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路敘事》系列之二

3.中國紡織品對於國外的影響

紡織品是一種以麻、絲、毛、棉的纖維為生產原料經過加工成紗線，編織和機織而成的布帛，紡織品在人類發展的不同時期都是衡量人類的進步與文明發達程度的標尺之一。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掌握了紡織技術，並在隨後的發展中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在中國歷史當中，紡織品文化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在我國漢朝時期，紡織品的生產就十分發達，當時的人們利用簡陋的生產工具織出了許多精美的花紋圖案，如雲氣紋、動物紋、花卉紋、幾何紋和吉祥文字等。東漢的錦紋樣具有概括而寫實的特點，人物與禽獸奔逐於動蕩的雲氣山岳之中，充滿著動感與力度，加上吉祥文字點綴其中，蘊涵著吉祥如意的氣息。

到了唐代，中國經濟得到高度發展，絲織品的生產也遍及全國各地，其中最出色的為唐錦，因其以緯線起花，遂又稱緯錦。唐錦的花紋設計以聯珠紋最有代表性，還包括團紋、散花等多種紋飾。強盛的唐朝是我國古代最為開放的一個時代，它不僅接納外來的服飾樣式，同時唐朝的不少服飾樣式也影響著海外，如日本的飛鳥，就是在奈良時代直接從中國的隋唐兩代引入服制和服裝設計的。

宋朝的紡織業進一步發展，已遍及全國的43個州，重心逐漸南移至江浙。絲織品中尤以花羅和綺綾最具有代表性。羅紋組織結構包括兩經絞、三經絞、四經絞的素羅，起平紋、浮紋、斜紋、變化斜紋等組織的各種花卉紋花羅，還有粗細緯相間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羅等。與此同時，宋朝時期發明了腳踏紡車和水轉大紡車，大大提高了紡織的工作效率，這兩種紡織機械的發明比歐洲人的同類發明早四百年左右。

元代紡織品品種眾多，其中以織金錦（納石失）最負盛名。在新疆鹽湖出土的金織金錦，經絲直徑為0.15毫米，緯絲直徑為0.5毫米，經緯密度為52根／厘米和48根／厘米；拈金織金錦的經緯密度為65根／厘米和40根／厘米，可見我國元代的紡織技術已經非常發達。

而到了明清時期，我國的紡織品以江南三織造（江寧、蘇州、杭州）生產的貢品技藝最高，其中各種花紋圖案的妝花紗、妝花羅、妝花錦、妝花緞等富有特色。極具民族傳統特色的蜀錦、宋錦、織金錦和妝花（雲錦）錦合稱為“四大名錦”。

中國的文明和文化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裏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並對全人類的文化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貢獻，甚至到了今天，西方文明中仍有借鑒古代華夏文化的成分。在頻繁往來的國際性貿易和文化交流中，中華文明與文化對世界各國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傳出了精美的絲織品，也同時傳出了蠶種和織造技術。由此可見，我國的紡織技術與紡織藝術對當時海外頗具影響力。隨著絲綢貿易的發展，更多的國家和民族的服飾文化，與中國發生了密切的關系。
通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進口的商品及其影響

在中國向外輸出商品的同時，大量的外國商品也湧入中國市場。從上層社會的珠璣、瑪瑙到底層人民的玉米、番薯，到處都可以看到外國商品的影子。


（一）我國古代在海上絲綢之路進口的商品

西漢和東漢初期，中國與外國的貿易關系十分簡單，用絲綢類紡織品換一些鐵器、銀制品，用黃金換取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等。在東漢時期，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口的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玳瑁、香料、染料，還有一些罕見的乳香（薰爐）和托燈傭等。隋唐時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除了此前已經經常進口的象牙、犀角、珠璣、香料等以外，進口的商品種類較以前大為豐富，主要有象牙、犀角、珠璣、香料等。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各國的特產，其中最為特別的就是“昆侖奴”。

宋朝時期，由於市舶司的管制，允許進口的商品有香藥、象犀、珊瑚、琉璃、珠釗、鑌鐵、鰲皮、玳瑁、硨磲、水晶、番布、烏木樠、蘇木等，其中香藥類種類繁多，且數量巨大。當時在非宋朝的官方市場中，出現了很多非官方的貿易，如金銀、銅器、銅錢、兵器及可造兵器的材料、一些書籍和外國貨幣等。

元朝時期，貿易進口的商品有象牙、犀角等寶物，各種布匹，沈香、檀香等香貨，不同種類的珍貴藥物，木材，皮貨，牛蹄角，雜物等八大類商品。

明朝時期，根據《明會典》的記載，進口商品主要有七大類：香料，如胡椒、薰衣草和龍腦等；珍禽異獸，如鸚鵡、孔雀、黑熊、紅猴等；奇珍，如珊瑚、玳瑁、象牙、瑪瑙等；藥材；軍事用品；手工業原料，主要有錫、紅銅、石青、硫磺、碗石、牛皮、磨刀石、番紅土、西洋鐵、回回青；手工業制品，各種布匹。

清朝時期，由於閉關鎖國等政策，進口商品的種類和數量較以往朝代少了許多，進口商品主要有棉花、棉布和棉紗、毛紡織品等，其中數量最多的商品是棉花。但是到了中晚清時期，鴉片成為我國進口量最大的商品。


（二）進口商品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如同中國的商品影響和改變了其他國家的文化和習慣一樣，各國進口的商品同樣也影響和改變了中國。


1.外來農作物對中國農業的影響

戰亂以及自然災害等因素引起的饑荒在我國歷史上很多時期都曾出現過，由此導致的人口減少、耕地荒廢、糧食減產等惡劣情況，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然而，一些外來作物，如玉米、番薯和馬鈴薯等都是耐旱、耐瘠的作物，能夠在一般糧食作物難以生存的環境（如貧瘠土壤、深山苦寒地區）進行種植和培育，而且產量很高，通過種植這類外來作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饑荒的死亡率。

玉米、大麥和高粱相比較產量要高出5%－15%左右，所以從引進國內以後便大面積種植。在同治《建始縣志》一書中記載：當地“居民倍增，稻谷不給，則於山上種苞谷、洋芋或厥薯之類，深山幽谷，開辟無遺。”《植物名實圖考》也對玉米有所記載：“山農之糧，視其豐歉；釀酒磨粉，用均米麥；瓤煮以飼豕，稈幹以供飲，無棄物。”這些都充分證明了玉米在國內的大面積種植。

番薯，野生種起源於美洲的熱帶地區，由印第安人人工種植成功。哥倫布初見西班牙女王時，曾將由新大陸帶回的甘薯獻給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將甘薯傳至菲律賓。在明朝萬曆十年（1582年），從當時的西班牙殖民地呂宋（今菲律賓）引進中國，由東莞人陳益從安南首先引入廣東。根據清朝時期的《福建府志》的記載：“明萬曆甲午歲荒，巡撫金學曾從外番乞種歸，教民種之，以當谷食，荒不為災。”據記載，最早甘薯是由菲律賓幾經波折從海上傳入中國，隨後，中國南方遭受嚴重的旱災，顆粒無收，使得南方地區人民飽受饑荒之苦。此時政府發現甘薯的性質，提倡廣泛種植，均獲豐收，使得南方人民度過了此次災禍。


2.香料對中國醫學的影響

唐朝年間，香藥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一同傳入中國，開始逐漸地影響中國相關的醫藥發展。在宋朝時期，我國與阿拉伯國家的交流開始由衰弱轉向恢覆並逐漸繁榮的狀態。為促進香藥的輸入，朝廷下令在廣州、泉州、寧波、杭州等地設立“市舶司”等專門貿易機構，並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規定對經營香藥有功人員予以獎勵。如《宋史•食貨志》中記載：“大食蕃客羅辛販乳香值三十萬緡、鋼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銀九十八萬緡，各補丞信郎。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次推賞。”由於上述獎勵政策的實行，中阿醫藥文化在這一時期交流頻繁，同時也使香藥輸入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香藥的傳入，不僅增添了中國藥物學的許多新品種，擴充了方劑的內容，促進了成藥劑型的改革，藥用範圍也更加廣泛，而且補充和促進了中國氣血論的諸多新內容，豐富了中醫急救方術。以芳香開竅藥物為主創立的“香藥三寶”（蘇合香丸、至寶丹、紫雪丹）廣泛運用於醫學臨床，使許多過去認為無法救治的高熱神昏痙厥的急危病人得以及時搶救，亦間接沖擊了古代中國藥理學的“四氣（性）五味歸經”理論，促進了濕溫病學的形成與發展。香藥與中醫理論結合，其功效有理氣、行郁、化滯、開閉、啟神等，廣泛應用於醫學臨床各科。香藥又具祛邪辟穢、凈化居室環境、強身健體、促進新陳代謝、抑制菌毒等功效，用於預防疾病、保健衛生。

總之，香藥的傳入對我國醫藥的發展和人們的生活習慣都具有深刻影響。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香藥的使用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傳統，也成為流淌在中國人血液裏的習慣。


3.鴉片對於中國的影響

在我國清朝時期，鴉片在我國貿易清單上的比重開始逐漸增加，從開始的藥用到後來“吸食”，成為了在古代歷史當中給國家帶來災禍最嚴重的貿易商品。自此之後，西方國家在與我國貿易之中“撕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致使我國白銀大量外流，造成當時清政府財務的嚴重危機。白銀價格不斷上漲，進一步導致“銀貴錢賤”局面，使得社會上出現不安的狀態。長期“吸食”大量鴉片，不僅使廣大民眾的身心受到毒害，也腐蝕了清政府的統治，使得原本就已走向下坡路的清政府變得更加腐敗。軍隊逐漸喪失了應有的戰鬥能力，無力抵抗外敵，雖然“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並不能完全歸咎於鴉片，但鴉片導致的軍力下降、人心渙散是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整個晚清的中國民風日下、社會蕭條，同時滋生出各種罪惡，鴉片從內部瓦解了一個原本強大的民族，同時開啟了中國的救亡圖強之路。（參考文獻略）（收藏自2016-02-02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