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於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系進入歷史系。我非常幸運，遇到了很多好老師。這些老師學識淵博，在當時雖都已卓然成家，但仍然焚膏繼晷，潛心向學，刻苦自勵，精益求精，使我大開眼界。他們在授業解惑、教育學生上循循善誘，汲引有方，期待學生成為有用之材，盼望學生青出於藍勝於藍。這種心情體現在他們的言傳身教上，他們所具有的敬業獻身精神，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宗教般的赤忱。今天回想起來無限感念這些老師，並為當年不能體認他們的苦心而慚愧而追悔。

這些老師有的已經故去多年了，但隨著年齡日增，他們重又覆活在我的心中，而且呈現出越來越清晰的面貌。我深感他們是不朽的，這並不是指他們的音容笑貌在我這個平庸的學生的心目中鮮明如初而言，而是指他們留下了精湛的著作，培養了學生，他們的淵博學識使學術薪火相繼，發揚光大，他們的高尚情操嘉惠來者，永錫吾類。他們做了弈葉燈傳、蟬聯瓶瀉的事業。

在這些老師中，聶崇岐筱珊先生在同事中號稱為人嚴肅，他說話前，往往是先輕輕地按按煙鬥中的煙絲，吸煙吐煙之後，才從容不迫地低聲陳述己見。1950年夏，即我大一、大二之間的暑假，聶先生讓我先讀《通鑒紀事本末》，了解重大事件的原委，再沈心靜氣地細讀《通鑒》和胡註。他強調的是讀書要沈心靜氣，他說，最好自己把《通鑒》標點一遍。他非常推崇《論語》中“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這句話，聶先生的狷介，予弟子以很大的影響。

齊思和致中先生在教書之余致力於完成《戰國大事表》，以期與清代學者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成為珠聯璧合的著作。齊先生學通中西，淹貫古今，不僅諳熟先秦史和清代學術史，而且精通美國史、英國史。齊先生當年在哈佛，是以美國史取得學位的。他講課極其生動風趣，經常把學生們逗得哄堂大笑，自己卻若無其事。齊先生指點我，在讀西洋通史教本之外，可以讀一讀古奇（G. P. Gooch）的《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家》一書，這讓我較早地知道了19世紀末德國學派的蘭克（L. von Rank）怎樣淵博，埃克頓（Lord Acton）怎樣勤奮——埃克頓寫了一屋子卡片，去世之後，別人都不知如何利用。齊先生很關心如何使中國史學界在西洋史研究方面趕上世界水平，以期改變當時留學生回國後“為了糊口而教西洋史，為了學術只能研究中國史”的局面。我雖魯鈍，但想兼顧中國與外國，知道中國有羅振玉、王國維，外國有蘭克、埃克頓，這實際上是羨慕齊先生的淵博，並受齊先生兼顧中西教示的結果。
孫楷第子書先生講《目錄學》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上課時從來不帶片紙只字，兩手空空，拖著清臒纖瘦的身軀怡然而來，往講台上一站，沒有任何開場白，立即進入正題，按照四庫分類一部一部地介紹重要古籍。他要求學生熟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大序、小序，建議學生拿上《書目答問補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註》到圖書館找出各種版本親手摸一過，以後再涉及該書時，就先回想這部書的版式、卷數、書口等具體模樣。他強調熟能生巧，孫先生《滄州集》中的文章那樣清澈秀麗，富有卓見，贏得學界的普遍讚嘆，看來正得力於他的“熟能生巧”。孫先生的博聞強記令學生們大為震驚，他在課堂上講述史實時樸素無華，但觸類旁通，如數家珍，做到了高懸學術之準繩，親示學子以津逮。

回想起來，這些老師們的淵博學識全從“笨”功夫中得來，每個人都充分發展了博聞強記的本領。以宋史、古代官制、中國近代史名家的聶崇岐先生上課時也是從來不帶講義，全憑自己的記憶侃侃而談，史實、年代皆極準確。我還清楚地記得王鐘翰先生上清史課時，為我們講清初“拜堂子”的習俗，歷歷如數家珍。王先生有時把他的老師鄧之誠文如先生——按輩分說是我們的太老師了，請來給我們講幾堂課。鄧先生身著藍布長袍，頭戴瓜皮帽，腳穿一種叫“老頭樂”的棉鞋，腳腕子上紮著腿帶，講課也是從來不帶片紙只字。老先生往講台上一站，先是向同學們深深地鞠一躬，往往腦門碰到桌面，然後操著雲南官話說：“同學們，我來看看你們……。”幾句簡單的開場白之後進入正題，全憑記憶從容道來，真是滾瓜爛熟。還有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地理，翁獨健先生的蒙元史，也都是絕學。翁先生口才極佳，善於鼓動學生的熱情，在一次講課中，翁先生扶著拐杖，呼籲“中國應當出自己的巴托爾德”。[1]他指定馮承鈞的譯述為必讀參考書，使我較早地知道了法國漢學家沙畹和伯希和的業績，這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後來我選定中亞為專業之一。用今天的話來說，我的這些老師都是“國寶級”的人物，而我有幸親承謦欬於側。

除了這些老師之外，校內還有若幹青年師表，還有正在讀研究院或高班的“學長”，他們年青而有成就，給我很深的印象，如西語系的“才子”吳興華先生，後來成為紅樓夢專家的周汝昌先生，剛在歷史系任教的許大齡先生等等。當在歷史系讀研究院的壽紀瑜師姐、高班同學陳公柔等，也在學術上達到了很高的造詣。

我的這些師長們無一例外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少有功利的計較。聶崇岐先生幾乎消耗大半生的光陰，默默地在燕京大學的貝公樓（今北大辦公樓）樓頂的哈佛燕京學社，為出版系列《引得》，標出所需“引得”的條目。這是一種極其單調枯燥、又極其覆雜細致的工作，不能出一點差錯。聶先生全身心投入其中，數十年如一日，真可謂刊落聲華，甘於寂寞。齊先生除了讀書還是讀書，很難說出他除了追求學術真知之外還有什麽別的愛好。王鐘翰先生以同樣的坐冷板凳的精神，在貝公樓從頭至尾研讀《清實錄》。在他們那裏，專心致志獻身學術的真誠使他們具有深沈的靜穆和祥和。套用近代英國著名史學家彪瑞（J．B．Bury）的話，我這些老師們所從事的正是“不折不扣的歷史科學”的實踐。他們實事求是、不計功利的敬業精神體現了歷史學者應有的風範。

我由於淺薄，雖然有這樣好的老師和學長，卻沒有學到他們做人的態度和治學的精神。老師們諄諄教導讀書要沈心靜氣，我卻心浮氣躁；老師們教導做學問要厚積薄發，我卻淺嘗輒止。說來慚愧，當時我從來沒有認真地從頭到尾鉆研過一部基本典籍。我喜歡做的是經常跑圖書館借書，捆到自行車後架上馱回家後，隨便翻翻，寫幾張卡片。卡片雖然也寫了不少，但從來沒有系統。即使這樣也敢驕傲，鼎未嘗一臠，卻敢拿一得之功、一孔之見炫耀於人。年近古稀，思及自己當年的浮躁淺薄狀，不禁汗顏，深感愧對師長們的言傳身教。


二

1952年夏，教育部依照蘇聯的模式，對全國高等院校進行了大調整。我原在燕大歷史系讀書，院系調整後成為新北大歷史系的首屆畢業班學生。

新北大使我進一步開闊了眼界，當時北大校園內學術大師密度之大，大概是自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以來所僅見。走在校園中，特別是上下課的時候，走不了幾步，就可以瞻仰到一位名教授的風采。當時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也在北大，錢鐘書先生天天忙著到圖書館借還書。圖書館館長向達先生天天準時上下班。在校園內，不時可以看到湯用彤、朱光潛、宗白華、馮友蘭、鄭昕、洪謙、黃子卿、何其芳、余冠英、馮至、季羨林、金克木、李賦寧、羅大岡、馬堅、曹靖華、趙乃摶、陳岱孫、樊弘、陳振漢等先生的身影。當時，文史樓二層的東邊是歷史系和圖書館專科（即後來的圖書館系），西邊是中文系。上下樓時，經常可以看見其實只消聽見他們的名字就令人肅然起敬的教授們，如歷史系中國史教授翦伯讚、張政烺、余遜、鄧廣銘、周一良、邵循正諸先生，世界史教授齊思和、楊人楩、王鐵崖、陳芳芝諸先生；圖書館系的王重民先生；中文系的遊國恩、王力、魏建功、吳組緗、楊晦、浦江清、周祖謨等先生。
回想50年代北京大學強大的學術陣容真令人歡喜讚嘆，中國文化巨浸中有北大這樣一條勁流真是中國的大幸。這些純樸謙遜的教授們既體現著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又開拓著中國文化的恢弘未來，他們的造詣使北大的文化生命永遠元氣淋漓，他們鞠育的莘莘學子也往往由於富於原創精神而使這條勁流永遠洶湧澎湃，籲嗟乎盛哉，郁郁乎文哉!

當時的我，由於敬慕這些大師而盡量瀏覽他們的著作。例如，我讀了向達先生燕京學報專號本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使我產生了繼續他的書而寫一本《唐代西域與中原文明》的念頭。1953年夏我畢業留校，在歷史系任世界古代史助教。1955—1957年共計兩年，我被抽調出來，為教俄國史的蘇聯專家謝•伊•安東諾娃擔當課堂翻譯。在任翻譯期間，我譯過馬克思的《致查蘇利奇信草稿》等著作，費了更多的時間翻譯蘇聯《古史通報》、《歷史問題》等雜志上的有關古代社會分期、社會性質的既佶屈聱牙、又缺少創見的文章，表明我雖然有幸置身於眾多學術大師之側，但我學無根底，認知不真，分不清什麽是有長遠價值的學術，什麽只是一時的熱鬧。其間幸而有鄧廣銘、楊人楩諸師諄諄叮囑，要我打好基礎，“根深才能葉茂”，才使得我沒有更多地荒廢光陰。

1957年6月8日，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在此前的“鳴放”期間，我由於狂妄無知，說了一些被認為是違反“六項政治標準”的言論，受到若幹場揭發批判，於翌年2月的“反右補課”中，被補劃為右派分子。反右鬥爭對我是當頭一棒，霎時間天旋地轉，先是一下子從飛揚浮躁的半空中重重地跌落到地上，而後又墜入敵我矛盾的深淵。本來我自我感覺異常良好，猛然一打一跌，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怎麽掙紮都緩不過氣來。此後二十二年中，正值我青壯年時期，我一直處於“孤立”或“半孤立”狀態中。累計十年以上的時間，我是在校外勞動、下放農村、下工廠、參加“四清”、“社教”、下“五七幹校”等一系列接受改造中度過的，這裏還不包括在校內經常從事的各種或長或短的勞動，不容我有稍長一點的時間，哪怕半年，坐下來靜心讀書。然而，我幸運地活了過來，得到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生命。四十年來，我常常感到比大多數的右派幸運，這不是犬儒式的自我解嘲，而是每每想到他們更加悲慘的命運就不禁悲從中來而內省的結果。這種回顧使我惕然警懼，不敢松弛怠慢和只顧自己。長期在逆境中生活消除了我的內熱，矯治了我年青時期虛浮焦躁的痼疾，我告別了無憂無慮的懵懂生活，體認到坎坷、不幸乃人生的常軌。鎩羽暴鱗的經歷、困頓艱苦的磨練使我不再畏懼孤立，不再畏懼艱難。重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使我獲得歷史學能夠賦予微末的個體生命以意義的頓悟：研究歷史不僅僅是整理史料，研究歷史也是自我提升，自我實現。

1959年十年大慶前夕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成為“摘帽右派”。由於我會點外語，在當“摘帽右派”期間，我幾度被抽調出來，參加某些“戰鬥任務”的“資料工作”。例如，60年代初期中蘇意識形態論戰，我被派去查找、翻譯資料。又如“文革”後期，上級下達翻譯“一國一史”的任務——即每一個國家都要有一部通史翻譯出來——我被調出來，翻譯了《沙特阿拉伯史》。再如70年代中期編寫《沙俄擴張史》，我又被調出來，翻譯馬克思的《十八世紀俄國秘密外交》、有關所謂《彼得大帝遺囑》的資料，參加編寫沙俄擴張史和侵華史。當然，我屬於“控制使用”的人，但畢竟由於我被抽調出來作“資料工作”，因而享有意想不到的“特殊”待遇，例如，系裏唯一的一個北京圖書館的集體借書證長期在我手中。有一個時期，去北京圖書館借書，每次都必須持有北大校、系兩級的介紹信。正因為我有任務在身，可以順利地開上介紹信，光明正大地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北京圖書館利用該館的藏書。當時，北京圖書館在文津街，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一個偌大的北京圖書館，經常只有兩三個、最多只有三五個讀者。我去查書、借書，那麽多圖書管理員有時只為我一個人“服務”。我按領到的任務進行書刊的檢索，這一機會使我恢覆了與大量新舊書刊的接觸。當時，中國古代的和外國的文化典籍均被作為“封、資、修”而封存起來，人們看到的只有四卷“紅寶書”和八個“樣板戲”。在嚴密的文化禁錮時期我能接觸到那麽多的中外圖書，我無限感念冥冥中的上蒼特為我網開一面。北京圖書館是我的精神樂土，是荒漠中水草豐美的綠洲，在那片暫時與塵囂隔絕的清爽的空間裏，我渾然忘卻一切煩惱，時間過得飛快，總是感覺剛剛進館，尚未徜徉就到了閉館的時間。我此生除了感謝我的母校燕大、北大對我的哺育之外，再就是感謝北京圖書館，感謝她在文化饑荒的年代提供給我的豐富營養。而今，我能利用的著名圖書館遠比當時為多，但不知為什麽，我再也尋覓不回來當年在北京圖書館時精神獲得解脫的那種特殊感受。

在被分配寫《沙俄擴張史》時，我工作得非常認真。在此之前，我父親張錫彤曾帶我去拜見過馮家昇先生。當時，馮先生對突厥語文書興趣正濃，他建議我找來沈炳震的《兩唐書合鈔》下下功夫，他認為，此書還有大量工作可做。我當時很想按他的指教去做而沒有條件，但這是我繼元史之後著手唐史的開端。在撰寫沙俄擴張史的過程中，我逐漸集中到搜集中亞資料上來，我很想在何秋濤、徐松、張穆、沈垚、陶保廉、洪鈞、王樹柟、沈曾植、王國維、屠寄之後，從事唐代以來西北邊疆史和蒙元史的研究，這就從原來想繼向達先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之後寫一部《唐代西域與中原文明》又進了一步。

1978年，我四十七歲，生平第一次正式登台講課。在鄧廣銘師的親自安排下，我講中國通史的隋唐至兩宋一段。當時，歷史系78級中國史專業的學生素質極高，教學相長，使我深深受益。與此同時，在學習隋唐史和敦煌文書上，我深得新調來歷史系的王永興教授的教益。

就是這樣，年近半百、已成二毛的我，終於選擇了隋唐、中亞為研究對象。受陳寅恪先生的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關系說的啟示，我將隋唐與中亞史結合在一起；受內藤虎次郎的中國近代始自唐宋之際說和堀敏一的中國各地可能分頭發展的最後一次機會是在五代十國時期說的影響，我把研究重點放在了晚唐五代；讀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布勞代爾（F. Braudel）的著作而使我覺得，在史學的多種領域中，我選擇的領域比較適合我自己的條件。


三

歷史學的研究趨勢是，就個人研究的操作可行性而言，勢須把整體切成條條或塊塊，揀選其中之一條或一塊，作為自己的領域或課題。然而，就學科的總體而言，歷史學又要求研究者盡量擴大視野，涵蓋歷史學理應包括的各個領域，從多角度、多層次、多方面考察歷史的傳承與變革，避免偏頗，以求全面。今天從事史學研究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是從自己的研究領域的一角出發，力圖把握歷史的整體性與全面性。在當代，人們皆以有限的精力追求無涯的學術，以至於每一個人都陷入了以有限的精力與學科的客觀要求相較量的高度張力網中。在法國，人們提倡長時段的考察，多學科的訓練，新方法、新思路的探求、新領域、新對象的開拓。在美國，在盛行區域研究、社群研究、階層研究的同時，各種社會科學的啟示而在史學研究中提出花樣不斷翻新的新觀念、新模式、新範疇、新規範，並且開始註意共時性的橫向研究中歷時性的縱貫。

然而，達到這樣的要求談何容易，俗語說“隔行如隔山”，法國年鑒學派的開創者布洛克（M．Bloch）和費弗爾（L．Febvre）早在1929年就曾慨嘆各學科之間的障礙“有如高山”，常常“遮住人們的視線”。鑒於先賢的教導和我自己的諸多教訓，並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精力的衰退，我近年已把有限的時光用在了整理較為熟悉的材料上面，避免重蹈年青時不知深淺的“隔行”旁騖的覆轍。具體說來，我正在做的和想從事的工作有如下幾項：

首先，安史之亂不僅是李唐一朝的劇變，它所造成的無數無從預料的後果既直接影響唐代後期，也遠及以後的朝代，這是我一直註意的課題。安史之亂後唐代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變化，舉凡掌權階層中各種角色的不斷變換，各種群體或集團的出現和形成，各種具體社會經濟措施的引進和實施，如第五琦、劉晏為濟軍用而實行的鹽法，楊炎所上行兩稅的啟請，李泌借答覆德宗恢覆府兵的可能性而建議的屯田等等，莫不與唐代前期律令制的瓦解息息相關，而安史之亂有以啟之。再如這一時期蕭穎士、李華、獨孤及等文士的活動也很值得註意。我曾指導我的學生將李華的《質文論》譯註為英文。我認為，只有結合時代背景以及李華在離亂中的經歷和心頭遭受的創傷，才能理解他為什麽要寫《質文論》，並在文中極力發揮“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覆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暴，下無從亂”的主旨，特別是他反覆強調“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看到了天下“詐極則賊亂”的嚴重後果。看來，他表面上是主張恢覆“中古之風”，實際上是反思離亂世變的原因。李華的至交蕭穎士也發揮著同樣的政見：“聖人存易簡之旨，盡芟夷之義。”我認為，正是出於這種時代背景，唐代的古文運動在武周陳子昂時還是個人的行為，到了蕭穎士、李華、蘇源明及其弟子獨孤及、元結、梁肅時期，則顯然形成有共同識見的群體。以往人們更多註意的是“蕭功曹”如何提拔、聚集文士，實際上，是由於這批文士在安史之亂後對時代共同反省，促成了他們形成明確的文章覆古載道，以“化人成俗，安危存亡”的群體意識。至於安史之亂導致的對後世的更為深遠的影響，中國的人口和經濟重心顯然從此加速南移即是一例。河北三鎮及相鄰地區從此未歸唐朝直接統治，經五代後晉石敬瑭割讓幽薊十六州及宋太宗征遼的高梁河之役，這一地區已固定在陳寅恪先生所說的“胡化”範圍之內，乃至使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出於各自不同的考慮，都不得不把政治、軍事中心北移，從此形成中國長期經濟、文化重心在南，政治、軍事重心在北的形勢。陳寅恪先生從鮮卑入主北方以來的大勢著眼，一再關切地提示研究唐史要註意“種族”與“文化”，指出兩者乃“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借之可見外患與內政之相互作用、各族興衰之連環性。陳先生的這些見解，也完全可以擴大及於觀察晚唐五代乃至更後的朝代。法國中世紀史大家喬治•杜比（Georges Duby）的主要著作之一《三等級，想象的封建社會》（Three Orders—Feudal Society Imagined）是從社會職能上考察法國中世紀社會的僧侶、貴族與第三等級的來龍去脈和相互作用，意在賡續杜美茲爾（G. Dumézil）對上古印歐文化的祭司、武士、平民勞動者的社會三重結構的研究。與杜比的工作相比，安史之亂這一轉折之後值得研究的問題遠比法國中世紀歷史覆雜得多。

其次，在唐代上層文化或雅文化之外，儒、道、釋三教對唐代通俗文化究竟有什麽影響是我感興趣的另一課題。近年來，我和我的法國同行梅弘理（Paul Magnin）將敦煌文書中的《齋琬文》譯註為法文，我想為刊出此書而寫一篇較長的引言。在這方面，目前在西方走紅的俄國學者阿隆•古列維奇（Aaron Ya. Gurevich）有關人類學的著作，如《中世紀的文化類型》（1985）、 《當代人眼中所見的中世紀歐洲的文化與社會》（1989）、《中世紀平民文化：信仰和意識問題》（1991），頗有助於對照考察的思路。《齋琬文》是研究唐代通俗文化的文體、文風，研究下層百姓的思維方式、社會心態、宗教信仰、憂慮、期待、追求、冥報等一系列心理活動的第一手資料。目前西方時髦的某些範疇或觀念，如“市民社會”、“公共空間”等當然不能照搬於中國中古史的研究，但參照古列維奇這樣的實證著作，對於我們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研究唐代通俗文化當有所裨益。

第三，根據文獻、出土文書、文物對中亞史中某些課題作鉤稽史料、建立間架的工作。由於種種原因，西域作為中原的邊陲（periphery），做不到建立有如中原核心（core）地帶那樣的因果序列（casual sequences）。職是之故，對資料的搜集、詮釋均感困難，有時不僅系統資料不夠，僅有的一點資料甚至混亂一團，令人理不清頭緒，例如大月氏與吐火羅的來龍去脈，8-11世紀龜茲的歷史沿革等都是這樣。在資料不全、來龍去脈不清的情況下，別說研究與中原地區的互動和陳寅恪先生主張的各民族的連環性，就是初步搭個腳手架都無從著手，因為人們今天能夠斂在一起的材料還不足以構成“史實束”（bundle of events）或“系列性資料”（serial data），怎樣爬梳也整理不出史事經緯。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想法是，我們只能做類似當年馮承鈞先生開創的《鄯善事輯》、《高昌事輯》的工作。在國外，對貴霜王朝、喀喇汗王朝也是靠鉤稽錢幣銘文的殘缺資料來排定經常修訂的世系的。客觀情況既然如此，我們也只能就湊手的資料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在這方面的打算是：一、繼續於闐事輯的工作；二、編寫粟特小史；三、根據西方學者整理的非漢文的吐魯番文書、埃及出土文書，箋證敦煌出土漢文摩尼教文書；四、考察異質文化之間，如中國佛教藝術與伊朗因素的室的交光互影，考察異質文化的移植和轉換。


四

最後，我還想就海外東方學和所謂漢學略抒淺見。

1981年，我得到出國訪問荷蘭的機會。這是我第一次走出國門，踏進異質文化環境，時年五十歲。在為時八個月的訪問期內，我也跑了英、法等國，我根本沒有料到，適應新的環境竟然占去了我的全部精力。在這八個月內，我拿不定主意怎樣做才是對此次訪問的更有效的利用：是取則於先賢向達、王重民等先生，盡量搜集資料，看國內稀觀的圖書，翻拍敦煌、吐魯番出土原卷呢，還是多接觸海外同行，了解他們的治學路數，考察當代學界傾向性的大勢，作為研究歷史不脫離理論和現狀的參照系。結果是兩方面都還沒有認真著手就到了歸國的時間。在社會科學中，觀察者其實就是被觀察的世界的一部分，我當時沒有能力打入西方學術圈中，正是我的知識結構存在著重大缺陷的反映，我做不到了解西方學界的過去與現在及其長短、優劣和虛實。

1987年4月至1988年10月，我呆在日本和法國。1989年6月末以來，在法國一呆八年，在美國也呆了將近兩年。為了糊口，我花去了很多精力和時間用英、法語備課和教書，顧不上從文獻和出土文書中鉤稽單元史實寫些考證性的文章。但是，我沒有脫離隋唐宋元和中亞領域，特別是1993--1994年度作為國際講座教授任教於法蘭西學院的一年，雖然極其勞累，但個人獲益甚大。中國文獻之外，我一直在翻閱海外東方學和漢學的著作，一直在思索如何評價的問題。我也接觸了一些我國大陸的留學生、港台學生，他們有時對西方文化霸權非常敏感、對西方教學中存在的中國人難以接受的論點和話語感到憤憤不平。

人所共知，東方學、漢學是西方殖民國家在向外擴張時期發展起來，號稱是東方學家、漢學家的學者群體所建立的知識體系。他們把他們的探討和認知加到了他們塑造的對象上，東方學、漢學成為認知者對認知對象所施加的一種思想加工。直到本世紀50年代，美國研究梁啟超，贏得莫紮特式史學家之美稱的學者雷文森 （J. Levenson）的著作，仍被恒慕義（A. R. Hummel）口批評為中國只是存在於雷氏自己頭腦中的中國。無待贅言，當時東方學家、漢學家再現的事實以及他們再現事實的表達方式既然主要是他們的思想的加工，必然或多或少存在對原本的誤讀，不盡符合實際真象，此其一。他們所從事的再現，由於是再現，也不可能擺脫再現者使用的語言和語境的局限，不可能擺脫他們所從屬的文化、社會、政治環境或政治立場的宰制，此其二。因此，他們所理解和塑造的對象存在錯誤和盲域是無可避免的。要求他們“政治上正確”和“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他們的理論架構，殆難擺脫歐洲中心、西方優越，正如中國在西方沖擊下也難於擺脫“中學為體”一樣。這種情況如影逐形，如水就壑，既在研究過程中導致種種偏頗、扭曲，也在表述中摻雜上種種先入之見。

1969年，福柯（M．Foucault）發表了《知識考古學》。影響所及，使西方學者，包括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熱烈地討論了一陣子社會宰制、知識為權力所決定等問題。六七十年代，在意識形態非殖民化時期，阿拉伯世界陸續刊行一些著作，譴責西方學者為殖民主義張目的罪過。1987年，賽伊德（Ed．Said）發表《東方主義——西方的東方觀》推波助瀾，促成東西文化相互關系、特別是權力與知識兩者之間的關系的又一輪激辯。隨著探討的深入，人們發現西方的東方學和殖民主義之間的關系並不像福柯提出“力量就是知識”（power is knowledge）用以代替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那樣簡單。

一、西方學者的東方學、漢學著作的價值顯然各有不同。例如，1903年沙畹刊行《西突厥史料》，就其參證多種史料而做的史實發覆和對東西接觸大勢所做的綜合論述而言，令人今天讀來仍然佩服。1911年3月羅振玉刊布京師所藏的一份摩尼教殘經文書，沙畹及其高足伯希和當年就刊布了法文譯註，就其註釋的淵博深邃而言，今天只有因新材料的發現和考釋而能對之做局部的訂正。誠實、嚴肅的著作歷久而彌新，而全屬反映作者自身心態和偏見的作品則註定了經不起時間的淘汰。事實上，大量的東方學、漢學著作已被人們棄置。

二、無論哪位學者，中國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都成長於各自的既定社會環境和語境中，受到主導的意識形態的熏陶。任何學者不論他們去從事研究工作時多麽力求客觀、公正，也避免不了他出身於其中的各種符號系統（semiotic systems）的綜合的影響。

三、權力宰制雖然是多種符號系統中至為重要的系統之一，但幸虧不是決定學者思維的唯一系統。當我置身於海外著名圖書館的巨大書庫之中，出入於舉目望不到頭的一排排書架之間的時候，我認識到，其中許多東方學、漢學著作並不是禦用學者的撰述。就其主體而言，它們是觀念多元（plurality of ideas）、理性思維的結晶，是嚴肅學者留下來的精神文明的寶藏。絕大多數的著作反映著過去與現在的人們的歷時性的思考，也在共時性上驗證著類似的史實，詮釋著現象，結構著又拆解著種種論說、假設和理論，更新著範式和架構，探索著未來的必然性。正是這種多元的理性思考造就一種切磋、商榷異見的學風，使已形成的見解在對話中不斷得到創造性的更新。例如，今天不少學者已在不等程度上自覺地改變西方中心論，賽伊德也接著發表《帝國主義與文化》來修正其先前著作中觀點的偏頗。這種學風使得再現知識與反映史實真象構成一種發展、推移的關系，從而導致今天西方學界的文化相對觀，即所有東西文化都應平等相待。

四、在世界經濟和資訊體系加速發展的格局中，東西文化相繼邁入了傳統與現代相綜合、東方與西方相綜合的新時代。借用巴赫亭（M．M．Bakhtin）的詞匯，今天人們生活在“大時間”（Great Time）之中，相比之下，過去的各種東方、各種西方都處在各自經歷的“小時間”（Little Time）內[2]。因此，今天再做東西文化的比較，就應該按歷史主義而將當時學術各自放置在各自的“小時間”庫中。我們還看到，在與“大時間”接軌的時候，每個過去“小時間”的文化沒有例外都在不等程度上經歷著轉型過程。對此，不僅東方學者，西方學者也同樣表現了惶惑和焦慮。現代社會的弊端日益明顯暴露，西方學者同樣也在整體上重新審視、重新評價他們的歷時性的觀念、模式、範疇和架構，乃至懷疑及於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進步”等觀念。這種情況並不僅局限於後現代主義者身上。

面對這一“大時間”的新格局，我為祖國各民族在“小時間”內創造的文化成就而感到自豪。每當我在世界各大圖書館的閱覽室中看到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排滿長長的若幹書架，天祿琳瑯，不由得我不喜上眉梢。在這些民族文化瑰寶中，很多內容已不適用於今日，但是最關鍵的一點是，它證實著中國在它的歷史長河中每個朝代都產生過創造性的少數（creative minority），並以此昭示著中華民族的深沈。中國發展了儒家思想，留下了從公元前841年以來記載確鑿的浩瀚史籍，兩者鑄造了民族魂和歷史精神，形成了中國的個性，使中國能夠攜帶著豐富的精神財富進入“大時間”。檢閱一下中國過去與異質文化的交涉過程，也不乏善於吸收和創造性轉換外來文化的先例。例如，佛教傳來，大約經過四百年的消化，智顗就建立了“五時八教”的判教框架，網羅了所有傳入漢地的五花八門的佛教學說和典籍，做出了中國人對漢地佛教教義的完善歸類。又如，堅毅而博學的玄奘遠涉天竺，用梵體著論，發揮大乘精義，以生命為賭註，與印度僧人作辯論的挑戰。至於漢化佛教中凈土、華嚴、禪宗諸系的發展更為人所耳熟能詳，無待贅述。有鑒於此，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當前撞擊又一次為中國文化的推陳出新提供了契機。百年來，在西學的影響之下，中國人已與祖宗習慣的天人合一（holistic）、混元一氣（organicist）等思維方式相去甚遠了，假以時日，中國必然探索出又一轉化外來文化的道路。為了弘通我國的史學，我覺得中國學者應該學習智顗、玄奘，留心西儒學案，措意於西方史學的成果。具體說來：

1．西方學者擁有研究古代、中古死亡語言文字的優勢，他們整理新疆出土的胡語文獻的成績值得我們註意。

2．今天東亞語言、文化學系遍及歐、美、日本的高等學府，主要的圖書館藏有相當完備的漢文文獻，教習、研究中國文化的機構所在多有，其學位論文、期刊論文、通史、專著，對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宗教、金石、形象藝術往往有深入細致的研究，值得參考。

3．西方從希臘以來就有註意logos的好傳統，今天，各種話語（discources）更是不勝枚舉，諸如樞軸時代、崩壞與突破、轉變與延續、傳統中的變遷、核心與邊緣等等層出不窮。我們無須追趕這些時髦，但通過閱讀韋伯（M. Weber）、施堅雅（G. W. Skinner）等人的著作也會感受到，了解這些工具性觀念，或有助於我們闡釋歷史。我個人的感受是，只有在我們對西方學者所用的術語有所了解之後，我們才能夠對對話做出自己的參預。例如，社會學家埃特茲奧尼（A．Etzioni）分析社會結構時指出，社會結構有強制、利誘、正名三功能，這一理論廣泛滲入到美國研究唐史的H．J．Wechsler，R．M．Somers，R．W．L．Guisso和研究中國史的M．K．Whyte等人的著作之中。對研究唐史的中國學者來說，很容易對埃特茲奧尼的社會結構功能論作出補充，翻閱一下《唐律疏議》，可以用具體例證補充社會結構除了以上三種功能之外，還有強化等級層次的功能。

以上諸多問題，殆非片言只語所能覙縷。然所以不慚辭費，意在從知識學角度著眼，略申有必要參照西方的東方學、漢學以提高我們文化通識的淺見。當前，我國新的文獻資料和考古文物層出不窮，整理、研究水平日新月異。有新史料就有新學問，新史料不斷為史學提供新資糧。也許由於羈身海外的緣故，我反而比在國內更經常想到梁啟超的研究中國史的三階段之說：就中國而研究中國階段，中國進入亞洲而研究中國階段，中國進入世界脈絡而研究中國階段。實際上，自夏曾佑、梁啟超以來，中國學者已經在做著傳統與現代的接榫、東西方史學糅合的工作。如果我們在開發自身的文化資源中再適當地考察、了解西方的東方學和漢學，特別是其中的嚴肅認真、富有創見的著作，作為我們思維的借鑒，必將增強我們自己的實力。有容乃大，融攝內外文化成果將使我們更有能力回應與新世紀俱來的“大時間”的挑戰。

註：

[1]巴托爾德為俄國專治蒙古史和中亞史的傑出學者，他根據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的原始史料進行撰述，最著名的著作是《蒙古入侵前後的突厥斯坦》。

[2]巴赫亭的“大、小時間”概念轉借自布拉金斯基（V．I．Braginsky）發表在英國《亞非研究院學刊》（BSOAS）1997年第3期的論文，識此鳴謝，不敢掠美。（收藏自2008-09-11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