德雷福斯事件的許多信息自此流出、傳播，知識界不少有關判斷、觀點和決定在此做出。

不過，到了19世紀末，沙龍的作用開始淡化，此時的巴黎是一個“雜志的時代取代了昔日的沙龍天下”，大量創刊的各種同仁雜志雖然生生滅滅、“長壽”者不多，但正是這些越辦越多的雜志成為19世紀末巴黎的文化基礎。一些著名的畫廊、名人家庭、學校、咖啡館等因雜志而成為固定的文化場所，因為一些雜志創刊時名聲不大，要利用這些公眾場所開會，擴大影響。雜志形成的文化網絡比沙龍、晚餐會龐大覆雜得多，更多的“文化人”通過雜志加入到自己的文化圈中，這又反過來加強了文化網絡。雜志比沙龍更公開，所以各種雜志的生存更需要一個寬松的文化環境，而許多雜志的存在又使文化環境一點點寬松，這種良性循環更增強了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和輻射力。在一定意義上說，某處雜志的多少及其生存環境的寬嚴，是此處文化是否繁榮的標志。

從19世紀末開始，對“文化”形成的另一個重要機制是各種報告會、各種講座，甚至達到“狂熱”的程度。報告會和講座已遠不限於教育界、學術界，學術報告會與通俗報告會的界限也不再嚴格。報告會受到大眾的熱烈歡迎，不少報告會竟在最著名的大劇院舉行，許多劇院每月固定舉行數場報告會，有些小劇場甚至靠此營利。一些著名學者也從大學的階梯教室來到劇場進行講座，某些名家的報告會要提前報名才能參加。此後，巴黎的報告會便數不勝數。雜志、報告會和講座打破了沙龍、晚餐會的封閉性，使巴黎的文化場域和文化資本更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