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個版本求個性

《荊軻刺秦王》可能創造了一個吉尼斯世界記錄：一個大投資的商業電影弄出了三個版本。一個是1998年10月8日人民大會堂版，這個版本只公開放映了一場（這也是記錄）。這個版本只有幾千人看過，國內的惡評如潮大多是基於這個版本。據我估計，到現在為止大陸說已經看過的人大多數看的是日本版，帶日文字幕的，是用VCD機看的盜版光碟。這個版本圖象質量還可以，中間有些馬賽克，第二碟3、4分鐘處糾錯能力不強的機器走不過去。從1999年8月6日開始，大陸的觀眾才開始在電影院裏看到供大陸放映的電影版本。這就是用字幕分為五個章節的《荊軻刺秦王》。

《荊軻刺秦王》是一部國際投資的商業大制作。8月13日的《文匯電影時報》報道陳凱歌說“直接投資6千萬元上下”。然而，導演把它拍成了一部充滿了個人解釋、哲理思辨的藝術電影。從陳凱歌自己對創作觀念的公開表述和影片的總體形態、敘事肌理來看，三個版本的《荊軻刺秦王》都更接近一部探索性的先鋒電影。影片在電影語言上十分追求個人化、獨創性，在歷史解釋上絕對地為己所用，為今天所用；在敘事方法和人物描寫上也隨意差遣，追求驚人之筆。

這裏，我看到《荊軻刺秦王》的話語體系在精英意識和大眾文化、商業運作規律拉扯下出現了巨大的分裂。商業電影的基本吸引力是敘事方法、視聽奇觀和基本的人道理念。一部電影為世界許多地區的人們所喜愛，其最基本原因不是閃閃發光的大堆金錢和電腦特技，而是能被大多數人理解的人性思考。商業影片的哲理思考和批判只能在現存的人性認識和社會分析上往前多走半步。商業性常規電影的基石是這些影片的基本倫理和道德規範。但陳凱歌似乎對這些規律不肯認同或不善把握。一方面，陳凱歌認為“藝術與現實生活無關”，“電影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做一個夢”；另一方面陳凱歌在這部影片的創作中卻充滿了文化創造的使命感和一種為今天尋找文化解決方案的宏大動機。就藝術形態而言，我從影片中看到的是一種保持獨創性的堅定追求和對這份執著追求的自信和得意。從這一點來說，《荊軻刺秦王》更接近於陳凱歌自己的《孩子王》、《邊走邊唱》。看來，導演更願意回到《霸王別姬》之前的自己。這讓我想起了《洛麗塔》的作者納博科夫，有人評論他的六部小說是一個風格，做的是一個東西。他說別的文學家都模仿他人，所以有很多風格，他只模仿自己。納博科夫的後半句話應該是：我是天才，所以能夠做到只模仿自己。我對這種持有絕對自信的天才藝術家是小有敬意的。但是，在一部投資巨大的商業電影中過分追求獨特性、個人化會不會有點產銷不對路？會不會有違職業規範？一些記者在采訪時釘著陳凱歌問“你不怕觀眾看不懂嗎？”也是在禮貌地表示這層意思。

二、兩種思維有哲學

當代中國大陸最具有語感的文學家有兩個，首先是王朔，再有一個是阿城。他們的作品我可以只讀幾行文字就能感覺出來作者是誰。還有一個十分有文學語感的藝術家就是陳凱歌，讀他的劇本和其它文字，我能看到十分明顯的文氣，這種文氣具有鮮明的作者簽名。陳

凱歌的文字與阿城的語感很有些相同之處，但思想要比阿城宏大得多，抱負要比阿城偉大得多，哲理性的思考也顯得深沈得多，但缺點就是這些思考過於獨特。早在陳凱歌拍《孩子王》的時候，我就覺得他這種保持個性的天才和哲理表述的熱情與電影的形式特性有分離，可能造成藝術思維和作品元素的分裂。就思維語言來說，他好象更富有文學的天賦和哲人的深沈抽象。在這部影片的創作中，陳凱歌對當代中國投入了極富於哲理的期望。他在報上說“我覺得現代中國人和古代中國人有本質的不同。比如古人的養氣、禮儀、尊嚴都是今人欠缺的，令我肅然起敬，我拍他們是想建立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陳凱歌在宣傳這部影片時說的話更清楚地表達了他的許多雄才大志和固執信念。他在不拍片時說的話如此之多，以至於1998年11月17日《北京青年報》上的一篇訪談竟以《陳凱歌新片圖窮談鋒匕見》為題目。陳凱歌在答記者問的談話中表現出巨大的使命感：“我們不能讓中國幾千年的文化被‘漢堡包文化’所取代。我們的文化影響曾經遍及亞洲，但如此深遠的文化如果在我們手裏完全喪失掉，我很傷心。……我相信《荊軻刺秦王》會對國內外觀眾產生一種文化上的影響。過去我們一直講國威遠及四海之外，指的是什麽，就是它的文化影響。而我們其實是用這樣一個故事來對中國的興起和振作做了一番表達。”我也經常說這種話，這種話看起來華麗、獨特、姿態很高，其實非常俗套、非常符合強勢話語。

這類表示遠大理想的話我多少還能明白，陳凱歌的另一些話我就根本讀不懂了：“並不是在歷史與今天之間找不到一點兒聯系，共同點是存在的。比如秦王贏政在當時小國寡民的情況下，就提出了大一統國家構想，這和我們今天共同處於地球村的現狀，是多類似啊。”“多類似”，還“啊”。我怎麽看不出秦始皇那充滿血腥味的封建專制主義宏偉抱負與今天的和平共處、宗教寬容、用人道主義實現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有多少共同之處？看得出來，陳凱歌對今天中國人的活法和文化是有些不滿的，對中國幾千年文化的衰微更是憂心重重。可他的概念體系和思想資源就是建築在“王”、“臣民”、“王應該愛天下的人”、“天下的人也都愛你”（趙姬語）這一類概念系統之上，從秦王稱帝那一年算，就是這種話語至少維持了中國社會2170年的超穩定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