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的生活》（《竊聽風暴》）品味之一

兩個德國統一之後的某天，前東德國家安全局竊聽人員奧普曼·威茨格爾路過書店，看到書店櫥窗上有作家德雷曼一本新書的大幅宣傳畫，他進去打開隨手翻了翻。然後他跟店員說要買這本書。店員在告訴他價錢之後問：“要不要包起來，是送人的嗎？”奧普曼·威茨格爾擡起頭幾乎沒有什麼表情地說：“給我的。” 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的最後一句台詞。在他翻書時，我們跟奧普曼·威茨格爾一起看到，德雷曼那本新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HGW XX/7先生，那是柏林墻倒塌之前威茨格爾在東德國家安全局的代號。

至此，我看到了兩個男人精神上的溝通、理解和擁抱，這裏沒有任何中國古代的斷袖之誼和眼下挺時髦又挺受主導文化歧視和打壓的“斷背”之情，這只是他們精神上的擁抱。在通常的意義上說，他們之間也許連友誼都說不上，因為他們彼此幾乎沒有碰過面，兩人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過。但是，在這一刻，在那個中國文化中被認為有如玉美女和黃金房子的書堆裏面（我在廣州機場就看到一家書店取名為“黃金屋”），兩個男人的精神第一次達到了深深的理解和彼此都充滿感激的應和。這時候，我這個觀看盜版影片的觀眾心裏也激起了非常少有的抒情願望，激蕩著一種撞擊心靈的波浪和風暴。

深深打動我的這部電影是《竊聽風暴》，這個片名大概香港那一路的翻譯，我第一次聽了這片名以為是個動作片。影片的原來片名是有深意的，也是準確的，叫做《別人的生活》（The Life of Others）。

經典劇作結構的規範要求“高潮離結尾越近越好。”從一部影片的結構安排來說，能象《別人的生活》這樣將影片的高潮和結尾安排在同一場戲、同一句台詞頗顯出一點匠心獨運。編導讓我們看到一種精細而又精巧、精妙的劇作結構，確實有些技巧，有些功力。就像全片的劇作上在描繪人物、安排突變和轉折一樣，這裏的結構營造也顯示出非常嚴謹、和諧的形式美。

也許，本片更為艱難精細的任務還不在於這種結構上的嚴謹、精妙安排，它更為艱巨的任務是怎樣可信而又感人地寫出一顆國家機器上閃閃發光的螺絲釘怎樣變成一個思考著的人，怎樣變成一個有興趣去了解、認識、理解別人的生活、別人的精神的人，變成一個跟他人互相影響、互相幫助、互相救贖的人。

本來，奧普曼·威茨格爾只是一個灰色制服下面的士兵，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他的工作任務就是闖入別人的生活，監視別人的生活、監聽別人的思想、窺視別人的家庭聚會、以及婚內、婚外性生活。但是他跟其它的螺絲釘不同的起點大概就是他有那麼一點點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我們會認為他變化的起點是那麼一點點憐憫之心？其實，就本片劇作上讓我們看到的過程來說，他並不是天生稟賦就有點同情心或者具備那種基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感。我們看到，他可以辛勤工作，（可能還吃著盒飯加班加點）冷靜地把一個人審訊40個小時，只不過為了逼問出或者跟被審訊者共同編寫出上級所要的供詞。在這種行為受到學生“是不是有點不人道”的質疑時，我們既未見到他懷疑自己的作為，也未見到他出於堅定、真誠的信念去跟學生討論這一點，幫助學生和他自己弄清這類行為的必要性、道德性、以及在具體意義和形而上意義上的合法性。他只是在點名冊上那個提問學生的名字下面打一個記號。這種記號，我曾經畫過，那往往不是為了跟學生真心交流學術觀點和思想，而是要記他一筆將來扣分數或者考慮給他不及格。去年《瘋狂的石頭》的導演寧浩就在看片會上揭短，說我因為他上課犯困而給他不及格。類似的故事我在中國還聽過一些，我有的朋友就因為得罪過老師、朋友、同事被人在檔案（我多次在跟英語人士交談中被問到這個詞但不會全面準確地翻譯）中寫上“不適合作人事組織工作”、“不適合做外交工作”、“應控制使用”之類的評語。

那麼，這個會教書的技術人員、特工教授、教授特工轉變的起點在哪裏呢？是憐憫和同情之心？剛才分析過他原本沒有。是愛情？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場景和人物行動是會讓我們產生某些這方面的猜測。但只是有些跡象，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得到明顯、直接的信息交代出他做那些“出格”的事情是基於他對劇作家女朋友克麗斯·瑪麗亞的迷戀或者愛情。我一直在仔細尋找，試圖搜尋出他從什麼地方偏離了職業特工人員的職業規範，在什麼地方他開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什麼地方開始他是在做自己的事。

起初，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具有一流的職業水準、敬業精神的國家安全局特工。他有高超的審訊技術、不算高深但是很夠用的心理學經驗；不僅如此，後來我們還知道，他是一個理論家，能上講台傳授自己的工作經驗。在工作中，他只管效率，腦子裏絕沒有講良心、講道理這一些人之常情。在對一個人家布置全套竊聽裝置時，我們沒看見他有任何的骯臟感或者內疚感。他還敲開作家對面的門，堅定、堅毅地對老太太說：“如果你說出去一個字，你就永遠再也見不到你的家人。”

逐步地，連他自己一開始都沒有太註意，他偏離了自己執行的任務。這顆鋼鐵鑄就的螺絲釘有了自己意願，他有了自己的對作家和同居女友的了解和思考。第一個行動好像有點不經意，多少有點像小孩的惡作劇：他在女演員被文化部長的汽車送回來時弄響門鈴。要把這個行動讀解為他對女演員的迷戀或者心理上的虐待也不是不可以。這個舉動在劇作上引出兩家三個人的變化。在作家和女演員那裏，此舉讓作家丈夫下樓看到了女友對自己扯謊了。作家知道克麗斯·瑪麗亞在為自己忍受並持續承擔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他們當天的擁抱和下一個星期四對此事的爭論改變了克麗斯·瑪麗亞的行動。更大的、也許更加不被角色自己和觀眾察覺的變化發生在奧普曼·威茨格爾這裏。就現實環境營造來說，監聽人員安裝如此無處不到的竊聽裝置並在門口安裝上攝像頭的多少有點誇張。我幾年前寫過一篇《你以為你是誰》的文章提到過，就是在當今中國，以我打聽和了解到的知識，竊聽、監聽在技術上和經濟上都是要很耗費一些納稅人的成本的。在安裝那樣周密的竊聽設備的同時，他們還把門鈴的線頭引一組到自己的竊聽控制室來，這稍微有點沒由頭。但是，由於其大歷史環境的真實，由於具體性格描寫的真實感和在本片形式系統內的美感，這一筆具有了具體情景中的相對真實感，同時由於編導在藝術上把這整個竊聽裝置用出了感人的劇作關系，這就加強了這些類似的技術誇張筆觸的被認同感。在劇作上，這一筆開始讓我們第一次看見了奧普曼·威茨格爾這個角色的變化，不管他此前對這次任務是怎麼想的，這一個打動手中兩根線頭觸響門鈴的行動是他以後一系列“犯規”行動的開始。從這個動作開始，他開始觸犯了自己被安裝於其中的那個機器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規矩。他在沒有得到命令的情況下發自個人的意願跟被監聽的對象有了關系，他居然開始關心起別人的生活。他這一次粗暴幹涉他人家庭內政也是不請自來的，我們很難說這就是道德的或者有什麼善意。但是，驚人之處在於，這次粗暴幹涉不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他出於自己的意願的行動，有了這點對別人生活的關註和關切，一顆只會被別人擰來擰去的螺絲釘就可能起變化，就可能會慢慢變成一個發動機，一個有強大力量的發動機。

我們看到奧普曼·威茨格爾的更大變化了：他偷了一本《布萊希特詩集》拿回家讀。這個行動比他違反規定幹涉被監視者的生活還要致命得多！他躺在自己家的沙發上讀著從作家床下偷來的詩集中的《憶瑪麗亞》：“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藍色的，年輕挺拔的樹幹向上伸展，就像愛情一樣茂盛生長。我們頭頂著美麗潔凈的天空，一朵雲慢慢移動著，它是那樣潔白無瑕：只要你從心底相信，它就會一直在你身邊。” 讀詩這個行動不僅說明奧普曼·威茨格爾這個螺絲釘會違反機器的指令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轉動，它有詩的感覺，它還會思想！這就要出事了。對於極權主義下生活的人來說，思想作為動詞在這裏對於考察一個人的生存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漢娜·阿倫特在考察了納粹的極權主義性質和集中營殺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質後提出了“平庸的邪惡”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這就是我們應當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 Hannah Arendt, Eichman in Jeruse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Viking, 1965), pp. 287; 轉引自：《平庸的邪惡》，徐賁《知識分子——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46頁）在《別人的生活》中我們看到奧普曼·威茨格爾具有了解別人的願望和思考的能力、思考的興趣。在我看來，不是同情、憐憫、善良這些道德感，而是由於認真和精神的勇敢，由於思想的辛勤導致了他大腦中意識形態的鋼筋混凝土板塊出現了裂縫。正是由於這點思考的勇氣和勤勞，他原本對工作的認真、思維的邏輯性和縝密都成了他思想的火花點燃之後的燃料。奧普曼·威茨格爾這點要思考的性格偏好是害了他或者說救了他的生活的根本原因。

思想著的人是有詩意的。他們和懶惰、逃避或者死心塌地秉持犬儒主義過日子的人是大有差別的。我們看到奧普曼·威茨格爾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在酒吧裏遇到剛剛跟作家爭論過的女演員克麗斯·瑪麗亞，他以一個仰慕她的觀眾的身份對她說，她正在做的不是一個好買賣。他還真誠地對克麗斯·瑪麗亞說，你撒謊的時候就像另一個人。我們看到，威茨格爾在國家機器給的任務之外，在違反國家機器意志的情況下，慢慢地進入了別人的生活。第二天早晨他來到作家樓上的監聽閣樓，同事告訴他昨天那個女演員出去之後不到二十分鐘就回來了，後來他們做愛了。觀眾知道，那二十分鐘就是他跟女演員在酒吧談話的那段時間。聽到這個匯報，奧普曼·威茨格爾只是說了一句：很好的報告。

這之後，我們看到那個感人的場景。傑斯卡自殺後德雷曼在家裏彈琴，奧普曼·威茨格爾在上面的閣樓戴著監聽耳機凝神傾聽。著名導演傑斯卡被政府下令禁止創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藝術圈的朋友，也無法真正理解他被剝奪創作自由的痛苦。被奧普曼·威茨格爾監聽的劇作家德雷曼其實對體制一向采取妥協態度，影片開頭我們就看到他的戲劇在按照宣傳部的要求修改後還可以風光地上演，文化部的頭面人物也出場來看他的戲。好友的死給他很大觸動，悲傷中他彈奏了一首《好人奏鳴曲》。我們看到，這首鋼琴曲打動了在樓上執行監聽任務的奧普曼·威茨格爾，他一個人戴著耳機坐在頂樓的閣樓上，眼中流出熱淚。影片用一個十分巧妙、看似遙遠的筆觸告訴我們，奧普曼·威茨格爾的心裏起了重大變化。當天晚上，他回家的電梯裏遇到一個小孩，當小孩表示了因自己父親被抓走而憎恨國家安全局時，他習慣地問那小孩的名字，這與他對有疑問學生的反應是一個模式。但是，這一次他問話以後突然改口，說自己是問足球叫什麼名字。此舉弄得小孩很莫名，他嘟囔著：“足球還有什麼名字。”

但是，思想的火花可以頃刻間燒毀他頭腦中背誦教條的藩籬，卻很難提升他超越具體利害的門檻。偷聽到作家要寫一篇東德自殺的研究報告，他還是立刻寫成報告要去向上級報告。是的，在看透一切之後選擇犬儒主義的生活是我們絕大多數人在後極權主義社會的絕大多數時間的不二選擇。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這部以德語寫成的書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雖然犬儒性主體對於意識形態面具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距離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堅守面具。”。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引用這段話後分析道：“那個公式，正如斯洛特迪基克所言，只能是這樣的：‘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為之。’”（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第40頁,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年1月）在庫爾威茨上校的辦公室裏，他用自己的犬儒主義和冷酷給奧普曼·威茨格爾豎起一面鏡子。庫爾威茨上校向奧普曼·威茨格爾炫耀自己花200馬克買來的博士論文：《論對藝術界各種性格類型政治意識形態異己分子的監控標準》，他還告訴奧普曼·威茨格爾說在自己的勤奮工作下，像德雷曼這樣的“第四類”藝術家已經很罕見了。奧普曼·威茨格爾悄然收起自己帶來的竊聽成果，轉而要求自己一個人來執行監聽任務，他改變了自己的決定，從交出自己的工作成果邀功請賞轉變為瀆職、隱藏信息而保護這對作家和演員免受國家機器的無情碾壓。

這之後，奧普曼·威茨格爾的選擇更為艱難，在庫爾威茨上校的監督下，他在絕對的認同分裂、目的分裂、道德感分裂的情況下親自逼迫克麗斯·瑪麗亞供出丈夫藏匿“罪證”的地方。立功之後，他搶先一步在誰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轉移了罪證。這樣，在瑪麗亞臨終時對他發出無比怨恨的譴責時，威茨格爾急切地告慰她：放心，我已經把打字機轉移了。

我們無法得知，如果沒有這些瀆職行為而被上司打入冷宮去每日拆卸別人的通信他在德國統一之後的境遇會不會好點。但這就是我們在影片結尾時看到的奧普曼·威茨格爾，每天拉著小車給各家送信。但是，我們知道，如果沒有他當年的行動，他就不會引起德雷曼知道真相之後的巨大敬意和欽佩，他就或許像前文化部長一樣繼續在黑暗中欣賞自己的得意，繼續去咀嚼自己虐待的得意，或許為自己逝去的美好時光而哀號。在影片結尾，他讓我們感受到他內心巨大的升華和慰藉。

書店的櫥窗裏，兩個男人的靈魂在擁抱。在這個書店裏，戲劇達到了的高潮：最後他明白了，自己的行動被知曉了、被理解了，得到了作家無聲的回應。當年，他自己曾經冒險保護過這個作家，在書店櫥窗裏，奧普曼·威茨格爾那平淡的生活被作家點亮了。

奧普曼·威茨格爾以幹擾別人的生活、闖入別人的生活、摧毀別人生活開始，以挽救別人的生活、挽救自己的生活結束。

一個人面對別人的生活，就是面對自己的生活；一個人思考別人的生活，就是在思考自己的生活，一個人挽救別人的生活，就是在挽救自己的生活。近日，我到處給我的朋友發短信：為了我們的生活，看看《別人的生活》。 

（收藏自2007-03-24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