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啟蒙與公民教育

 儒家文化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歷史時期，並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是不爭的事實。近代以來，受洋務運動的影響，終於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其實質就是文化啟蒙和國民教育。

 一百多年前，德國前首相俾斯麥預言;將來在東方，中國與日本將有戰爭，而且中國會失敗。遺憾的是，這一預言在甲午中日戰爭中被證實了。

 俾斯麥並非神靈，只不過他發現了一個問題：中國和日本都在西方入侵之後被迫開放門戶，向西方派出留學生，派出官員去西方考察學習。但是兩者有一個本質的區別。中國留學生和官員，在“中學為本，西學為用”，“以夷制夷”的實用主義影響下，關心的是槍炮軍艦怎麽造，多少錢可以買到，礦業怎麽開發，無線電怎麽使用等等。總之學習的主要內容是技術層面的，物質層面的。至於產生這一技術的社會文化並不關心。從晚清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之後，中國面對西方的科學技術，從來沒有追問，中國為什麽沒有產生?日本留學生和官員則不同，除了學習這些技術之外，尤其關心西方的思想文化，社會制度，包括宗教文化等等。日本人不但學習科學技術，還要學習產生這一科學技術的思想文化。俾斯麥發現這一區別，由此推斷將來中日會走上不同的道路，導致不同的結果。

 晚清時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夷制夷”等主張，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提出，有其救急的實用性。但是，這一主張是將西方文化工具化，這種實用主義的變法原則，將西方的科學技術僅僅當作實用的工具，拒不接受產生科學技術的文化土壤和社會機制。這一主張主宰中國變法上百年。沒有國民的思想文化啟蒙過程，國民教育的缺失，造成中國上百年的對外開放在技術與文化之間糾結矛盾，進退失據。無論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對西方的文化都采取了虛無主義的態度。

 相反的例子是日本。福田俞吉主張日本脫亞入歐，隨之而來的全盤西化政策的文化啟蒙運動，借鑒西方的政治體制，經過上百年的努力，使日本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這是基本的事實。只要不是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就得承認這一事實。

 兩千多年來，儒家文化並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相反中國封建社會越來越腐朽沒落，這是基本的事實。近代以來，中國無論是晚清的變法，還是今天的改革，最大的障礙就是文化的束縛。

 如果了解一點西方的文化進步歷程，不難發現，帶來了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進步的是文化的啟蒙，是人的解放。

 公元1483～公元1546年，馬丁·路德發動了一場宗教改革運動，結束了羅馬天主教會對於西歐的封建神權統治。馬丁·路德的宗教學說為新興資產階級提供了革命的思想武器。

 目前學術界有定論的宗教改革實質有：人人在上帝與《聖經》面前都是平等的;信仰的唯一依據是《聖經》，反映了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要求自由、平等的願望和反封建的思想;人的合理的欲望理應得到承認，世俗權利高於教權，並最終支配教權，等等。

宗教改革的結果是導致了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的核心價值是人文主義精神。文藝復興實質上也是宗教內容的文化運動，認為神的核心是提出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主張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現實生活中的幸福，倡導個性解放，反對愚昧迷信的神學思想，認為人是現實生活的創造者和主人。

 從宗教改革到文藝復興，其思想文化的變革又導致了資本主義革命，以及工業革命。這是一條清晰的變革之路。不難看出文化的啟蒙決定了健康的發展。

 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英國爆發，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開辟了道路。歐洲大陸的主要封建國家也陸續進行改革，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客觀上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摧毀了封建專制統治，為資產階級掌權開辟了道路。在英屬北美殖民地，建立了新興的美國。

 反觀中國卻走了相反的道路。清朝晚期的變法和洋務運動進行到一定階段時，就將中國的文化啟蒙的急迫性提出來。“打倒孔家店”就是這種訴求。但是遺憾的是，這一發展之路中斷了。

 改革之後的八十年代，被認為是啟蒙的十年。物質基礎還相對薄弱的時候，就進行了十年的文化啟蒙，提出許多今天看來十分有意義的變革方略。但是這種文化的啟蒙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一次中斷。在發展是硬道理的誘惑之下，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基本徹底丟棄，只剩下西學為用的實用主義哲學。幾十年來物質生產取得不菲的成果。目前中國的生產總值已經成為世界不可小覷的一部分，物質財富增長的速度令人稱奇。但是，歷史的欠賬終究要還的，目前文化的短板日益顯現出來。

 經過幾十年的運動，傳統文化被批倒批臭，早被踏上一萬只腳永世不得翻身。尤其是經過文革，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學說的文化基本喪失;西方文化歷來被視為妖孽和洪水猛獸，屬於境外敵對勢力的一部分，從來都是口誅筆伐，被拒斥門外。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幾十年之後，中國人的信仰，文化價值觀幾乎呈現出赤條條的裸體狀態。目前中國人拿著錢，耀武揚威，招搖過市，在世界面前裸奔，還自以為是，不知羞恥的行為大行其道。更談不上民主素養，公民素質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民族主義復古運動自然而然卷土重來。可是，這一復古運動不是文化的啟蒙運動，是文化自閉癥的又一次發作而已。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抵擋西方文化的進入。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夷制夷”依然大行其道。依然只關心的科學技術的應用，只關心物質層面的利益，對產生這一技術的成果的社會文化視若洪水猛獸，拒之門外。不但如此，當物質財富有一定的基礎之後，“以夷制夷”的思維模式使國人依然以敵對的意識看待世界，看待西方文化，將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進步想敵對。從義和團到紅衛兵，如出一轍。事實上，目前中學的體早已面目全非，西學的用更是走了樣的。這種以世界為敵的文化意識，怎麽能夠使中國融入世界中去呢?歷史重演不是簡單的重復，其實質確是相同的。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化啟蒙的欠賬使目前的中國人幾乎只信奉叢林法則。不但以這樣的價值觀看待世界，不是你消滅我，就是我消滅你;而且這樣的價值觀看待同胞，不是你淘汰我，就是我淘汰你。看看目前中國人的所作所為，不是質勝文的問題，是干脆沒有文，野有余而史不足，距孔子說的君子實在遠得很。說目前中國人到了最缺德的時候，並非危言聳聽。在這種國民素質之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幾乎就是在沙漠上造高樓大廈，沒有基礎，談何建造。

 文化啟蒙和公民教育，不能再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也不能人為地將兩種文化相對立。文化復古代替不了文化啟蒙。將中國文化，或者主流意識臆想中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對立，是改革最大的危險與隱患。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愛思想網站 2015-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