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1993年，我曾應印度外交部國際文化交流中心（ICCR）之邀赴印作建築歷史考察，到過不少地方，對印度產生了濃厚興趣，多年來，又零星讀到一些有關印度的文章，認識更加廣泛了。關於專業方面的收獲，筆者在三聯已出版了《天竺建築行紀》，而對於在印的生動見聞和一點感受，卻很少與朋友共享，有時不免信筆由之，以當時的錄音日記為基礎，閑雲野鶴般寫了下來，似亦可聊供網友談助。

可以說，以國家之大，人口之眾，在發展中國家中，印度算得上與中國的情況最具有共通性與可比性的國家，印度的命運，與中國的前途也可能更多著一重參考價值，寫出這些，大概還是有些意義的。

劄記共四篇，從印度的“自由民主”政治、印度的“社會主義”經濟、印度的貧困、印度的民族與宗教等方面略加整理綴成。 

飛抵新德裏英迪拉國際機場已過了當地時間零時，國際文化交流中心（ICCR）派了兩位兩位人員在通宵等待。一個小夥子名叫辛格（印度名叫辛格的特多，其實只是姓），黑黑的，瘦瘦的，個子不大，戴幅眼鏡，是尼赫魯大學的碩士生，曾經在覆旦大學學過兩年中文，將全程陪同我的考察兼任翻譯。辛格來自東部農村，工作起來很認真，有時甚至有點古板，但對我的幫助很大。另一位是ICCR接待員，名叫阿紹克（Ashock）。後來知道，“阿紹克”原來就是印度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公元前三世紀第一位統一了印度北方赫赫有名的阿育王的名字。他們把我送到十幾公裏外的城裏，被安排住在印度國際中心，是接待所有來印的官方邀請來的外國客人的地方。這是一幢新建築，園林化的環境，還不錯，但沒有熱水，只喝生水。離北京前有人建議我準備一個電熱杯，但來不及了，現在看來只好喝幾個星期的生水了。

但總體來說新德裏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如中國，從人們的衣著、建築、環境和車輛情況看來都是這樣。比起中國來差距還不小。

白天，辛格來了，說先去ICCR總部，受到主任接待。看他吸煙，我遞給他一枝雙喜牌的，我說“雙喜”（doublehappiness）的意思就是你們幸福我們也幸福。他搓著雙手連說謝謝，捏著煙在鼻子底下聞了又聞。他們已經準備了一個日程表，我原來初定想去的地方基本都有了，只是安排的會見多了一點。我的重點是考察，他們似乎很看重會見，也只得客隨主便了。

在新德裏只考察了兩天，說是回來以後繼續考察，就南下到阿格拉和博帕爾。在博帕爾，一天晚上，辛格告訴我說，明天全市可能會有罷工，是人民黨組織的。如果罷工的話，對我們的城外考察可能會有影響，甚至汽車司機如果也參加罷工，都不會來了。果然，早晨雖然司機還是來了，但汽車開到出城路口時，卻有罷工人群把守，十幾個人，提著棍棒，設有簡單的路障，不讓通過。辛格下車與他們談判，說我是外國人，政府請來的，也不行。一連三次都是這樣，我們只好改變計劃在城內考察。好在汽車是旅行社的，司機對城內古跡十分熟悉，臨時當起了我們的導遊。汽車在城內駛行時，我看到在似乎是政府建築的前面，雖然聚集著大量人群，卻沒有路障，可以自由出入。

記得我曾讀過一篇網文，提到有人也遇到這樣的窘境：他們在奧朗達巴德的公路上遇到濕婆軍（活躍在印度中南部的一個宗教政黨）舉行示威，阻斷了來往交通，而他們正要趕飛機。找到警察，警察卻只是兩手一攤，頭一偏，也愛莫能助，只好空等了兩個小時。

要求民主自由固然無可指責，但是你在要求民主與自由的時候不能妨礙別人的民主與自由。如果以犧牲其他人為代價，這種民主與自由的意義何在？

後來我在意大利羅馬旅遊時，也親歷了一場包括打著鐮刀斧頭旗的共產黨在內的左派政黨支持古巴的示威，兩旁和後面有許多警察，任務重點在保護示威者的安全，不允許其他人群沖擊遊行隊伍，兼防示威者的過激行為。規定的遊行結束時間一到，任務便只剩下了後一個，轉為毫不留情地驅散遊行隊伍，更不允許遊行者設立路障。

但印度也實行民主國家通行的一條原則，就是黨政分離。政黨人士被選入政府，身份就變了，首先是一名公務員，然後才是黨員。比如博帕爾的那次示威，作為公務員的人民黨黨員就不允許介入，政府還是照常上班的。

在印度各地旅行時，我經常遇到遊行示威，從人們舉著的鐮刀斧頭旗，發現多數是共產黨組織的。街上刷著標語，後面常畫著鐮刀斧頭圖案。我問辛格先生上面寫的是什麽，沒想到回答竟是“反對改革開放”！我不解，辛格先生說，共產黨和工會代表工人的利益，在國營企業的改造中，工人面臨被解雇的命運，所以他們反對。

印度共產黨人的活動幾乎與中共開始於同時，但正式成立得稍晚，是1925年。1964年隨著國際共運形勢的變化包括中蘇論戰，印共出現分裂，除印度共產黨外，又成立了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簡稱印共（馬）的新黨，還有一個更左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簡稱印共（馬列），影響比前兩黨小。好像辛格告訴我說，各黨內部還有派，總共約有十個。印共黨人在西孟加拉邦、特裏普拉邦和喀拉拉邦都獲得過執政權，西孟加拉邦已連續執政超過30年。2004年，印共（馬）和印共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巨大成功，加上其他左翼力量獲得的席位超過60席。為了阻止信奉印度教至上的印度人民黨繼續執政，左翼力量決定支持國大黨。辛格告訴我說，印度許多青年人對中國很感興趣，大學裏有不少學習毛著的小組，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工會和大學學生會的領袖，也多是共產黨。

在奧朗達巴德，我住的一所賓館一個大門保安是位年青的錫克人，我用我那個蹩腳英語與他寒暄，當他知道我是中國人後，表現得異常親熱，又是再次握手又是擁抱，在門後拿出一本書，是印地文的，封面上印著一幅中國地圖，仔細一看，是紅軍長征路線圖，原來是一冊《中國革命史》，他說他正在讀。我問你是怎麽對中國感興趣的，他說他想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估計他是印共成員，但不知道是哪一派。

印度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在實際運行中有不少弊端。第一就是效率低下。印度有130個黨，除國大黨和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人民黨兩大黨外，還有許多小黨，而無論是國大黨和人民黨執政，他們的議員都達不到過半，都要與一些小黨組成聯合政府。為了一項議案通過，各小黨就要出於一黨之私，向執政黨進行要挾，私底下討價還價，否則不予支持，使得哪怕是一個明顯急迫而合理的議案，或大或小，都長期不得通過，出現了一種“小黨專政”的奇特景象。例如，印度人口已經超過10億，國土卻不到300萬平方公裏，不及中國的三分之一，雖說是可耕地比例較大，實行計劃生育還是理應成為印度的一項基本國策，然而，由於計劃生育與印度許多宗教或宗教性政黨抵觸，為了保證選票和小黨的支持率，歷屆執政大黨，誰也不敢捅這個馬蜂窩，而把國家的根本利益棄置不顧。隨著人口遞增的速度越來越快，這個問題必將成為印度發展道路上的極大困擾。

又如，要從甲地修一條鐵路或高速公路通向乙地，也是麻煩不斷：中途要經過哪座城市？在哪裏設站？各小黨就不從實際情況出發，科學選線，而是為了選票，往往窮鬥不息，議案十幾年也不能通過。

印度的這種情況，使外國投資者望而生畏。

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人民黨及其領袖、邦首席部長莫迪的幕後策劃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宗教大屠殺事件，造成一千多穆斯林被殘殺。莫迪同意給予人民黨組織的印度教狂熱分子三天時間，對穆斯林民眾實行屠殺、掄劫和縱火，邦政府和警方放手不予制止，連消防隊和急救車也大都袖手旁觀，見死不救（在當前正走紅的《貧民窟裏的百萬富翁》電影中，可以看到這種景象的部分再現）。國際社會對此廣泛予以譴責，許多國家宣布莫迪為不受歡迎者，美國明令不許莫迪入境。但在2007年12月底邦的“民主選舉”中，古吉拉特邦人民黨的得票率居然幾乎是國大黨的兩倍，莫迪再次連任。這一結果，是印度“世界大國夢”的一個重大挫折。

歷史上，印度除了三次短暫且不完全的統一，直到1947年獨立以前至獨立以後許多年，都沒有真正統一過。我曾在孟買尼赫魯博物館看到過一幅印度共和國剛成立時的地圖，用兩種顏色標出當時就加入了共和國和沒有加入的各土邦，真是支離糾結，犬牙交錯。共和國成立以後，通過多年的軟性的和硬性的努力，才統一了全國。但辛格告訴我，有一些落後地區，到現在人們還只知道自己曾經所屬土邦的名字，而不知道“印度”。印度現在實行聯邦制，有28個省、7個邦，各有長官，都是選舉出來的，卻誰都沒有“與中央保持一致”的想法，形成所謂“蘇丹化”的傾向。例如，有的省或邦極端保守，有的卻實行說不清道不明的“社會主義”（一般都不明說），有的遵行某種宗教——印度教或伊斯蘭教義為最高綱領。但只要這個邦的政府是民選的，中央也拿它沒辦法。在我看來，作為發展中國家，印度目前確實極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執政核心。

這使我想起台灣省的“民主”。台灣據說有160多個黨，除了國民黨和民進黨，其他的黨都很小，自知不可能執政。每次總統大選，民進黨總會以“台灣主體論”挑起族群爭端，盡管它貪腐不斷，政績一團糟，卻總有那麽百分之三十上下的“基本盤”支持它，說什麽“肚子扁扁，也選阿扁”，與莫迪的人民黨如出一轍。一開立法會，委員們一待直播或攝影記者出現，便開始鬧場打架，打得個三魂出竅，罵得個七竅生煙，目的其實不在於議案本身，主要是要在選民跟前顯示自己的“鬥爭性”，為自己下屆當選留下資本。最近的一次表演可能就是今年6月包括民進黨反對大陸學生來台一氣兒拖掉了24個議案的表決時間。這哪裏像是真正的民主。

對比印度，我也想起了我們中國。無論是搞政治還是搞經濟，就不像印度那樣。只要唯一的執政黨或黨的領袖發了話，便一錘定音，百無禁忌，說幹就幹，就像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那樣，速度之快，令人吃驚。效率特高，外資放心。例如，中國的全封閉高速公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開始建設，2004年的總裏程已達到2.5萬公裏，當年又制訂出了全國規劃，總裏程將超過8萬公裏，在2024年左右全部建成。而印度的高速公路，起步時間與中國差不多，10多年過去，到現在卻僅有100多公裏。

所以，辛格總是讚揚秦始皇，說秦始皇比印度同時代的阿育王高明，硬性推行中央集權，“書同文，車同軌”，加上漢朝，形成了統一的漢族。以後各朝，皇朝雖然變了，卻維護了中華文化的統一和相對的長期穩定。

但事情卻遠沒有看起來的那麽簡單，專制制度造成的弊端，有時比民主制度可能更大，更難以糾正。就拿上面提到的決策基本正確的高速公路來說，在表象下面，又隱藏著多少貪腐、多少農民被迫低償甚至無償失去土地而走投無路！就更別說“一錘定音”對那些錯誤的政治或經濟問題的決策所造成的災難了，但卻沒什麽人為這種錯誤決策和決策體制承擔責任。

大躍進那會兒，河南全省死亡200萬人，信陽地區就死了100萬。當時推行極左路線的省委書記吳芝圃自己曾在事件過後承認說："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但是，他卻僅僅從第一書記改任為第二書記。1979年，吳芝圃還得到“平反”，被謚為“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覆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四川是大躍進餓死人最多的省，有說800萬，有說1000萬，就算800萬吧，也占了當時全川人口的九分之一，負有直接責任的李井泉卻安然無事。1989年李井泉病逝，也被謚為“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

那麽，借鑒印度的情況，我們中國應該怎麽辦？我不是政治學家，這些問題本不是我有能力涉及的，只是粗淺地感到，在我們這樣的大國，為了保證全局的穩定和發展，不出現蘇丹化和確保高效率，我們還必須至少在一定時段內保持一個強大的適度集權的執政領導力量。但目前最主要的任務還是，這個力量必須受到嚴格的監督，這就包括實現言論自由，建立公民社會，實現法治，保證這個力量必須在憲法規定的框架內活動，以自己的正確路線和意識形態、成員尤其是執政官員的模範行動，保持大多數公民對它的執政合法性的承認。此外，即使從保證自身的崇高威望來說，也必須清算自己以前所犯的一切錯誤甚至某些領導人的罪行，清除內部一切權貴資本主義分子。

近年聽到一個新詞，叫“黨主立憲”，覺得頗有創意，是否值得思考呢？ 

（轉載自2010-05-16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