蜇刺是外加於人的指令，指令在人的身上轉化為一種強大的能量，那就是“逆轉”指令的欲望。受指令蜇刺的人一心想要指令別人，給別人紮上蜇刺，這樣才能“除去自己身上的蜇刺”。人群社會中許多提拔制度都建立在人的這種基本欲望之上。上級對下級越兇狠，下級就對更下級越兇狠，小媳婦熬成婆，自己成了惡婆婆。受害者一旦得勢，就會加倍地迫害別人。

惟有劊子手在接受指令時感覺不到心理傷害

卡內提的“指令”和“蜇刺”直接指向20世紀最令人痛苦的問題，那就是，平常的人怎麽這麽容易做出殘忍的事情。卡內提說，只有一種人能夠受到指令而不感覺到它的蜇刺，那就是劊子手。劊子手(包括各種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和“打手”)受到的是殺害(或“迫害”)別人的指令。這種指令的威脅並不針對劊子手本人，劊子手可以立即將指令的蜇刺轉嫁到被殺(或被迫害)者身上。劊子手可以心安理得地殺人，因為他是在很負責地執行命令，或者很體面地表現組織覺悟。

人類普遍受“指令”和“蜇刺”驅使。那麽，在發生集體迫害和暴行的時候，普通人擔負的又是怎樣一種責任呢？僅僅是某種生物本能(求生、合群、逃避肉體痛苦)，還是有什麽別的因素在左右人們在關鍵時刻的行為呢？二戰時期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在德國漢堡被征召的後備警察營被派到一個叫作Jozefow的波蘭村莊去全數消滅那裏的猶太人。士兵們被允許提出要求不參加這次行動。500名士兵中只有12個表示不想參加。其余的士兵以從背後開槍的處決方式殺害了所有的猶太人。有的士兵興高采烈，但大多數士兵都是以認真完成任務的態度參與了這次屠殺。

阿倫特解釋了卡內提不能解釋的問題

怎麽看待這件往事呢？很難以單純的“洗腦”理論去解釋德國警察為何能以殺害猶太人為榮為樂。因為不只是德國人，波蘭人、立陶宛人和烏克蘭人在二戰中都有許多以殺害猶太人為榮為樂。就此而言，卡內提的指令和蜇刺說能解釋德國人的暴行，也能解釋其他非德國人的暴行。卡內提的理論能解釋為什麽488名漢堡警察願意殺害猶太人，但它卻不能解釋為何畢竟有12個人拒絕這樣去做。

卡內提的同代人、傑出的德裔猶太思想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關註的正是後面這12個人的少數。她強調的是個人責任，而不是人的普遍自然趨向。卡內提的人性理解是陰暗而且悲觀的。在他那裏，人在極端情況下表現出殘忍和無情，是有人類學或心理學原因的，這種傾向即使在壞事發生後，也不可能由於道德思考得到改變。阿倫特則認為，幹壞事，參與暴行，尤其是心甘情願地參與暴行(如她所討論的納粹分子艾克曼那樣)，根本原因不在於一切人所共同的人的本質弱點，而在於每個個人自己的不思想和無判斷。

卡內提論權力的本質

卡內提用人所受到的傷害去解釋群眾的行為。這種傷害包括身體的死亡威脅和心理的“蜇刺”傷害。群眾行為往往會很殘忍，很暴力，不可預測。但是，卡內提和先前群眾理論(以勒龐為代表)的重要區別在於，他認為，群眾有這些傾向，根本原因並不是群眾的某些惡劣、低下本質，而在於權力對群眾的傷害。

受權力傷害的群眾總是會表現出某些行為特征(如輕易對他人施行暴力)，這些行為幾乎沒有例外，以至顯得似乎就是群眾的本質。然而，實際情況是，“如果蠱惑者(領袖)不給群眾指令，那麽他就不能永久地敗壞群眾”。

在卡內提那裏，理想的群眾、真實的群眾恰恰時刻代表著與權力相反的存在狀態。權力是孤家寡人獨享，不可與人分有的。權力是“一個孤獨的個人，(把意志力)強加給別人，強加給他自己，強加給一個對象。這樣的個人是霍布斯所說的那種非社會人(asocial man)的傳人，他只是為了享有社會生活的好處才勉強與他人接觸”。

權力以“活命”消化死者，權力是和死亡聯系在一起的。權力是站在同志和敵人屍體堆上的勝利。卡內提用約瑟夫的故事講述什麽是“權力”。約瑟夫是一位猶太歷史學家，大約生活在公元37—100年，他的希伯來名字是約瑟·本·馬塔提亞。約瑟夫在耶路撒冷受到過非常好的教育，曾經帶領猶太人武裝起義，反抗羅馬統治。約瑟夫和他的戰友殺死了許多羅馬人，但最後終於起義失敗。在羅馬人占領喬塔帕特後，約瑟夫和40名猶太戰士(其中一名是他的朋友)一起躲進一個山洞。猶太戰士們寧死不降，要求全體自殺。

約瑟夫不想死，他對戰士們說，真正的戰士必須死在強者之手，猶太教不允許自殺。他說有一個比自殺更好的赴死不降的辦法。那就是，所有41名猶太戰士圍成一個圓圈，1、2、3報數，第一個報到3的人由第二個報到3的人殺死，以此類推。最後剩下的那個人因手上有猶太同志的血，而可以自殺。約瑟夫把自己安排在第16個位置上，把他的朋友安排在第31個位置上，結果一輪輪“命運安排”的屠殺下來，只剩下約瑟夫和他的朋友倆人。於是兩個人一起走出山洞投降了羅馬人。

約瑟夫投降並沒有破壞先前約定的規則。他無須破壞約定的規則，因為他自己就是規則的制定者。在制定規則時，他已經為自己不遵守規則留下了後路。他甚至可以用高尚的道德理由為自己投降羅馬人辯護。他投降，是因為他不願親手殺死他的猶太同志(他的朋友)。他可以說，投降是忍辱負重。他為羅馬人除掉了那些負隅頑抗的猶太人，踩著戰友的屍體，當然還有羅馬人的屍體，存活了下來。

卡內提平靜地敘述約瑟夫的故事，他只是提示“權力”與“幸存”的關系，提示權力者總是為別人設置他自己不必遵守的、但卻可以置別人於死地的正確路線。卡內提說故事，有一種哲學和格言的力量。他說故事並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用文學的形式思考那些源自古代人類卻又仍然威脅著當代世界的種種根本問題，包括人類的貪婪、愚蠢、欲望、求生、死亡、肉體和心靈的痛苦、秩序和權威的建立及崩潰。卡內提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他只是把這些問題鄭重地擺在讀者面前。卡內提於198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獎讚揚他多方面的文學成就，以及對人類未來的深刻關切。20世紀是一個人類經歷無數苦難、前所未有地自我糟踐和自我毀滅的時代，卡內提表現的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作家的責任。（愛思想網站 2008-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