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鴻:建構小康社會的電影文化(中)

中國電影新力量的確已經成為中國電影的重要現象。一批新電影人儼然成為了中國電影的主角,使得那些曾經在中國電影發展過程中光彩照人的人物,不得不成為這個舞台上的配角。在新力量的群體中,不僅有70 後的寧浩、陸川、徐崢、趙薇、薛曉路、丁晟,而且有了80 後的董成鵬、韓延等。韓寒、郭敬明、肖央等等則分別是從文學、網絡等其他領域進入電影的“外來者”。新生代演化為了新力量。不僅僅代表新力量的導演們大多為70 年代後期之後出生,而且一大批電影的編劇、演員,甚至策劃人、宣發人、技術人員都是年輕人。像李檣、束煥、俞白眉等編劇,白百何、黃渤、王寶強、鄧超等演員,構成了一個青年電影人的活力方陣。

 如果說年輕還只能說明他們是新生代的話,那麽票房的成功則使他們真正成為新力量。徐崢導演的《人在囧途之泰囧》《港囧》屢破市場紀錄,打造了中國電影票房奇跡,超越了所有老一代電影人的市場成績;《夏洛特煩惱》《西遊記之大聖歸來》《煎餅俠》《滾蛋吧!腫瘤君》《戰狼》《小時代》《後會無期》《心花路放》《分手大師》《北京遇上西雅圖》《致我們終究逝去的青春》..一大串新生代導演完成的影片,都成為了當年國產電影票房的領頭羊。通過市場、通過觀眾的選擇,確立了新生代成為新力量的歷史地位。雖然對這股電影新力量,人們還毀譽參半,但是它登上歷史舞台,成為國產電影的市場主力,正面抗衡來自好萊塢電影氣勢洶洶的挑戰,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二、新力量之運

 第六代、第七代、新生代這樣的詞匯使用了三十年,許多年輕的中國電影人都努力試圖改變中國電影的格局,但很長時期中國電影仍然是以第五代為主體的電影人所主持的世界。1997 年之後幾年中,幾乎每年國產電影的票房冠軍都是馮小剛導演的賀歲片;從2002 年的《英雄》開始,中國電影票房的前列也基本是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以及香港老一代導演徐克、吳宇森、成龍等人的專有位置。出生於20世紀50 年代甚至更早的電影人在對中國電影做出巨大貢獻的時候,人們也在擔憂中國電影的後繼無人。張楊、王小帥、婁燁、管虎、賈樟柯等第六代電影人雖然不時推出一些特色鮮明的藝術與電影,但也許因為在過去漫長的十多年長期創作“邊緣電影”而被定位,難以舉起中國電影市場的大纛。只有姜文等個別導演,偶爾證明著自己在中國電影市場化的滾滾洪流中占有著一席之地。而更年輕的導演,從推出《瘋狂的石頭》的寧浩到經常引發爭議的陸川,似乎更多的是以一種黑馬身份出現在影壇上。所以,人們用“新生代”來指代這群正在破繭欲出的年輕電影人,直到2013—2015 年,年輕的新電影人以“群體”的形象崛起,甚至遮住了老一代和前一代電影人的光彩,人們才真正意識到:中國電影改朝換代了,中國電影新生代已然成為了新勢力。

 應該說,“新力量”的應運而生不是偶然的,至少有三大因素促成了這種轉變的發生。

第一,新觀眾催生了電影新力量。最近三五年,觀眾規模的擴大和觀眾結構的改變對中國電影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電影市場從中心城市、大城市擴展到了二三線,甚至四五線城市。這種半徑的擴大,從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十多年來,由當時的主流電影消費人群城市白領所主導的電影趣味。這一方面是因為互聯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給予了更多普通人表達文化權力的機會,這些機會又因為市場的力量而奪取了過去文化精英手中的話語掌控權;另一方面也因為電影市場最近幾年向中小城市普及,帶來整體觀眾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年齡層次、性別結構、社會地位等各方面相比過去集中在大城市白領階層的不同變化,更多的非大城市觀眾具有更大的市場決定權。在如今社會轉型、經濟調整、城鎮一體化過程中,電影文化出現了向下沈澱、向草根靠近的趨勢,更加自覺地成為小城青年某種生活情緒的宣泄和調整渠道。大量新出現的電影觀眾在市場上的比例和話語權得到了放大。這些新觀眾在過去幾十年由於很少有機會接觸到大銀幕電影,而他們的趣味更多的是被電視以及後來逐漸普及的互聯網所影響,以至於互聯網IP 電影,甚至綜藝電影都可能獲得巨大的票房市場。IP 熱和《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等綜藝電影的出現和熱映,都證明了新興觀眾與電視和互聯網更加密切的聯系。如果僅僅從票房反映來看,可以說是那些具備互聯網氣質的“軟電影”大行其道。宏大題材、尖銳主題,甚至硬派動作類型似乎都被邊緣化了。喜劇、輕喜劇、浪漫故事相比那些大導演的大制作得到了觀眾更多認可。《心花路放》《分手大師》《後會無期》《匆匆那年》《小時代3》《老男孩之猛龍過江》等,雖然大多為中低成本制作,主創人員也比較年輕,但這些作品都創造了數億甚至近十億元的電影票房,甚至超過不少分賬發行的好萊塢大片。這些作品在價值觀上更草根性、更平民化,表現的都是城市里普通人的愛情遭遇、人生困境,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對社會、對精英、對文化的疏離態度容易得到普通青年觀眾認同;同時,這些作品在藝術風格上更自然、更接地氣,直面現實尷尬,不故弄玄虛,不過多去設計敘事覆雜性和視聽語言的奇觀性,有時甚至顯得過於平鋪直敘,制作簡單得近似於電視劇,但是它們卻因為與生活的“接近性”、台詞的生活化、場景的現實感更容易讓觀眾獲得“軟”性共鳴。當下中國電影文化這種濃厚的“草根化”傾向,甚至有人用一個不雅詞匯“屌絲化”來形容。觀眾群的下沈,導致審美趣味的下沈,在促進電影更加娛樂化、通俗化、大眾化的同時,也催生了適應這種變化的新的電影人和新的電影的出現,而那些被城市白領所主導的電影人在這種新現象面前,幾乎表現出普遍的困惑和不解。新的電影觀眾創造了新的電影勢力。

 第二,新媒介造就了電影新力量。從1994 年開始,互聯網逐漸在中國普及。經過二十年的發展,與計算機一起長大的一代人開始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主力消費人群,也就是所謂的“網生代”登場了。互聯網思維在市場推動下,快速進入電影領域。近年來異軍突起的樂視影業,其CEO 張昭便明確提出,中國電影“新”十年需要“新觀念”引領產業升級。“新十年”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在於以互聯網使用者為主體的電影消費者的需求。也就是說,過去中國電影市場是三千萬電影院觀眾的需求做主;“新十年”,市場升級為五億網民的需求做主。以這個新需求為驅動,“新十年”,中國電影產業需要新產業平台、新創作態度、新產/ 消關系、新營銷模式。(3)的確,互聯網這種相比傳統媒介更加平等、更加草根、更加自由、更加缺乏過濾和把關機制的文化為電影新力量帶來了完全不同的質素。正如麥克盧漢所說,“媒介即信息”,互聯網媒介決定了新的電影信息形態、質素和風格的出現。於是,“互聯網企業全面進入電影行業,互聯網用戶、互聯網IP(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互聯網營銷、互聯網那種草根、碎片、網狀黏合的特點,對中國電影創作帶來了深刻影響,以至於不少電影人直呼‘看不懂’當下中國的電影觀眾和電影創作走向。電影似乎正在開啟一個互聯網時代的新紀元”。(4)新媒介催生的網生代的出現,不僅為新力量的出現提供了需求基礎,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傳統電影的創作和營銷方式。在互聯網上被關注、被傳播的元素、題材、類型等等成為電影創作和生產的源泉,而只有能夠在互聯網和新媒體上被認可和放大的電影營銷,才能獲得認可。傳統用覆蓋、用資本、用高大上方式控制的電影市場,如今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讓位於人人參與、點對點網狀擴散的新的媒介傳播形式。正是這樣的媒介變革,促成了那些能夠具備互聯網調性的電影新力量的迅速崛起。

 第三,新電影人創造了新力量。新的觀眾、新的媒介需要並創造了新的電影人。這批新電影人,相比過去的電影導演,大多也是與互聯網和新媒體一起成長、成熟的。他們不僅願意、善於接受新的電影觀念、電影技術、電影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像第六代導演那樣深受伯格曼、戈達爾、費里尼、安東尼奧尼這樣的歐洲精英電影的影響,而是在好萊塢電影、全球商業電影和當代流行文化的熏陶下進入電影領域的,甚至也是在電子遊戲、網絡文學、網劇的影響下進入電影領域的。他們對電影的大眾性、商業性、時尚型、娛樂性幾乎毫不“違和”地接受。於是,他們的電影創作大都是在充分借鑒好萊塢和其他國家的商業娛樂文化的經驗基礎上,認真研究市場、分析觀眾之後的結果。他們甚至會使用大數據,使用觀眾檢驗技術來完成對自己電影的定位和決策。不少新電影人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甚至有些商業拜物教的特性。這一方面養成了他們尊重市場、尊重觀眾、尊重消費規律的新的特點,促進了他們的電影與市場更快的融合;另一方面,當然也影響到他們電影的倫理選擇、藝術趣味、審美格調的某些迷失或者迷亂。

 新的觀眾、新的媒介、新的電影人,共同創造了新的電影勢力。這股新的勢力,的確使得中國電影更加“接地氣”——其實就是更加接近主力的電影觀眾群體的消費需要、心理規律、文化認同、審美趣味,這也必然帶來國產電影更加娛樂化、戲謔化、草根化的“輕”電影品性,為中國電影更好地被觀眾被市場所接受帶來了優勢。當然,新力量所表現出來的這種自覺的“審美下沈”、去高雅性、去嚴肅性的現象,也體現了新力量在某些方面的先天匱乏和後天不足。

 

 三、新力量之新

 對於中國電影來說,經過了十余年的發展後,中國電影的全面市場開放和產業改革出現的新力量,所具有的意義和所帶來的影響應該說是全方位的,甚至可能是深遠的。雖然新力量的出現,正如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現一樣,都會帶來種種新挑戰、新困惑、新難題,但我們應該充分意識到,在市場催生下的中國電影新力量對於中國電影未來發展所具有的戰略性意義。

 首先,電影新力量全面提升了中國電影適應市場競爭的能力。一方面是當下各種新舊媒體劇烈競爭,各種文化產品、媒介產品風起雲湧,娛樂文化也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繁榮,導致電影在其他媒介的競爭下面臨巨大的挑戰;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中國加入WTO 協議之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開放了中國電影市場,使得中國電影幾乎成為中國唯一基本不對以好萊塢為代表的西方電影設防的文化市場,好萊塢最重要的電影產品幾乎可以在中國加入“全球同步上映”,這使得國產電影的市場占有面臨嚴峻威脅。早在全面市場化改革初期,我們就意識到,在一定程度上,市場權就是話語權,失去市場權就是失去話語權。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就是陣地,在一定條件下,市場甚至是最大的陣地。中國電影的新力量,適應新的觀眾的需要、新的媒介的規律,將一群新的中國電影人推上了市場的風口浪尖。雖然他們尚未成熟,雖然他們在商業與美學的天平上有時失衡,但是他們通過對觀眾的尊重,獲得了駕馭市場的能力,這使得中國電影市場需求大規模釋放出來之後,中國的影院沒有像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一樣,被好萊塢電影所獨霸,而是在老一代電影人逐漸失去對市場的把控力的時候,新的電影人仍然能夠占據市場中心,使中國國產電影能夠在本土市場上占據50% 以上的市場份額,用空間贏得時間,用規模換來質量提升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力量是中國電影市場的生力軍,它為國產電影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為中國從一個電影市場大國到電影創作強國帶來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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