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炳哲本身是個很傳奇的人，他在德國讀書前在韓國讀冶金術，初到德國時一句德文也不會說，30年後他卻成為了德國最負盛名的亞裔哲學家。事實上，能在德國大學的哲學系拿到永久教授職位的亞裔哲學家幾乎是零（特別是教歐洲哲學，起碼在歐洲我從沒有聽聞過）。雖然韓炳哲任教的柏林藝術大學是藝術學校，但能在德國「階級森嚴」的學術界爬到這個位置，實在得來不易。

如果我們仔細留意一下韓炳哲的著作，便會發現一個有趣的「轉型」：一個本來在弗萊堡唸傳統德國哲學的學者，突然變成一個面向大眾的文化理論／研究學者。他在德國廣為人知的著作，並不是早期關於海德格以及黑格爾的作品如《Heideggers Herz. Zum Begriff der Stimmung bei 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的心：論海德格的情緒概念）、《Todesarte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Tod》（死亡類型：死亡的哲學研究）等，而是一些大眾化的、不超過100頁的書，如最新（2014）的《Psychopolitik. Neoliberalismus und die neuen Machttechniken》（精神政治：新自由主義及新權力技術）、《Shanzhai: Dekonstruktion auf Chinesisch》（山寨：中國解構）、《Transparenzgesellschft》（透明社會），以及《Müdigkeitsgesellschaft》（倦怠社會）─這本2010年在德國出版、只有60多頁的書，幾乎是他事業的分水嶺。

這本書分為七章，每一章都精簡地評論另外一些作者，例如意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特（Roberto Esposito）和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以及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得克（Peter Handke）等。

韓炳哲說，二十世紀是個否定他者的免疫社會，它針對和排拒他者的行動包括冷戰、反移民、種族歧視等，也即是說它的動力來自對「負面」的抵抗。但他認為，我們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他稱之為「倦怠社會」。原因是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催生了一種新的生命形式，即以主動、積極、勤奮、不休息為特點的「Vita activa」。

積極、主動本來是正面的，如我們小時候在學校老師所教導的，但在今天的社會裡，卻變成病態。

至於韓炳哲的假說是否正確，我想只要我們看看今天香港的政治局勢，他的基本論題已不太站得住腳。但起碼置於資本和勞工的層面，他的說法是很肯定的：勤奮、多勞多得的正面態度已變成病症，導致神經衰弱和過度活躍症等。他認為這種活躍性以及「多工作業」（Multitasking）的能力，並不是文化以及生物學上的進化，而是一種被還原的動物性。舉個例子，動物捕食時，又要留意獵物，又要留意敵人，同時還要顧及異性。韓炳哲描述的幾乎是香港的病態：

多勞多動、積極向上，每個勞動者都變成了裸命（韓的這個概念取自阿岡本，意為被剝削了權利的活死人），然後將他的一生貢獻給了「劏房」（幸運的話或者是「豪宅劏房」）。

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裡，哲學家漢娜．鄂蘭將「Vita activa」（積極行動的生活，這也是《人的境況》的德文版的書名）和「Vita contemplativa」（沉思的生活）對立，認為不應該將沉思置於行動之上，她也提倡一種積極的行動生命。韓炳哲認為鄂蘭只是回到前期的海德格（她的情人和老師），即是在《存在與時間》第一部分開始，海德格論行動（它的德文是Handeln，詞根來自手 Hand，《存在與時間》第一部分的兩個重要概念是Zuhandenheit以及Vorhandenheit，中譯為「上手」和「在手」，更貼切地說Zuhandenheit是廣東話的「就手」，而Vorhandenheit類似廣東話的「撓手」）與存在的關係，但今天我們見到的Vita activa則有很不同的含義。

或者我們可以說，韓炳哲比鄂蘭更「海德格」，他放棄了「手」而回到了「沉悶」（Langeweile，這是1929年海德格由邂逅鄂蘭的馬堡，轉到弗萊堡接任胡塞爾教席的就職演講《甚麼是形而上學？》的主題），這種沉悶與好奇相對立。好奇（Neugier），就好像是Hyperactive，甚麼都要知道；沉悶，則是一個回到自我的機會，通向存在的「真實性」。也即是說，韓炳哲同樣通過海德格來反對鄂蘭，回復Vita contemplativa的優先性。

韓炳哲借用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得克在1989年出版的《Versuch über die Müdigkeit》（試論倦怠）來形容今天的「倦怠社會」。在這個所謂的「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社會裡，最好的朋友便是「倦怠」。借用漢得克的說話：「倦怠是我的朋友。我再次在那裡，在世界裡」。

同時這種倦怠並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普遍的。針對倦怠社會的病症，韓炳哲最後提倡的是「不為」（Nicht-zu，同時也再次反對鄂蘭對海德格的解讀，因為「Zuhandenheit」的條件是「um...zu」（如英文的「in order to」），這個「不為」並不是「不能」，而是與要「有為」相反；但跟我們所熟悉的孟子在《齊桓晉文之事章》裡說的「不為也，非不能也」不同的是，這個「不為」並不是道德或倫理上的，而是一種自我治療。

這些對當代理論家逐一批判的精彩章節，到了書末竟令人納悶：

他的「哲學方法」變成了帶有強烈「自助」（Self-help）色彩的勵志書，如同大部分東方哲學家對後期海德格的佛家、道家解讀而產生的變種「超譯海德格」。

對抗新自由主義是否「不為」便行？還是所謂「不為」，甚至道家表面意義上的「無為」，已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格言：Laissez-faire？雖然韓炳哲年初在柏林的一場公開演講說過，他現在的寫作只想面對大眾，但我也希望有一天，除了這些普及哲學小品之外，他也可以提出更有份量的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