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上絲綢之路的首航至今已經有兩三千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長河當中，無數的人、船隻、商品從這裡流向世界各地。海上絲綢之路不僅見證著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商品交流、文化交流與宗教交流，同時也見證著不同時代之間各種交流的發展、璀璨乃至毀滅。海上絲綢之路並不只是對絲綢的販賣，也不僅僅是單一的一條航線，而是由東線、南線、北美航線等綜合而成的集商貿、文化、宗教交流為一體的航線總稱。這條絲綢之路誕生於先秦，形成於秦漢，繁榮於隋唐，全盛於宋元，頂峰於明初，衰落於明中後期與清朝。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衰也側面發映出中國歷代王朝的發展歷程。

海上絲綢之路概述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類的海航史就是人類文明的傳播與交融的歷史，也是見證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歷史，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進程就是這段歷史中一顆璀璨的明珠。絲綢之路一詞，最早由19世紀7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Richthofen，Fendinand Von，1833-1925）在《中國旅行記》（第1卷）中提出。他在談到中國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上交通路線時，鑒於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此路西運，遂稱之為絲綢之路。中國最早提出「絲綢之路」的學者是北京大學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他早在1955年發表的論文《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中就提出了「橫亙歐亞絲路」，描述了中國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和道路，並將傳入道路歸納為五條，分別為「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緬甸道、安南道。」

絲綢之路並不僅僅是指某一條路，而是對中國與西方貿易的統稱，在陸上絲綢之路形成之前，海上絲綢之路就已經開始了它的歷史使命。海上絲綢之路起始自我國東南沿海港口，往南穿過南中國海，進入印度洋、波斯灣地區，遠及東非、歐洲等地，主要由東、南、北美三條航線構成。東線是海上絲綢之路開闢最早的航線，早期的東線起始自山東半島，後在大航海時期有了長足的發展，自廣州、澳門、粵東、閩南港口啟航，直航菲律賓馬尼拉，橫渡太平洋到北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然後往南到南美洲的秘魯、智利、阿根廷以及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諸國航行，16 世紀以後成為亞太地區與美洲新大陸海洋交通的主要航線。南線最主要的航線，自廣州、粵西—北部灣沿海港口啟航，穿過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向西進入印度洋、波斯灣、紅海沿岸國家和地區，延伸至歐洲和非洲部分地區。北美航線是指1784年「中國皇後號」開闢的中國與美國的貿易航線。

實際上，不管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是東西方經濟與文化交流的代名詞。自秦漢以來，這一通道不僅對我國，同時也對世界諸多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首先，「海上絲綢之路」對東西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我國古代的 四大發明（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印刷術）、紡織、制瓷等工藝技術，繪畫、戲曲、舞蹈、音樂、建築等藝術技法，天文、算術、曆法、醫藥等科技知識，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法家等文化思想，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都傳播到了海外。早期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我國，並對我國的文化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其次，「海上絲綢之路」為東西方貿易往來帶來了深遠影響。作為東方文明古國，自古至今，我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一片好評，例如唐代出口的絲綢及黃金，在各國大受歡迎，而以香料、珠璣、翠羽、犀角、象牙、瑪瑙及各種寶石等奢侈品為主的進口商品的引入也大大豐富了唐代我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唐代以後，陶瓷變成了主要輸出商品，深受海外市場青睞；明末，茶葉傳入歐洲，成為了當時中國在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商品，進口的商品除了傳統的南洋諸地土特產外，還增加了西洋貨物如毛織品、棉織品、鐘錶、香水、皮毛、金屬等。就是因為「海上絲綢之路」等渠道的貿易，為東西方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了良好的刺激作用，對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物質文明帶來了深遠影響。

最後，「海上絲綢之路」為構建東西方友好往來提供了便利條件。「海上絲綢之路」開闢了中國與海外國家友好往來的道路，南洋諸國通過派遣使節來到中國，在唐朝以後，中國歷代王朝在廣州等港口設置市舶使（司）主管海路邦交外貿，設立館驛接待外國使節，承擔一系列外交事務，這為東西方友好往來奠定了基礎，更進一步加深了各國友好氛圍。

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大政治家管仲開闢的與朝鮮貿易的第一條海外航線，到秦末的文化先驅徐福開闢的中日航線，再到東漢甘英出使大秦終到波斯灣等等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足跡上可以看出，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方經濟的交流、文化的交融，而且真是清晰地展示出了人類文明進程運行的軌跡。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程回顧

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及發展至今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從先秦時代的少數海上活動到秦漢以後的規模化海上貿易，從生存化的海上遷徙到經濟化的貿易往來，我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經歷了一段不尋常的歷程。

（1）海上絲綢之路的前奏

我國最早的航海活動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從出土的文物和古籍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原始祖先使用一些植物的藤蔓固定一些樹幹和竹子，從而進行了一些短途的海上漂浮。到了新石器時代，出現了最早的船舶，即「獨木舟」。到了夏商周時期，已經進入青銅時代的人們在造船技術上又有了新的進步，出現了木板船和風帆，並且進行著有計劃、有目的的貨物運輸、遷徙和對外交流。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進入鐵器時代，造船和航海技術更加成熟，航海業基本形成。

（2）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在我國秦漢時期，對於剛剛統一成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來說，社會安定與發展成為了當時統治者最重視的問題。在此時期，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進步，其中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相對於之前而言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中國沿海的航海路線全都暢通無阻，甚至出現了抵達日本的遠航艦隊以及駛過馬六甲海峽抵達印度半島南端的遠洋艦隊。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從中國南海到印度洋的我國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條遠洋航線，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

（3）海上絲綢之路的平徊

東漢末年，中原地區處於長期的戰亂紛爭之中，西北的陸上「絲綢之路」受到了阻礙。但是嶺南卻相對穩定許多，廣州地區的生產和商業都比較繁榮，中原人民大批南遷，促進了南方經濟、技術、交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融合與發展，「海上絲綢之路」在這一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

公元3世紀，是魏、蜀、吳三國鼎立的紛爭時期。由於海外貿易的大力發展，促使造船技術進一步精進，即使在三國的長期戰爭時期，我國造船業也發展迅速。吳國的疆域主要是在長江中、下遊南岸以南加上東南沿海地區。吳國在孫權在位時期，利用連接外海的優越地理條件，不僅發展了海外貿易而且進行友好海外國事活動，既增加了國庫財政收入，又穩固了後方。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我國和東南亞及西方的海上交往日益頻繁，既有友好互訪，也有物資交流。「南海、印度洋上，巨舶穿梭，風帆片片，一派繁盛景象。」

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內紛亂局勢使得中西交流呈現變化多端、錯綜複雜的特徵。由於南方經濟的發展，政府採用了積極的海外關係政策，這一時期南海和東海海上絲綢之路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此同時，對外貿易也取得了一定成績，當時中原王朝的對外貿易發展涉及到了15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諸國，而且也包含了西到印度和歐洲的大秦（羅馬）等國家，促進了這一時期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

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西面的終點進一步從印度半島東南部向西推進，跨越阿拉伯海，抵達波斯灣，不過這條航線當時沒有固定化。歷史學家王仲葷引阿拉伯人《古行紀》中的記載：「中國的商船，從公元3世紀中葉開始向西，從廣州到達檳榔嶼，4世紀到錫蘭，5世紀至亞丁，終至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占商權。」10世紀中葉成書的阿拉伯學者馬斯歐迪著《黃金原和寶石礦》亦曾記載，中國船慣於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奧放位和巴斯拉，而這些國家的船舶則自由地航向中國」。另據史載，中國與大秦天竺之間「舟舶繼路，商使交屬」。

（4）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公元6世紀，隋朝統一了全國，隋煬帝繼位之後，發展了海外貿易，並與途經國家和地區友好往來，但朝代歷時較短，沒有更加深入的發展。

唐朝延續了隋朝前期發展的興旺之勢，國勢昌盛，生產發展、海外貿易空前發達。朝廷特別設置了「市舶司」專門負責管理海外貿易的相關事宜，如徵收航海相關的稅款，設立倉庫，保護外商的正當權益，制裁違法官員等等。在這種政府保護的刺激之下，南海和印度洋上，商船來往，絡繹不絕，廣州、泉州、寧波、揚州更成為當時的國際四大貿易港。相比之前中原王朝「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規模，唐代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更加繁盛興旺，在當時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亦足見當時海上貿易的繁榮。賈耽（730-805）在《皇華四達記》中對唐代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亦有所記載，將從我國廣州至大食國的巴斯拉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東航路，航路經過的國家為今天的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斯裏蘭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等等；將我國廣州至阿拉伯半島及亞丁灣、東非、紅海的航道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西航路，烏刺（奧波拉）是東、西兩條航路的交會點。賈耽詳細地記錄了這兩條航線的途次、航期等，這條「廣州通海夷道」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隨著海上交通的不斷發展以及海外貿易的擴展，廣州商舶逐漸增多，我國出口的絲綢、陶瓷、漆器等商品和進口的海外奇珍異寶及香料都會在廣州進行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