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二戰以來西方少有的一個政治年，先後發生了被很多人視為“黑天鵝”的重大政治變化，英國脫歐、意大利憲政改革公投失敗、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等。人們把這些視為是“黑天鵝”，因為這些表示著不好的預兆。很明顯，對西方來說，這個政治年其實還沒有結束，2017會繼續發生類似甚至更壞的政治變化。

 特朗普和美國現存體制的對立已經公開化，從前是美國兩黨之間互相否決，現在已經演變成特朗普和整個舊體制之間的互相否決。這種情況不知道何時能夠結束，美國政治何時能夠穩定下來。歐洲的情況同樣令人擔憂。英國已經正式進入脫歐程序，相信這不會是一個順利和平穩的過程。法國極右國民陣線力量繼續上升，而德國的右派選擇黨也不甘示弱。

 實際上，歐洲的右派趨於結成區域聯合陣線，甚至國際聯盟。如果法國國民陣線贏得選舉，歐盟就岌岌可危了。不管怎樣，西方各國內部政治力量的對立已經公開化，政治鬥爭（而不是政治合作）成為了西方的“新常態”。

 2017是中國的政治年

西方的變化已經也必然繼續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構成巨大的沖擊。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到今天還沒有恢復過來。如今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開始盛行，已經很糟糕的世界經濟形勢勢必進一步惡化。

 在地緣政治方面，特朗普想通過改善美國和俄羅斯關系來緩解局勢，包括雙邊關系及美俄在中東和歐洲問題上的分歧，但看來事情並不簡單。無論是特朗普本人還是其所任命的官員，與俄羅斯之間的關系幾乎在動搖著特朗普的合法性基礎。這個趨勢也不會在很短時間裏明朗起來，美俄關系、歐俄關系、中東問題會繼續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地緣政治的這種局面又會對世界經濟造成極具負面的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世界把眼光轉向中國，並且唯獨是中國。這並不難理解。當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時，澳大利亞立刻希望中國能夠加入TPP談判。其實，各國都明白，一個沒有中國的TPP本來就沒有多少意義；但現在一個美國退出、中國又沒有加入的TPP，就完全失去了其意義。歐盟面臨英國脫離和美國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希望能夠提前和中國討論經貿關系，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中尋找穩定經濟的要素。

 如果從要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來衡量，2017年必然也是中國的政治年。3月“兩會”（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年會）馬上就要召開、5月“一帶一路”國際會議、9月廈門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有這些都是世界所關切的。

 實際上，今天中國內政外交的任何動向，都會牽動全球的關切，關切中國已經成為各國關切自身利益的必需。當然，在關切中國和關切美國及歐洲問題上，世界有不一般的心情，中國的政治年不是西方的政治年；當人們對西方失望的時候，對中國抱有更多的希望。

 在國際層面，今天的全球化需要領頭羊和領導者。當美國和西方不再能夠扮演領頭羊角色時，世界自然想到了中國。盡管還有崛起中的其他新興經濟體，但除了中國，其他新興經濟體不僅經濟體量仍然很小，對世界經濟很難有足夠的影響力，而且很多新興經濟體內部發展動力不足，制度的脆弱性隨時體現出來。

 更為重要的是，全球化作為世界公共品，需要由大國來提供。盡管各國都可以從全球化獲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並不是任何國家都有動力或能力來維持全球化。中小國家更多的是選擇“搭便車”。美國沒有能力了，中國呢？

 誰來提供全球公共品？

近來西方越來越關注世界會不會陷入所謂的“金德爾柏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這並非沒有道理。二戰後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思想構建者、後來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金德爾柏格認為，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原因，是全球公共品的缺失。盡管美國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國家，但美國未能接替英國扮演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角色，導致全球經濟體系陷入衰退、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很顯然，今天再次出現這個憂慮，表明今天世界所面臨的嚴峻局勢。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為世界經濟穩定和增長提供著最大的貢獻份額。盡管近年來經濟下行，但因為中國經濟基數龐大，其貢獻仍然最大。人們也相信，只要中國維持在官方所規劃的經濟增長水平，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只會增長，而不會減少。

 再者，世界也發現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話語方面的進步和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選擇了和世界經濟接軌，但現在中國開始具備動力和能力，來維持和改善世界經濟秩序。從去年中國主辦杭州二十國集團峰會，到今年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沃斯論壇的演講，中國越來越接近西方進步力量所秉持的傳統自由貿易話語。中國似乎向世界傳達出了一個積極的信息：當自由貿易這面旗幟美國西方扛不下去的時候，中國會接著扛。

 中國所提出的世界和區域經濟的“中國方案”令人們更感興趣。近年來，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和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盡管少數國家對中國抱有懷疑，但更多國家積極參與中國的倡議，因為它們看到中國的舉動並非“另起爐竈”，建立自己的體系，而是積極配合現存的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必需的和相應的補充。或者說，中國所做的是在強化現行國際經濟體系。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也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對待地緣政治的態度和方法。盡管去年因為南中國海風波，中國被西方和亞洲一些國家塑造成一個擴張性帝國，但世界逐漸發現中國實際上對西式地緣政治並不感興趣。盡管中國在保護其國家核心利益方面會不惜一切，但中國並沒有任何企圖向外擴張。今天中國周邊國家可能要比美國周邊國家、俄羅斯周邊國家更感覺到安全。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應對很沈著。中國和菲律賓的關系變化，可能是西方所沒有想到的。其實道理很簡單，中國對沖突並不懼怕，但沖突更可能是兩敗俱傷，而合作則是共贏的。

 在不長的時間裏，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關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柬埔寨、老撾、緬甸等國家，已經把西式地緣政治擱置一邊，回歸亞洲式經濟合作。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也開始在這些國家產生積極的結果，至少在經濟領域。

 中國關注內部治理

世界也注意到中國掌控由外來力量促成的地緣政治危機的能力。例如，無論在其競選期間還是正式就任總統以來，特朗普對中國簡直可以說是“大放厥詞”，表現在貿易、南中國海、台灣等方面。不過，中國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情緒，而是靜觀其變，小心翼翼地避免著人們一直所擔心的“修昔底德陷阱”。

 不過，世界最為關切的還是中國的內部發展。民粹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無論人們怎麽稱呼，在西方的崛起，是因為西方內部的發展出了很大的問題。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那麽，中國的內政又是如何呢？中國的內政支撐得了其外部的角色嗎？這是世界的關切。

 來自中國的信息是正面的。人們發現中國的領導層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少數幾個最強有效的。西方的問題在於內部治理問題，而內部治理問題的核心在於一個有效政府。西方的困難在於形成不了一個有效政府，精英之間沒有共識，黨派之間互相否決，造成今天體制內外對峙的局面。

 盡管中國政治體系仍然處於變化過程，但中國具有一個穩定有效的領導核心層，有利於政治穩定。同樣，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也需要這樣一個核心領導層來推動。人們很快體會到習近平近來要“擼其袖子加油干”的言論背後的意義。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中國領導層要把國家的社會經濟提升到一個新高度的前兆。

 盡管西方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衰中國經濟，但中國仍然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發展。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也不可避免，但問題在於中國的經濟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不難發現，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場的作用，避免了經濟的激烈波動，以緩慢平穩的方式下行，這有效保證了內部的穩定。

 應當指出的是，盡管經濟下行，中國在所有大國經濟中，增長仍然很高，而且因為其龐大的基數，中國繼續為國際經濟增長貢獻很大的份額。

 中國決心消化全球化負面後果

 中國為世界提供的更為積極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負面後果的決心和能力。全球化為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但財富在各個社會群體中的分配極端不公平，造成社會的巨大分化。西方政府無能為力，任由民粹主義崛起和擴大。中國在全球化造成的弊端方面不能置身事外。

 這些年來，因為全球化，中國內部的收入差異也在擴大，社會也變得非常分化。不過，中國領導層並不認為所有問題都是全球化所致，也反對因為這些問題而去阻止全球化；相反，中國直面問題，努力解決這些問題。近年來，中國政府發動前所未有的扶貧運動，要在今後數年內，每年幫助高達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脫離貧困。世界感覺到，這樣的事情可能只能在中國發生。

 中國要建設的“全面小康社會”，被人們解讀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社會”。為此，中國要在十三五規劃期間，每年實現6.5%的增長率，人均國民所得從目前的8000多美元提升到1萬2000美元，達至低端發達國家水平。精明的國際商界當然知道這對於他們的真實意義，他們從來沒有忘記計算，他們如何從中國的發展獲得更大的利益。原因很簡單，即使到那個時候，中國的總體水平仍然較西方發達國家低，但中國的中產階層的絕對數字，會超越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當中國成為一個內需導向社會時，意味著中國不會像過去那樣依賴西方；相反，屆時的西方需要依靠中國來發展和增長。

 這些正是世界關切中國的巨大動力。世界預見了一個不一樣的大國的崛起，並對這個大國抱有高度的期待。對中國來說，世界給了自己巨大的責任和壓力，但也給自己一個歷史的機遇和機會。道理也很簡單。當西方世界出現治理危機，而失去圍堵中國的能力時，當全球化出現問題而需要有大國提供全球公共品時，中國就有了機會去加快自己的和平崛起。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來源：聯合早報（愛思想網站 2017-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