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1年獨立至今，中亞國家經過了19年的艱難探索，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成熟、穩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體制，找到適合自己的成功發展道路。根據經濟基礎、文化傳統和地緣環境確定內外政策目標，逐步完成痛苦的社會轉型，建設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是這些國家的共識。但這個過程對每個中亞國家來說，經歷的考驗各不相同，走過的道路也充滿坎坷。

轉型的主要目標和基本原則

在建立民族國家的初期，中亞國家確定的轉型目標是相似的。哈薩克斯坦總統努·納扎爾巴耶夫在1992年發表的綱領性文件《主權國家哈薩克斯坦的建設與發展戰略》中，把建立“開放的社 會與經濟”、“發展民主”、“名副其實的市場經濟”、“民族國家”作為國家發展的目標。烏茲別克斯坦總統伊·卡裏莫夫認為，本國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具有穩定的面向社會的市場經濟，開放的對外政策，堅強有力民主法制的國家和公民社會”[1]。按中亞五國領導人的理解，所謂“文明的民主的社會”和“開放的社會”系指在政治上建立民主制度、議會職業化、政治多元化，禁止建立以激進主義、民族仇視、分裂主義、破壞領土完整為宗旨的政黨，保證新聞和言論自由。此外，還有加強秩序和遵守法制，保持政治穩定，維護民族團結等內容。

由於目標過於抽象，中亞國家開始提出要從本國的國情和實際出發，目標的確定是由“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勢、業已存在的人際關系、人們的世界觀以及宗教信仰、心理和行為準則所預先決定的”[2]。土庫曼斯坦首任總統薩·尼亞佐夫認為本國有四個基本有利條件可以使其達到擬定的目標，這四個條件是：第一，政治穩定;第二，對外開放和積極中立政策;第三，強有力的國家監控與民主;第四，豐富的原料資源與國家對基本建設的大量投資。他認為，這四根支柱可保證國家“沿著市場經濟崎嶇道路順利邁向期望的未來——繁榮的土庫曼斯坦”[3]。

在由傳統的蘇聯政治體制向新型社會政治體制過渡時，中亞國家還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則。

第一，尊重人類社會的歷史和精神遺產，學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還以經濟體制為例說明借鑒世界成熟經驗的重要性。他說：“在當今世界，已經沒有必要去嘗試在經濟戰略上獨辟蹊徑。我們所制定的戰略借鑒了那些已經很好地實現了轉型戰略的國家所積累的經驗。”[4]但在執行過程中，中亞五國曾經歷過一段舉棋不定的時期。它們希望能從中國、土耳其、韓國、瑞士等國搬來現成的模式。然而，在借鑒外國經驗的過程中發現都不完全適合於本國 國情，甚至造成了某種程度的混亂。

第二，從本國國情出發，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這同樣體現在各國憲法中，如：“保證民族覆興”、“保證捍衛和發展各族人士的利益”、“依靠本國國家體制發展的歷史經驗”等。各國領導人都強調體制改革要從本國國情出發。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說：“發展戰略應當由自身的力量來確定，而且要考慮到民族——國家特征、政治歷史、文化、後蘇聯模式、民族傳統的特點和其他因素”[5]。土庫曼斯坦已故總統尼亞佐夫也說：“我們否定盲目借鑒，認為不可照搬某一國家模式，我們清楚地懂得，我們踏上了前所未有的道路，這種選擇最終決定我們獨立的命運”[6]。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裏莫夫強調：“烏茲別克斯坦國家建設的核心路線，是堅定地、目標明確地走自己的路，既借鑒那些經過艱難探索而站穩腳跟的國家的寶貴經驗，又結合我國的特點和人民的精神”[7]。

第三，把維護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和民族團結作為選擇國家體制和發展模式的基點。各國在憲法序言中都有“保證公民和睦與民族和諧”、“忠於自由、平等與和睦的思想”、“尊重各大小民族的平等權利和友誼”的內容。各國領導人都把維護政治穩定作為一切工作，包括體制改革的基礎。


中亞國家社會政治轉型的特殊性

應該說，對於年輕的中亞國家來講，摸索、完善自己的發展道路需要相當長的時期，也極有可能出現反覆。由於這些國家的社會有許多特殊性，在各國當局推行務實政策時，一些較為鮮明的特征就逐漸顯露出來。

第一，尊重和支持宗教文化的覆興，但堅決反對宗教介入政治。獨立後，中亞五國都把伊斯蘭教作為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之一，鼓勵伊斯蘭教和“突厥文化”的傳播。以清真寺為例，烏茲別克由1980年的120座增至1994年的1.5萬座，塔吉克由1989年的70座增至1991年的4 000座，吉爾吉斯斯坦的清真寺幾乎村村都有。伊斯蘭教教義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準則，每年有數以千計的人到麥加去朝聖。伊斯蘭教的節日成為公休日，伊斯蘭學院也相繼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現。雖然中亞國家的宗教文化傳統得以廣泛的恢覆，但各國政府都明確表示反對把宗教狂熱變成“危險”的政治傾向，堅持世俗制，多數國家都嚴禁宗教政治組織的存在，特別是註意防止極端主義的擴散。

第二，政黨和社會團體的作用有限，領導人的“權威”被強化。中亞各國的新憲法都規定，政黨、社會團體及其他政治組織“禁止承擔國家機構的職能”。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在內，各國領導人都強調沒有“執政黨”，國家也不給政黨以財政支持。各國雖然都宣傳實行多黨制，但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還處於發育階段。為了保持社會的和睦和信念的統一，各國非常註意樹立領導者的威望，這也符合古老的農牧業民族崇拜“英雄”和“哲人”的心理。正如烏總統卡裏莫夫和哈總統納紮爾巴耶夫都談到的，中亞的民族由封建社會直接進入蘇聯式的集權統治，“民主水平”不會太高，領導人的素質十分重要。

第三，轉型帶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各國當局不會采取“過激”的政策。中亞國家民族眾多，難以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從經濟上來說，中亞國家在原蘇聯時期屬於落後地區，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對較低，獨立後經濟發展經歷的困難比較多，很長一段時間難以走出困境。要同時完成政治、經濟乃至社會制度的轉型，對於中亞社會而言，是缺少必要的物質和心理準備的。由於社會分化加劇，貧富差距拉大，失業人數不斷增加，社會秩序混亂，犯罪現象嚴重等，加上不少官員以權謀私、貪贓枉法，都使社會的肌體不斷受到損失，也迫使各國當局采取強有力的社會保障措施，以免發生社會對抗。

第四，中亞國家的城鄉和地區差異比較突出，對政局的走向產生負面的影響。在發生了內戰和暴亂的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地區間的矛盾根深蒂固，代表不同地區利益的政治集團爭鬥不休，導致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和社會的凝聚力不強。

多數中亞國家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保持了政局的基本穩定，原因是;(1)盲目的和無原則的多元化被有限的和可控制的多元化乃至一元化取代;(2)各種各樣的極端勢力的活動成為“非法”，受到比較有效的遏制;(3)獨聯體國家之間加強政治領域內的合作，有利於共同應“變”;(4)各國領導人多數威信比較高，手中的權力增大;(5)普通居民人心思定，對急劇的政治風暴態度冷漠; (6)俄羅斯不希望中亞地區出現動蕩和戰亂。


中亞國家在轉型時期面臨的主要困難

中亞國家獲得獨立的時間不長，經濟發展又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幾次陷入危機當中，加上安全形勢一直比較嚴峻，實際上沒有給社會政治領域的變革提供基本的條件。從20世紀90年代前期傳統經濟聯系中斷和財政困難帶來的生產下滑、惡性通貨膨脹，到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再到20世紀末“三股勢力”合流導致的安全環境急劇惡化，後來是2005年“顏色革命”的沖擊，最後是2008年遇到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還有阿富汗戰爭對中亞安全的沈重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亞國家的社會政治轉型不可能順暢地進行。

主要的困難包括：

1.社會的分化與國家認同的現實矛盾;
2.伊斯蘭政治化與國家價值觀的現實矛盾;
3.威權體制與西方式“三權分立”的現實矛盾;
4.利益集團與政治精英的現實矛盾;
5.本國傳統與外部影響的現實矛盾;
6.“主體民族至上”與社會和諧的現實矛盾;
7.長期目標與實際措施的現實矛盾。中亞國家提出的政治轉型目標過於虛幻，缺少戰術層面的考慮。政策上偏於保守，不利於社會真正走向現代化。一方面提出了誘人的口號，另一方面卻不得不借助於傳統的維護社會穩定的方式，反映出中亞國家社會政治轉型的目標並不明確。

國家體制和發展模式的選擇通常受各種因素的制約，也帶有國家精英們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主觀色彩，中亞國家都建立了權威主義政體，賦予總統以廣泛的權力。盡管各國都確定了自己的發展目標和長期戰略，但不意味著已經找到了成功的國家體制和發展模式。雖然在歷史文化傳統、基本經濟結構、一些政策和做法上中亞五國有相似之處，但決不可攜手共創一個“中亞模式”。各國領導人強調“不模仿、套搬任何國家的模式”，各國當局根據客觀情況的需要和本國的具體實際“審時度勢”，決策沒有出現大的反覆。如果詳加比照，準確的說法是，這些國家的發展道路各自形成了獨特的類型，彼此有一些共同點，但也有比較大的差異，而且隨著經濟發展的不同步，這種政治上的距離也越來也明顯。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秘書長

註釋：

[1]〔烏茲別克斯坦〕伊·卡裏莫夫：《烏茲別克斯坦沿著深化經濟改革的道路前進》，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8頁。
[2]〔烏〕《伊斯拉姆·卡裏莫夫言論集》(俄文版)(第1卷)，第39頁。
[3]〔土庫曼斯坦〕薩·尼亞佐夫：《永久中立　世代安寧》，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頁。
[4]〔哈薩克斯坦〕努·納紮爾巴耶夫：《前進中的哈薩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頁。
[5]〔哈薩克斯坦〕努·納紮爾巴耶夫：《站在21世紀門檻上》，時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頁。
[6]〔土庫曼斯坦〕薩·尼亞佐夫：《永久中立　世代安寧》，第196頁。
[7]〔烏茲別克斯坦〕伊·卡裏莫夫：《烏茲別克斯坦沿著深化經濟改革的道路前進》，第8頁。（愛思想網站 2015-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