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說——請注意，這一點很重要——只是人們七點半時知道的案情。當然，隨著時針的轉動，人們了解到的案情越來越多。八點鐘的時候，人們得知帕普金沒有死。不過肺部受了重傷。到八點半的時候，又得知他不是被打中肺部，但子彈打穿了他胸骨下方的凹進處。

九點正又得知帕普金的心窩安然無恙，但子彈打中了他的右耳並把它整個兒給打飛了。最後得知他的耳朵沒有真的被打掉，也就是說，子彈沒有一點不剩地刮掉他的耳朵，但擦傷了他的頭部，把他給震懵了，假如子彈再往左偏那麽一兩英寸，那它就打中他的腦髓了。當然，從公眾的興趣來說，這已和被槍殺沒什麽區別了。

的確，到九點鐘的時候，人們在街上已看到帕普金本人。他頭上斜紮著一條大大的繃帶，在指點著劫匪的去向。再說銀行看守員吉里斯，到八點時也弄清楚了，他也沒有死。據說他的腦袋被打穿了，至於傷勢是否嚴重純粹只是猜測。事實上，到十點鐘的時候，人們得知劫匪的第二顆子彈只在看守員的頭上擦了一下，據目前掌握的情況看，他的腦袋和案發之前沒什麽區別。在此我得補充一句，原先關於血跡，沼澤和警犬的傳聞是不確鑿的。那紅色的汙跡有可能是血跡，但是當那些斑斑點點延伸到奈特利肉鋪的地窖時，好像又變成糖漿了。不過對此仍有爭議，有人說很可能劫匪非常狡猾，在血跡上倒了糖漿。

另外人們也想起來了，瑪麗波莎根本就沒有警犬，盡管其他種類的狗應有盡有。

因此，你瞧，到十點鐘的時候，整個案件便變成了一樁無法偵破的迷案，而且從此以後將永遠是懸案一樁了。

並不是說證據不足。除了帕普金本人的案情陳述，還有吉里斯的陳述，另外還有晚上聽見槍聲並看見那個劫匪（有人說是一幫劫匪）跑過街道（有人說是走過去的）的所有人的陳述。顯而易見，劫匪在銷聲匿跡之前跑遍了瑪麗波莎半數以上的街道。

但帕普金和吉里斯的陳述已足以說明問題。帕普金說他聽見銀行里有響動，便及時趕到了地下室，剛好發現劫匪蹲伏在過道里，那家夥個頭很大，樣子很兇，穿著一件厚重的外套。吉里斯的說法與此吻合，他也是在同一時刻聽到了聲音，只不過他開頭把劫匪描繪成了一個又矮又瘦的家夥（不過，即使是在黑暗中，他樣子也夠兇惡的），穿著一件短夾克，但後來經過仔細回想，吉里斯意識到他開頭把罪犯的個頭給弄錯了，他說罪犯的個頭可能比帕普金說的還要大。吉里斯朝歹徒開了槍，帕普金先生恰好也是在同一時間開的槍。

除了上述情況，剩下的全是謎團了，根本沒法看清，沒法猜透。

十一點的時候，城里的偵探在銀行的頭頭的邀請下來到了鎮上。

我真希望在那兩個偵探在瑪麗波莎東奔西走的時候，你能見見他們的派頭——他們儀表堂堂，神情嚴肅，誰都猜不透他們的心思。看樣子他們好像憑本能不動聲色就把整個鎮子摸透了。他們一聲不響地去了史密斯旅館，好像事先根本沒打算上那兒去似的。他們站在吧台旁邊。留心聽人們的片言只語——你知道偵探們是怎樣干活兒的，偶爾他們會允許旁邊的一兩個人——或許是他們的同黨——給他們買一杯喝的，從他們喝的神情你可以看出他們仍然沒有停止捕捉各種可能的線索。一旦發現有哪怕是一丁點兒線索，無論是在史密斯旅館，還是在瑪麗波莎飯店，或是在大陸旅館，他們都會風馳電掣般地追過去。

看一看他們那一天在鎮子上下走動的情景——一言不發，作風嚴肅，冷靜沈著——你就會感到他們那奇怪而危險的職業有多了不起了。他們整天都在鎮上偵察，但外表卻一點不動聲色，讓你根本意識不到他們是在履行其職責。他們一起在史密斯旅館的餐廳里吃了晚飯，總共在那兒耗了一個半小時，為的是不讓其他人嗅出他們的動機來。然後，當其他客人已走得差不多了的時候，他們又在酒吧後面向史密斯先生打探情況，以免受其他人干擾。史密斯先生好像馬上就和他們熱乎上了。他們與他個頭一樣，或相差無幾。再說，旅館老板和偵探之間素來是趣味相投的，他們都具有同一種高深莫測的緘默，而且都對公眾的弱點了如指掌卻心照不宣。

再說，史密斯先生對偵探們大有用處。“夥計們，”他說，“我不太好太露骨地問深更半夜都有些什麽人還沒歸家，在這個鎮子上那是行不通的。”

當那兩個偉大的高手最終乘五點三十的火車回城的時候，很難說他們那神氣十足、難以猜透的神色後面是否翻騰著一個線索的漩渦。

但是，假如那兩個偵探算得上英雄的話，那麽帕普金算什麽呢？請想象一下，帕普金頭上紮著繃帶，站在銀行門口，正在談論著半夜劫案，臉上帶著只有英雄才配有的故意做出來的謙遜。

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當過英雄，除了純粹的歡樂，世界上再也沒有可與當英雄相比的了。像帕普金這麽個人，他從來都認為自己一無是處，這下子卻突然變成了英雄，成了可以和拿破侖·波拿巴，約翰·梅納德和輕騎兵突擊隊員相提並論的人物——噢，那感覺真是太棒了。現在，帕普金成了一名勇士，他自己清楚這一點而且因此獲得了英雄所有的謙遜本色。事實上，我相信有人聽見他說，他只不過是盡了一點自己的職責，他所做的事情別的人也會做的。然而當有人說“沒錯，是那麽回事兒”的時候，帕普金投去默默的一瞥，這是受到傷害的英雄的默默的目光，其痛苦程度無法用語言形容。

要是帕普金知道整個下午城里的報紙都在報道說他已以身殉職，他或許會感到更大的滿足。

那天下午，瑪麗波莎法庭進行了開庭審訊——開庭的目的是對已死的劫匪進行調查——盡管他們還沒找到屍體——看著他們讓證人們排成一排，對他們反覆進行盤問，真是太有意思了。到庭的有瑪麗波莎一流的刑事律師尼文斯等，還有以佩帕萊法官為首的諸位法官大人，他們在對各位證人的盤問中所顯示出來的機敏與狡黠，令你從內心里驚訝不已。

他們首先傳訊的是銀行經理亨利·穆林斯，讓他在證人席上呆了一個半小時。那激動人心的場面使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全場鴉雀無聲，假使有一根大頭針跌落到地上，你都能聽得一清二楚。首先是尼文斯開始盤問。

“你叫什麽名字？”他說。

“亨利·奧古斯托斯·穆林斯。”

“干什麽的？”

“匯兌銀行經理。”

“什麽時候出生？”

“1869年12月30日。”

然後，尼文斯站在那兒一聲不吭地看著穆林斯。你可以看出來，在接著問下一個問題之前，他正在深深地思考。

“你在哪兒上的學？”

穆林斯回答得很爽快：“家鄉的中學。”尼文斯又想了一會兒，然後問道：

“那所學校有多少個男生？”

“大約六十個。”

“有多少教師？”

“大約三個。”

此後尼文斯停頓了好長一陣子，好像正在琢磨和消化那些證詞似的，但最後他終於又想到了一點，他問道：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不在銀行大樓。你上哪兒去了？”

“在湖上打野鴨。”

穆林斯此言一出，全場一片騷動，你要是能看看當時的激動場面多好啊。法官在椅子上往前一傾，迫不及待地問道：

“打著了嗎，哈里？”

“那還用說，”穆林斯說，“打了大約六只。”

“你在哪兒找到它們的？什麽？在河那邊長野稻子的沼澤地里？不會吧！你是在它們歇著的時候還是飛的時候打到的？”

所有這些問題像連珠炮似的從法官席上轟向證人。事實上，人們從法庭上得知這個季節的第一批野鴨已在奧莎威匹河的沼澤出現，正是由於這一緣故，法庭的審訊在下午還沒過完四分之一的時候就草草收場了。法庭里的人一走完，穆林斯、喬治·達夫和一半左右的證人便都扛著獵槍打野鴨去了。

我恐怕得立即交代一下：瑪麗波莎銀行的搶劫案始終沒有真相大白，水落石出。有關方面逮捕了一些人——主要是流浪漢和形跡可疑者——但始終沒有證據證明這些人搶了銀行。在密西納巴縣的另一端，離瑪麗波莎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個人被捕了。他不僅長得和人們對劫犯的描述完全相像，而且還有一條木假腿。在瑪麗波莎這類地方，一條腿的流浪漢總是會招來懷疑的，無論何時發生搶劫案或兇殺案，首先被抓起來充數的便是他們。

從來沒有人知道銀行里到底丟了多少錢。有人說丟了一萬，有人說不止這個數。銀行方面——無疑是出於維護聲譽考慮——則聲稱劫匪枉費了心機，金庫里的錢分文未丟。

但所有這一切對帕普金先生的走運來說都無關緊要。好運氣和壞運氣一樣，從來都不是稀稀落落降臨到一個人頭上的。在那神奇的一天，喜事接二連三地落到了帕普金頭上。上午，他成了英雄。在法庭的聽證會上，佩帕萊法官當眾對他說他的英勇舉動完全可以載入德肯色區開拓者編年史，而且法官還請他上家里去吃晚飯。下午五點，他收到銀行總部的電報，電報說他的年薪已提高到一千元，於是他不僅是一個英雄，而且還成了一個有資格結婚的人。下午六點，他開始出發去法官家里，他已下定了決心，鼓足了勇氣，決心邁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他已打定主意。

他準備做一件大事兒，這種事兒以前即使有人干過也是很少的。他要向讚娜·佩帕萊求婚。在瑪麗波莎，這一步是很少有人敢於問津的。愛的歷程通常都是按部就班，從打網球到跳舞到滑雪順其自然向前發展的，最後純粹是由於環境使然兩顆心才順理成章地達到默契合一的境界。直截了當地求婚讓人覺得太自命不凡，太不自然了，只有書本里的人們才會那樣做。

但帕普金卻覺得，普通人不敢去做的事情，英雄是有資格去試試的。他會向讚娜求婚，而且還不止這樣，他還準備以大丈夫氣概直言不諱地告訴她他很有錢並且勇敢地承擔其後果。

他果然說到做到。

那天晚上在遊廊里，在弗吉尼亞爬山虎所遮掩的吊床邊，他提出了求婚。當時實在是太走運了，法官剛好去了書房，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佩帕萊夫人也進屋去了，正在做針線活的房里；而且仆人也不在，連那條狗也被拴住了，實在太巧了，太叫人稱心了——老實說，自從開天辟地以來，老天爺還從沒為哪個凡人安排過如此巧妙的求婚環境哩。

至於讚娜說了些什麽——除了“好吧”以外——我就不知道了。我確信，當帕普金把他很有錢的真相告訴她的時候，她勇敢地挺住了，拿出了像她讚娜這麽好的姑娘應有的表現，而在說到鉆石之類的時候，她說為了他她願意配戴。

他倆正在談著這些事情，以及其他的事情——他們可談的東西多著哩——突然，奧內達大街傳來一陣你從未聽到過的轟隆聲和喧鬧聲，一輛富麗堂皇至極的高級大轎車在法官府門前戛然停住了——一年僅掙三千元微薄薪水的法官的門前，有史以來還從沒停過這麽高級的轎車哩。轎車剛停穩，一個興高采烈的男人就從車里鉆了出來，他穿著一件長長的海豹皮大衣——不是由於它華貴才穿它，完全是為了抵禦秋夜的寒氣。你當然清楚，來客便是帕普金的父親。他在城里從晚報上讀到了他兒子殉職的消息，就匆匆驅車趕來了。司機說，他們只開了兩小時又十五分鐘，他們後面還有一列專用列車，上面坐滿了偵探和應急人員，不過老帕普金在半途得知彼得還活著，就打電報去把專用列車取消了。

有那麽一會兒，老帕普金的目光停留在小帕普金身上。假如你事先不知道他來自沿海省份的話，你很可能會設想他眼中噙滿了淚水，而且接下來會把兒子緊緊地抱在懷里哩。不過即便他當時沒有擁抱彼得，過了一會兒以後他的確擁抱了讚娜，以沿海省份的人擁抱漂亮女孩的那種父親般慈愛的方式擁抱了她。最叫人吃驚的是老帕普金好像對一切都了如指掌，根本不用對他作任何解釋。

佩帕萊法官一見到老帕普金，就握住他的手拼了命地搖，我想簡直要把他的手搖斷了。當你聽到他們互相以“奈德”和“菲利普”相稱的時候，你感到他們又返回了學生時代，正在城里那所古老的法律學校一起上學哩。

假如帕普金認為他父親在瑪麗波莎不會受到歡迎的話，那只說明他無知。老帕普金坐在法官家的遊廊里，用玉米穗軸做的煙鬥津津有味地抽煙，好像他有生以來從未聽說過哈瓦那雪茄似的。在他那個秋天在瑪麗波莎度過的三天時間里，他在傑夫·索普的理發店和艾略特的藥店出出進進，在湖邊的沼澤地里打野鴨，每個晚上都玩以一百根火柴當一分錢的撲克牌遊戲，好像他有生以來從沒過過其他生活似的。一直到催促他回去的電報足以塞滿一提包的時候，他才依依不舍地離去。

帕普金和讚娜在合適的時間結了婚，搬到山腳邊的鎮子新區的一座小屋里住去了，時至今日你也許還能在那兒找到他們哩。

隨便什麽時候，你都會看見帕普金在一塊小小的草地上修整迷人的小草，身上和以前一樣穿著一件色彩鮮艷的運動衫。

但假如你走上前去和他說話，或是和他一起走進那座迷人的小屋去，請千萬把你的聲音壓低一些——盡管它像音樂一般悅耳——因為屋里睡著一個迷人的小寶寶，小寶寶的美夢是誰都不能去驚攪的，哪怕一點點都不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