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侄：

來信收悉。“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是這兒新英格蘭的鄉土詩人弗羅斯特說的。詩意的微妙常讓人感到無法明言，只可意會；他就推想“詩”不堪譯，“一譯即失”了。

這話起初我同你一樣，也覺得好，通俗有如農諺，仿佛道出了文學翻譯的“終極悖論”：倘若詩----詩的“靈魂”或整個兒的詩，而非原文語法和音義的部分特征----是“一譯即失”的命運，那麽不僅詩歌，任何文學作品包括小說戲劇中詩意的描寫和對話，都譯不了了。那時我在昆明念大學，每周上波士夫人家借書，讀了一大堆詩。但後來譯詩有了些經驗體會，就不信他了。不過道理上怎麽講，是讀到尼采才明白的。尼采是天才，他有一句自撰的格言：最好和最壞，皆非不可譯者。換言之，只有不好不壞的才不可譯。“不好不壞”又名平庸；尼采的意思是，平庸無法平庸地轉譯(即忠於平庸)而不墮入平庸之下。所以對於普通讀者，有價值的外國文學的翻譯就只能以好壞、對錯論之，不可能不好不壞或不對不錯。或者說，壞的和錯的譯文，乃是忠於平庸的結果；平庸，才是許多譯作缺乏詩意的根本原因。弗羅斯特沒弄懂，翻譯不是要給“詩”在不同的語言裏尋覓一模一樣的替身。那是蒙人，到頭來未免徒勞。實際上，譯本必須獨立於原著，創造自己的意境，才稱得上優秀。那“一譯即失”的不是“詩”，是天才哲人眼裏的平庸。

這條原理，可以推及一切好的和對的文學翻譯。

平庸是一相對的標準。拒絕平庸，便是一場優勝劣汰、經受歷史甄別的比賽。這一點，文學翻譯與原創無異，只不過場地略為狹小，競爭卻更加激烈。因為，譯文的內容須服從原著的“規定”；人物性格、故事情節和思想邏輯，都應當是原文的盡量忠實的再現。一般而言，原文的字面意思是不難理解的，文本考訂、辨析註疏，是只要舍得下工夫就能做成的學問。真正難的，還是領會、把握作品的語言風格和藝術理想，並將之化為譯文的風格理想。如此，譯本的優劣，有一點像演奏家詮釋樂曲，關鍵在風格個性的表現所蘊含的藝術理想的高下、有無。而因為作品內容的轉譯無法脫離藝術形式的運用，譯本之間風格理想的差距，便不僅是好壞，也是對錯甚至死活的界限。

這界限，以其高妙處論之，也就是觀堂(王國維)先生拈出的“境界”二字：“夫境界之呈於吾心而見於外物者，皆須臾之物。惟詩人能以此須臾之物，鐫諸不朽之文字，使讀者自得之”(《人間詞話》附錄)。中國的詩詞傳統，不重敘事而長於抒情，充滿了相似主題的簡單“故事”的重覆“翻譯”；遊戲與競爭性極強，規則與譯藝相通。故我以為，譯藝理同古人作詩，其上乘者也是追求“須臾之物”，或“字字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的意境。那意境觀堂先生亦稱“自然”(“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不隔”(“妙處唯在不隔”)，奉之為詩詞的最高理想。因此，文學翻譯可看作是一種試圖將原文的境界創造性地再現於譯文的努力。惟有達到“不隔”之境，譯作才能真正獨立而獲得歷史評價，加入母語文學之林。

昨晚寫到一半，台燈開關壞了。這種老爺款式“銀行綠”，一般燈具店早淘汰了，打電話到哈佛合作社(Coop)，那兒居然有貨。合作社主要經營文具、校徽服裝和旅遊紀念品，還開一爿挺大的書店。那書店原先是不錯的，三樓專售各門課程的教材和指定參考書。英語系占了長長一溜書架，開學時候去轉一圈，就曉得各位老師在講什麽課用什麽書。某年重新裝修，模仿連鎖店Barnes & Noble，二樓塞進一個咖啡廳，招引來哈佛觀光的客人。從此氛圍大變，我就很少入內了。今天去買台燈，遠遠望見書店門口放了一架折價書。一隊日本遊客湊近了問：對不起，合作社在哪兒？我便把書店背後的紀念品門市部指給他們，再折回去看那架書。原來是些新版的“人人叢書”，精裝五塊錢一冊(比國內圖書的定價還低，是不是？)。瀏覽一遍，挑了部拉伯雷《巨人傳》(1532)。

我對“人人”、“企鵝”等普及型叢書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為文革期間在鄉下自學外語，最先讀到的世界名著便是它們。有幾本抄家劫余，多數借自各地的師長。我在邊疆兄弟民族中間比較自由，可以放心收聽BBC、美國之音、德國之聲。當時BBC的文藝節目特別豐富，有一次竟然轉播《羅密歐與朱麗葉》，讓我手捧原著，心花怒放，跟著嘰哩咕嚕！但那些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的“反動權威”、右派分子，他們讓我借閱“封資修”的“毒草”，是擔了很大風險的。所以我每次逛書店，見著這幾套叢書，就像遇上老朋友似的。

這“人人”版《巨人傳》頗有意思，它不用現代英譯(如企鵝叢書、諾登書局那樣)，卻舍新擇舊，取了一種十七世紀的譯本。為什麽呢？作序的是一位牛津的法國文學教授，他這麽解釋：老譯本雖然不盡準確，依據的原文亦有刪削，可是兩位譯家Urquhart和Le Motteux實在“經典”，有的地方比拉伯雷還要拉伯雷；寬仁機智愛掉書袋不說，雙關玩笑怪話臟話，滿滿當當，更比原著長出好幾十碼去！他們占了一大便宜：那年頭英文還沒有一部權威的詞典，尚未被教科書上的語法馴服----還留著莎士比亞時代遊戲辭藻的余風，讀者的耳朵也夠靈敏，念書不光靠他的眼睛----正好用來譯拉伯雷。可是現代英譯者運氣不好，生在了規則細密、禁忌繁多的社會。所以，等到俄國批評家巴赫金為我們當“拉伯雷世界”的導遊，教我們呼吸那無拘無束的“狂歡節”空氣，欣賞“言語的喧囂”，這三百年前的譯本，就自然而然成了叢書的首選。

傳世的十七世紀英譯，煉字行文、風格境界，往往遠勝於現代譯本。欽定本《聖經》(1611)固然是不可企及的豐碑，才子劇作家恰普曼的荷馬(1616)和桂冠詩人德萊頓的維吉爾(1697)，則是詩藻與韻律的盛宴；讀來一派純凈光明，猶如“漫遊於黃金的王國”(濟慈《初讀恰普曼之荷馬》)。我們聊過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哈佛的羅伯古典叢書用來對照原文的沃茨(William Watts, 1590-1649)譯本，也是有名的佳作。下面不妨就拿《懺悔錄》中聖人回憶青年時代學習法律一節，跟人人叢書的新譯本作一比較。為幫助理解，我先把原文(拉丁語)譯為中文，再列出新舊英譯(卷三章三)：

原文：Habebant et illa studia, quae honesta vocabantur, ductum suum intuentem fora litigiosa, ut excellerem in eis, hoc laudabilior, quo fraudulentior.tanta est caecitas hominum de caecitate etiam gloriantium.

大意：那些所謂“高尚之學”還把我引向了法庭，一時雄心勃勃，詐術越精，越能博人讚譽。人之盲目竟然若此，連自己的看不見也可以吹噓！

人人叢書(2001)：My studies, too -- 'the liberal arts', as they were called -- were leading me in a direction of their own; they led me towards 'the brawling law courts', intending me to excel in them; for the better I could deceive, the more I would be praised. Such is the blindness of men that they boast even of their own blindness.

沃茨譯本(1631)：Those studies of mine also which were accounted commendable, were intended towards the Law, with an ambition to prove excellent at them; so much the famouser as I proved the craftier. Such is men's blindness, that they even brag of their own owleyedness.

新譯其實不錯，中規中矩，學院派英文。但沃茨的語言駕馭能力明顯高出一籌，且風格近於原文的虬枝蔓延：so much the famouser as I proved the craftier；相比之下，新譯的老實簡直像期末論文：for the better I could deceive, the more I would be praised。尤其舊譯結尾一字“owleyedness”點題，全段皆活：像貓頭鷹一般，白天睜個大眼，什麽也看不清----英美人好用貓頭鷹喻人呆瞎：as stupid/blind as an owl----蠢笨到了這田地，還洋洋得意！

的確，單就字面意思而言，新譯比舊譯嚴謹。然而正如前文分析，翻譯之道，不在字句的對應。聖保羅有言：字句叫人死，精神令人活(《哥林多後書》3:6)。意謂基督徒侍奉主的新約，不能拘泥於摩西之律的字句(gramma)，不必堅持諸如割禮、飲食禁忌和全燔祭儀式的規定，而應當守護其精神(pneuma，本義風、氣，轉指精義、神氣)；即按照新約的立場和寓意象征來重新理解“舊約”，指導信仰者的行動。同理，翻譯化為創作，字句的“忠實”雖然要緊，但還不足以使譯文擺脫平庸而將“須臾之物鐫諸不朽之文字”。譯本的真生命或競爭的勝出，最終靠的是它的精神、它的意境。 

二零零五年六月

【註釋】

奧古斯丁：《懺悔錄》(The Confessions), Philip Burton英譯，人人叢書，2001。

拉伯雷：《巨人傳》(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Thomas Urquhart & Pierre Le Motteux英譯，人人叢書，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