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國電影新力量推動了電影與其他媒介的融合與大文化產業的整合。代表中國電影新力量的許多電影作品，不僅許多題材、故事、元素、類型來自電視或者網絡文學、遊戲、網絡視頻等等，甚至連編導、明星等等也都來自互聯網的發掘和互聯網粉絲的推崇。跨界的題材、跨界的類型、跨界的導演和明星，使得長期以來條塊分割的中國媒介產業和文化產業通過這些電影的創作和生產發生了巨大的化學反應。由於電影相比中國其他文化形態和媒介領域，市場化程度更高，準入大門更加開放，所以，與電影相關的企業並購、重組、整合在中國整個文化產業領域最為積極、活躍。新力量電影不僅內容本身體現了跨界性、融合性、交互性，IP 熱就是這種跨界融合的最典型的現象，而且許多影片的出品機構也充分體現了這種融合跨界的結果。《捉妖記》《煎餅俠》《西遊記之大聖歸來》《夏洛特煩惱》《小時代》《心花路放》《分手大師》《後會無期》《人再囧途之泰囧》《港囧》等等幾乎所有這些新導演的影片，出品方中都既有傳統的電影制作公司，也有新媒體企業，很多還有廣電背景的企業。電影新力量代表了新的文化產業發展方向和方式，為中國文化產業做大做強、資源互補、融合發展提供了最為有益的探索。

 第三，中國電影新力量體現了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美學特質。經過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奮鬥，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人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其中明確提出，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應該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雖然中國的城鄉差距仍然巨大，社會貧富分化的現象也比較突出，但是人們的整體生活質量的提高，特別是城市大眾生活質量的提高，決定了人們有越來越強的文化娛樂消費需求，“公眾強烈渴望尋求刺激，渴望超越現實，渴望體驗圖像和聲音的魔幻世界”。（5）通過文化娛樂消費，一方面釋放在日常生活中積累的種種憂慮、不安、焦躁和迷惑，另一方面也通過共享的娛樂文化進行情感交流、身份識別、價值建構。雖然娛樂文化並不是這個時代的全部文化，正如消費也並非消費社會的唯一行為一樣，但是無疑在當今中國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娛樂文化已經具有不可否認和替代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大眾有要求娛樂的權利，而娛樂是生活幸福感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新力量在這方面可以說有完全自覺的追求：架空的題材、喜劇化的風格、偶像化、遊戲性、奇觀性、情感主題、草根逆襲、勵志傳奇等等，都體現了這種娛樂化的電影美學特征，也是這些作品能夠被普通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接受的時代共性。雖然在娛樂尺度的把握、娛樂倫理的認知、文化責任的自覺方面，還有許多值得探討和商榷的地方，但是電影新力量的大眾化、娛樂化傾向，與小康社會建設和人們幸福指數提高的時代總體特征是具有同步性的。

 中國電影新力量對國產電影市場競爭力的提高、對媒介和文化產業的整合、對小康社會美學需求的滿足，應該說既體現了社會發展的某種規律，也體現了中國電影產業市場化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電影市場能夠成為世界電影的奇跡，能夠在全球電影市場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中國電影新力量的崛起是息息相關的。

 四、新力量之未來

 新力量，帶著市場化改革的生猛和腥味撲面而來。一方面，浩浩蕩蕩奔來眼底，另一方面呼風喚雨泥沙俱下。年輕的電影人在浮躁的社會環境、膨脹的商業資本、迷亂的倫理價值和動蕩而弱小的電影工業的沖擊、影響和牽引下，難免容易失去平衡，呈現出種種創作上的局限和誤區。例如，有的作品呈現出對超越倫理底線的娛樂性的過度追求，有的在重視感官釋放宣泄的同時卻忽視了情感凈化和升華，有的在滿足迎合觀眾的時候輕視了對藝術和美學的尊重和堅守，有的在表達破壞性的顛覆快感的時候沒有考慮到建設性的價值傳達，有的過度營銷明星粉絲，忽視了對青少年心理成長的引導責任，“賤人”電影、“粉絲”電影、“惡搞”電影中某些低俗化、低賤化、醜陋化現象比較明顯。有的影片中，演員和角色用無底線的自我糟踐，滿足觀眾的獵奇和惡作劇心理；有的刻意渲染對財富、地位、奢華生活的向往，不加節制地刺激觀眾的物質追求欲望；有的把女性肆無忌憚地“小三化”“汙名化”，強化對女性扭曲的窺視欲；有的利用“粉絲情結”，魅化“高富帥”“白富美”的偶像魔力，毫不掩飾地激發觀眾對“婚姻改變人生”的白日夢；有的刻意放大喜劇人物言行的畸形醜惡，誇張地滿足觀眾潛意識的施虐和受虐心理..應該說，這些不同程度出現的美學上的粗鄙化、倫理上的虛無主義，迎合了青年人叛逆、逆襲、釋放、宣泄、顛覆的需求，雖然贏得了當下的票房，但隨著電影觀眾的成熟、隨著電影宣泄性功能逐漸失去新鮮感，這種“粗糙娛樂”勢必會遇到社會輿論的壓力和觀眾審美疲勞的抵制。因此，這些新電影現象一直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因此而受到一些學者專家以及普通觀眾的批評。這種批評不僅存在於傳統的主流媒體上，也同樣出現在各種自媒體、社交媒體以及豆瓣、時光等等電影專業網站上。

 這些過度商品化和過度娛樂化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電影的投資、生產和創作者在觀念上將電影完全等同於普通商品，而忽視了即便在高度保障“言論自由”的社會中電影作為文化產品也具有某種必須承擔的商業利益之外的“外部利益”，（6）也即是所謂的“社會效益”。娛樂的核心的確有“釋放”的本質，但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宣泄與凈化就是聯系在一起的。對某些負面情緒要通過娛樂來完成凈化，否則人就會沈浸在一種負面情緒和欲望中。娛樂的倫理規範、美學尺度，一直是人類娛樂文化的底線。電影作為青少年觀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態，不僅僅應該提供娛樂，也應該有建設新文化、塑造新文明的擔當。對於電影產品來說，市場效益絕不應該是唯一的目標。在這一點上，電影的投資者、生產者、創作者應該有清晰的認知。當經濟效益與美學倫理發生沖突的時候，電影首先必須考慮美學倫理。否則，對於觀眾來說，他有可能因為電影所包裝的可口的“糖衣”而誤食文化的毒藥，其中個體和社會的傷害雖然潛移默化，但可能影響到人類生存的基本價值。

過度商品化和過度娛樂化的現象，當然也與電影人對電影文化在中國社會的建設性使命認識不足有關。雖然中國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人們特別是那些具有消費能力的人們，已經具備足夠的經濟能力來消費電影，但畢竟中國還是一個剛剛脫貧、一夜暴富的正在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家，社會差異、社會矛盾還很突出，特別是由於長期戰爭動蕩、政治動亂、社會轉型導致人道啟蒙、人文教育、審美教養遠遠沒有完成。因此，民眾既有獲得娛樂享受的需要，同樣也有獲得價值觀熏陶和凈化的必要。電影需要傳達出對生命、自由、平等這樣的共同價值的尊重，對寬容、誠信、互助、友愛這樣的倫理美德的弘揚，對真善美的堅持，從而為人們在高樓大廈之外建構起心靈的家園，普及現代文明社會的常識。馬克思曾經說過，“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環境決定的，那就必須使環境成為合乎人性的環境”。（7）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電影是人們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的一部分。當下中國社會的種種人性的怪象，文化自然也應該負一定的責任。所以，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電影對於提高公民素養、提升大眾審美能力、完善個體人格的確擔當著一定的責任。因此，如何借助市場的力量，在尊重觀眾的選擇和需求的同時，如何讓我們的電影產品提升文化含量、審美品質，在多樣化的電影產品創作生產中產生具有歷史深度、人性深度、審美深度的藝術佳作，必然會成為新電影勢力的使命。如果中國電影只有娛樂，缺乏娛樂的倫理底線、缺乏對人類共同價值的尊重和表達，那麽不僅隨著觀眾文化水平的提升會在國內受到越來越尖銳的批評，更是很難在國際市場上得到國際社會、全球觀眾的認可。中國電影新力量之所以大多還是很難走出國門，除了技術和創作水平的原因以外，與這些電影的價值觀、審美觀傳達方面的不足應該說還是息息相關的。

 中國電影新力量還很新，出現種種缺陷和不足幾乎難以避免。我們當然不能因噎廢食、杯弓蛇影，而應該通過電影工業的完善、觀眾水平的提升、電影批評的引導、電影人才的培養、電影市場的成熟，逐漸減少、克服這種新出現的美學迷亂。隨著大數據、粉絲、社交化等因素對電影的影響越來越強，電影如何在滿足大眾的文化消費需求的同時，防止過度迎合帶來的娛樂無度、倫理無度的偏向，使電影堅守基本的文化底線，必將成為對電影新力量未來發展的考驗。相信會有很多電影人，並不是簡單地將電影當作一種“賺錢”工具，而是對電影有基本的藝術尊重。天堂影院中，人們得到的當然不只是面包、紅酒和女人，還有四季花開、五彩紛呈。希望中國電影新勢力所翻開的這新的一頁，會寫上讓中國電影無愧於電影大國和電影強國的新的榮譽。

 注釋：

 （1）參見《中國新生代導演現狀：機會很多 優秀作品少》，《大河報》2014 年8 月2 日，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221356.shtml。

 （2）肖揚《新生代影人異軍突起 中國電影真的翻頁了》，《成都商報》2015 年7 月24 日。

 （3）參見藝恩咨詢《“樂視之夜” 齊集華語商業電影新勢力》，2011 年2月16 日，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1610454.shtml。

 （4）尹鴻、梁君健《“網生代元年”的多元電影文化：2014 年中國電影創作備忘》，《當代電影》2015 年第3 期。

 （5）[ 美] 李伯曼等《娛樂營銷革命》，謝新洲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7 頁。

 （6）參見[ 加] 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電視和電影：產業經濟學導論》，劉豐海、張慧宇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 頁。

 （7）[ 德]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167 頁。（愛思想網站 2015-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