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寬容的史學精神

我們即便從中國古代的歷史書寫中，也還是能看到這樣一種寬容精神的一些特征。不談各種野史筆記，即便是作為傳統正史的二十四史，司馬遷作為勝利者的漢朝的“太史公”，但同時個人又是政治上一個“失敗者”的“刑余之人”，他所寫的《史記》還是非常客觀和公允的，比如他對項羽的“悲劇式英雄”的描寫，對一些劉姓皇帝皇室劣跡的揭露和諷喻，以及在《史記》中所給予的從伯夷叔齊，到孔子、到陳勝吳廣這樣一些政治上並不成功者的較高地位，都可以看到他對許多僅僅從權力的觀點看的“失敗者”所體現的一種同情的理解和大度的精神。

這也許和漢代文網不密和他自己的道家思想都有關系，加上他的個人史學才華，遂使《史記》成為中國正史中一部最富有才情和獨創性，同時也最富有兼容並包精神的開山之作。

到了二十四史的最後一部《明史》，這是由作為勝利者的清朝官修，集體撰寫，在體例和史料上應當說更為嚴謹，更為考究，但文網也已加密，觀點相當正統，然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某種對失敗的前朝人物的相對客觀公允的敘述和評價。

還有一種旁觀者撰寫的歷史。甚至從長遠來說，最好的、最真實的歷史可能還是旁觀者、也是比較客觀者撰寫的歷史。有些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必須是隔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看得比較清楚。而這時的歷史書寫者已不再是利益的當事人，不再容易受偏見的糾纏。有些善果或惡果也在較長的時間里才能比較充分地顯示出來。

失敗者也應寫史

不過我們這里還是要著重講失敗者自己書寫自己歷史的意義。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失敗者，有些失敗者其實可能正是思想和道德上的先行者，實踐某些後來大行其道的理念的先驅者，只是因為太超前或時運不濟而失敗;還有些成功和失敗者在思想和道德上可能是“半斤八兩”，只是在實力或武力的角逐中有些成功，有些失敗;但的確也還有不少不僅在政治上失利，也在道德上失德的失敗者。

第一種失敗者自然應當盡力書寫自己的歷史。而且，只要他們能夠書寫和傳播自己的歷史，他們實際上就不會完全失敗，甚至成為最後的勝利者，而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的“書寫”(廣義的歷史“書寫”也包括口傳、授徒講學等等)，他們的“書寫”給他們帶來了最後的勝利。

孔子周遊列國失敗後盡全力整理歷史經典，撰寫《春秋》，對春秋時代的成功和失敗者有自己的道德褒貶，而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也就因此留傳下來了，他不能“為當世法”，卻可以“為後世法”。如果這些失敗者完全不去“書寫”，他們也許就真的完全失敗了。

而即便是上述最後一種政治和道德上都堪稱失敗的人們，我覺得也應當讓，甚至鼓勵他們自己撰寫自己的歷史，如此不僅可以留下大量的史料，也還是可以讓我們看到一些不易看到的歷史側面。

而且，失敗且失德者也不就是始終如此，一生如此，他們也可能曾成功過，也做過一些好事。比如被認為要對“文革”“負責”的四人幫、林彪集團中的不少重要人物，近年來就都寫了自己的回憶錄或其他形式的文字資料，從而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研究史料，而且也的確讓我們看到了一些少有人知的歷史場景，這就使我們對那一段歷史的理解更加豐滿了，更加接近真實了。

有些失敗者撰寫的文字中自然還是會有掩飾或者美化，或者含有陳舊的偏見——但這種現象不僅在失敗者那里存在，在勝利者那里也同樣存在，而一些失敗者反而更有可能吐露真情，他們已經沒有什麽要失去的了，有時在失敗之後也更有可能體會和看清人世間的真相。所以，即便他們的回憶錄中有一些曲筆，但我們應當相信，這對於有史識的人們是不難鑒別的，尤其不難為眾多求真求實的史學同人在一種各自分工而又互相協作和補充的努力中清楚地鑒別。

而且，公正的歷史評價恰恰是要通過分析、梳理和比較各種各樣的史料，包括各種有偏見和謬誤的史料來形成。追尋歷史的真實最怕的是完全沒有史料，將檔案盡行封鎖;次之是只有“一家之言”、充斥片面褒貶的史料;而有各種各樣見解和觀點的豐富史料，恰恰可以為形成比較客觀公允的歷史研究和評價開辟道路。

而給我們對一個新時代來臨的相信，還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像上述這些政治失敗者的書寫，在共和國的前二十多年里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只要一個人被打倒，他就幾乎是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在一堆“惡名”之下完全沈淪，再也不可能發聲。而今天他們都有可能紛紛出書，研究歷史者也都不難得到。我們期待有更多的開放，也一定會有更多的開放。當今要走向現代繁榮富強的中國是不可能自外於平等自由的世界潮流的，歷史學也必然要和其他思想學術一樣走向一個比較客觀公允、通情達理的方向。

而我們還要注意近數十年高科技的飛躍發展給這種思想學術的開放所提供的前人難以想象的便利條件。在傳統社會以至於霍布斯鮑姆所稱的20世紀“極端的年代”，要保留、傳遞、出版文稿、甚至寫作都很困難，但今天不同了。

發明了印刷術的傳統中國的文化，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已算是比較先進，一般的寫作也有相當大的空間，但政治歷史的寫作還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過去刻版印書，也需要頗大的財力，且容易鬧出動靜，據說宋遺民鄭思肖寫出自己的《心史》之後，只能以鐵函沈入井中，在四百年之後的明末才被發現。而明遺民王夫之，雖然也還是能夠隱居寫出自己的大量作品，但也只是到了近兩百年之後的晚清，才由曾國藩兄弟所設的金陵書局大規模地刻印其遺書。

但是，在當今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可以廉價和容易地利用各種方式來進行寫作，且很容易在網絡上收集到各種歷史典籍和資料，並將自己的作品分多處保存於各種介質如優盤、硬盤乃至雲端。一個小小的芯片，就可以儲存無數的資料、文件和書稿;而一次輕輕的點擊，也可以將大量書稿、照片、攝像等資料輕易地傳遞出去。

歷史已不可能只有某一方的聲音。欲求成功的治理者越來越需要借助一種兼收廣納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實現自己的理念，他們需要有廣闊的胸襟，作出一種開明的姿態，直到真的變得開明。

當然，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都還是會有治理領域的成功與失敗，得意和失意。甚至我們也不敢擔保人類自此之後就不會有歷史的逆轉和倒退。但是，從目前的情況我們至少可以判斷說：一個失敗者也完全可以參與來書寫自己歷史的新時代已經來臨。（愛思想網站 2015-0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