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們與天的密切關系而言，我們在經驗上感覺到天無所不在和無所不知。全在和全知的天不是外在的觀察者而是內在的參與者。天通過其在場和知識創造出新的現實和可能。通過模仿天，人類學習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嘗試任何事情都知道。他們通過同情和理性獲得了這種能力。沒有同情，就無法在經驗上理解彼此，更不用說理解在結構上不同於他們物種的生命之其他形態。人類有能力培養出一種與萬物同情的共鳴能力，基於人性的內在品質就能夠同情，以及通過後天學習所發展出來的一種不斷擴大的人際關系網絡。

人類是以其作為生物歷史性之存在為特色的。儒家的概念與戈登·考夫曼(Gordon Kaufman)對人的看法極其相似：“深深地植入地球上生命的網絡當中，同時參與到作為生活形式的根本不同的意義當中”——對此一問題的了悟當是頗具警示意味的。他們同樣是審美的、倫理的、社會的、政治的和形而上學的存在。的確，通過生物進化和社會發展，人類在使用符號來指導對他們周圍環境的反應上變得特別熟練。人類審美的、倫理的、社會的、政治的和形而上學的層面不可避免地與人歷史地糾纏在一起。就起源來說，大腦與語言之間的辯證交感使得人可以設想、描繪和理解所有與他們生活相關的事物。然而，即便我們把這種觀點推而廣之進而予以解釋人類進化的所有過程。那它充其量也只能是其中一個方面。是否人的心靈與身體只具有頭腦和語言的功能?這遠未定論。

儒家學者，特別是推崇孟子的儒家學者，認為心靈和身體內在具有一種經驗和對周圍環境作出反應的、創造性的、普遍的能力。他們明確地這樣做，而非泛泛為之。但是，就實際而言，毫無疑問他們通常的能力能夠這樣做。既然這種能力在前語言的(pre-verbal)階段已經存在，言外(ex—tra-linguistie)經驗是可能的。即使我們傾向於認為所有有意識和無意識的行為都是通過符號過濾的大腦功能。將心與身體歸結為大腦類別是不明智的。

身體本身是一個有用的例子。身體並不是一具由父母一次給定的血肉之軀，而是一個需要自身不斷修養的達成(attainment)。作為一個達成，就不僅是社會性的結果。而且是持續的意識努力的結果。事實上，身體的個體性盡管經驗上可見。看上去可數，但在深層次卻是個人的。如艾略特·杜裏奇(Eliot Deutseh)所想：我們並不擁有我們的身體，我們成為了我們的身體。孟子對此見解有一個經典的表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孟子·盡心上》，第38節)表面上，這就清楚地表明身體不僅是生物物理的，而且是社會的和文化的。然而，成為我們身體的過程事先假定。社會和文化的條件必須基於身體的物理構成，物理構成就不僅是象征性的了。實際上，我們並不僅僅通過我們的大腦思考。既然思考必定包含著感覺，我們常常用我們的心和身體思考。物化的思考在美學和倫理學中是特別重要的。在審美和倫理實踐中，思考和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身體上的感覺，比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常常是認知過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沒有它們。審美和倫理的行為僅僅是一個平淡的和貧瘠的抽象。

我們不能把現代人成熟的基因方面的原因和心靈與身體的結構特征相混淆。因為前者主要歸因於更加成熟的大腦。作為現代和後現代世界中的人，我們占有人類歷史中前所未有的大量的數據、信息、知識。科學、技術、市場經濟、旅遊、移民、疾病、毒品、暴力和恐怖主義，不用說還有環境保護，迅速的全球互聯，互相交往，相互交換，交互作用等，都超乎我們數十年前的想象。盡管我們讚美使得人類作為有自我意識的生物歷史存在出現的神秘創造力，我們同樣看到面對面交流的豐富經驗，聆聽的藝術，從先代的智者學習被推到幕後而置於次要的地位。

隨著人類的生存問題日益突出。人們開始向古代聖賢和當代精神導師尋求明智的教導。如卡森斯(Eweft Cousins)所看到的，就目前的人類處境，地球就是我們的先知，古人可以教導我們與自然共存的簡捷方式。如果我們不把數據當做信息、不把信息當做知識、不把知識當做智慧的話。我們必須認識到開啟理性的現代啟蒙運動的出現是一把雙刃劍。啟蒙運動是人類創造力的驚人體現。然而，同時也釋放出一股可怕的、破壞性力量。我們必須承認創造力常常伴隨著毀滅、暴力和破壞。對於大爆炸、進化和人類的出現的確也如此。當我們開始反思當前形勢下的作為人的意義，我們的註意力就轉向那些精神導師，那些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所稱的“典範人物”(paradigmatic personalities)，如蘇格拉底、柏拉圖、摩西、老子、孔子、佛陀、耶穌、穆罕默德等。按照他們所倡導的倫理，不是要我們參與對抗、暴力、破壞或者戰爭等，而是要我們最終達到自知之明與全體團結，不斷實踐和平、聖愛、仁愛、正義、智慧、禮法、信任和慈悲等原則。在一個充滿緊張和沖突的世界裏，他們的教導和我們有什麼樣的關系呢?

儒家學者用很明確的方式來理解創造力之天。正如《易經》所說明的，天所展現的創造力是生生的過程。我們可以想象，各種破壞力量，如大爆炸所顯現的。在地球上所發生的進化，地球上一直都發生著的破壞生命的洪水、地震、火山爆發、台風等，都是天之創造力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然而，儒家看到的是一個有機的宇宙，他不停地進化和動態地轉變。作為一個生命能量的覆雜適應系統，宇宙從未喪失支持生命的平衡。我們能夠指出的是，大爆炸和進化最終賦予人類存在的條件是以爆發性的力量和持續毀壞為特征的。沒有這些，地球可能不會進化。同理，地球上的進化決不是一個均衡的、量化的漸進過程。誠然，進化往往以使很多生命形式滅絕的災難性事件為標志。沒有上述種種不均衡與不穩定的進化形式，就難以想象人類會出現。

然而，天作為一個生生的過程，盡管其不可預測的力量會偶爾破壞其穩定而致失衡，但必不致長久迷失。無論如何，天的運作都不會變成一個破壞生命的過程。儒家基於經驗知識和歷史記錄相信“大化”的可預測性，遠遠不是幼稚地宣稱自然的均衡與穩定。儒家通過對星相、季節、天氣、潮汐、其他因素的主因的觀察，確信盡管會有激烈的地震等發生，地球作為自體組織系統(seIf-organizing system)通常的狀態是穩定的、有彈性的和平衡的。的確，沒有這樣的一個微妙平衡，就不可能有人類的生存。

不必說人們不會僅僅滿足於生存。作為意義賦予和價值創造的存在，我們不斷地在我們的認知和情感的努力中試圖獲得更高成就。我們繁榮的前提是地球持續的健康。我們緊迫意識到，就像大爆炸和進化使得地球出現一樣，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危險——就像無數星球和星系一樣瞬間地消失——也是可以想象的。我們同樣緊迫地意識到。就宇宙而言，對於我們的創造力並無時空限制。對於儒家學者，人能夠理性地、有責任地、慈悲地行動的一個本質原因就在於他們相信微觀世界裏存在著微妙的平衡。（收藏自2011-01-10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