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盧比亞（1934——），意大利物理學家。生於戈裡齊亞。曾在比薩大學學習，並獲博士學位。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他與荷蘭物理學家范德梅爾共同發現了弱相互作用的傳遞場粒子W和I。由於這一重大貢獻，二人於1984年共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現代科學方法問世於17世紀的伽利略時代，然而，只是到了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之初，自然科學才得以迅速發展。 
在此期間，被公認為促進了這一過程發展的，是一些大學中少數出類拔萃的科學家，他們的影響迅速而廣泛地遍及整個歐洲。這一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如下的事實——修業於各自選擇的大學裡的年輕學者們打破了國家界線——從倫敦、巴黎到聖·彼得堡，從厄普薩拉到波洛尼亞，形成了早期國際性合作的雛型。與此同時，西方的工業化也在上個世紀得到了發展。科學與新興工業之間的聯繫慢慢地在增加。其中最早的例子是稱為上個世紀「高技術」的德國的化學工業，當時已為國際領先。這一發展經歷，同時也使德國成為一個最早由政府參與創辦較大規模研究機構的範例。他們擴充了大學教育系統，建立了凱撒·威爾海姆研究院，即今日人們所知的麥克斯·普朗克研究院。該院即建於1911年。 
表明本世紀第一個25年間歐洲科學力量的例證之一，是在總共71位諾貝爾物理學、化學和醫學獎獲得者中，有68位是歐洲的科學家。 
本世紀第二個25年間歐洲發生的災難性事件，以及這一事件對科學活動的種種影響，這裡就不必贅述了。然而，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其後的年代裡，人們終於普遍地認識到，科學對民用和軍用產業的發展所產生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美國政府迅速增加了對大規模自然科學和生物醫學研究的支持。據估計，大戰結束後不久，美國的科研預算已達當時全世界研究經費總額的一半。這些財力物力投資，加上這個國家的幅員遼闊和科學家們充分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流動，使得美國在本世紀第三個25年期間在許多科學領域內成就卓著。 
毫無疑問，能夠表明這一事實的例證，可以再次從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國籍上看出。在本世紀第一個25年中，物理學、化學和醫學的71位獲獎者中，只有3個是美國人。而在從1955年到1980年的25年間，15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有82位是美國公民——其中許多人原先都是從歐洲極權政府的恐怖中來美國尋求自由的。 
在其他工業化國家以及許多發展中的國家裡，也一直存在著類似的情形。但與美國相比，只是發展得慢一些。但是，在同一期間，一種新型的、具有革命性的進行基礎研究的方法已扎根於古老的歐洲大地，在經歷了戰爭的創傷之後，倔強地形成了新的特色：即強有力的科學合作國際化運動——這一觀念在當今如此流行——而在當時卻根本無人知曉。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CERN，即設在日內瓦的歐洲原子核研究組織。該機構迄今已有30年的歷史，目前支持著4500名在基本粒子領域內從事研究的科學工作者。 
在許多其他學科領域裡，如氣象學、天文學、核聚變以及空間科學領域裡，也同樣存在著全球規模的科學合作。利用這種方法，全球範圍內最優秀的科學專家們便可以開展有效的合作，以解決人類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較為難以解決的問題。同時，聯合國系統也會以一種無可爭議的和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加以擴展。 
上述研究計劃的經費是依照自願的原則由30個國家捐款資助的。我們聽說，美國在中斷幾年之後，最近已決定恢復對該項計劃提供資助，這的確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 
我相信，所有這些都是以不同形式開展國際合作的良好的典範。作為世界較大多數人民和平與繁榮的先決條件，規模日益擴大的民用研究也正逐步採用國際合作與諒解的方式進行。說真的，國際合作似乎也終於對諾貝爾委員會這層人產生了影響。 
在30年代，諾貝爾獎最大部分的得主是德國人。1976年——例外的一年，諾貝爾獎的得主全部來自於美國。但過去幾年的情形，在諾貝爾基金會成立以來也是史無前例的：從來沒有那麼多的科學家來自那麼多不同的國家。再則，物理學是國際性聯繫最大的學科，過去5年間，有7/10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在國際性組織中做出他們的發現的。那麼，這是不是可以表明一種發展趨勢呢，或者只是一種數年後會消失的統計上的波動呢？我認為，在科學上，這是一條嶄新的、今後會越來越明朗的路子。這並非是偶然現象，而是一條將來會占主導地位的、嶄新而重要的路子。但是，為什麼我們要在基礎科學領域裡開展國際合作呢？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常常可以從資金的角度予以正當的解釋，即有必要分擔為建造許多大型設施所需要的大筆投資。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但也並非是以國際合作為基礎的研究工作取得傑出成就的唯一原因。 
對於使有組織的研究工作擴大到國際規模來說，還有另外兩個更為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即我所稱謂的「人的因素」。基礎研究的進步有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波動性」所致，即由於智能的突破而產生的突然變化。沒有這種「觸發」因素，縱使投資強度再大，也不會收到相應的效果。在科學上，一個具有獨一無二、創新思想的人，可以比千百個做較為常規研究的科學家能取得更大的進展——當然，儘管後者對於以最快的速度進展是不夠的，但同樣也是需要的。像在藝術、音樂等領域一樣，成就卓著的科學家有賴於特殊的天賦。大自然對這些人物的造就非常緩慢、非常吝嗇，而且是恆速不變的。科學家必須更好地處理自然天賦與正規、廣泛專業訓練的關係。天才科學家的數目不可能依照命令而增加；只有當科學家所在群體裡的科學訓練能恰如其分地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基礎訓練時，天才科學家W585才會自然而然地得到發展。這就是在當今世界的一些國家、包括許多發展中國家裡所出現的情形。 
我所要談到的第二個原因，是我所稱謂的「集體效應。」這種非線性的效應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的進步。當許多不同類型科學家相互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時候，科學進步的速度就會加快。這種進步在不同學科的「交叉地帶」尤為活躍；如把化學上的某個想法施用於生物學，把數學上的某一觀念施用於物理學等等。換句話說，在同一處工作的100名專業稍有不同的科學家，可以說要比同樣是這100名科學家、但工作在分散的、相互隔離的環境中要進步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這是創新型科學思維的基本特徵。例如，在過去100多年中，絕大多數科學進步一直與大學聯繫在一起，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此——大學是許多不同專業學者的薈萃之地。目前，產業界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其自身的研究和開發活動中的重要性。因此，對於現代科學活動的規模，利用最佳的思想和提供適宜的「熔爐」，已經可以在國際上很好地得以實現。但應該說明的是，長期以來，科學國際化過程一直在以隱蔽的形式發展著，而我們今天所要落到實處的，只是有必要使原有的這一過程變為一種更加完善、更加系統的制度。 
我相信，科學研究難度的日益增加正迫切要求採取新的步驟，以保證國際性交往向更有組織、更有計劃的機制邁進。只有這樣，人們才會確信，有可能表現為人力資源中的全部自由能量才能有效地在友好國家更為廣泛的合作組織內部溝通。這種擴展了的合作形式，必須加強而不是限制該系統內科學家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流動；必須鼓勵促進科學，而不是試圖官僚主義地加以利用。社會的首要責任，是要把科學群體置於最有效的環境之中，以產生出新的知識。這一點，對於整個人類的進步，特別是對於西方國家的進步都是極為重要的。當前，這不可避免地依賴於日益有組織的科學合作。新、老大陸之間已建立了長期持久的紐帶。近年來，一支新的方面軍已開始發揮日益增大的作用。在銳不可擋地要求改善生活水準和在世界經濟中發揮新的、強有力作用的驅使下，現代的日本和其他東方國家正在興起。在我們看來，未來是屬於那些知道如何洞察和區分美與醜神秘界線的人們。這一哲理在過去導致了許多偉大的文明，同時也是我們西方人觀察世界的基本方法。我相信，隨著相互之間更好的瞭解，我們對日本人民的成就所持的態度也會相應地改變。只有經過我們之間更為密切的聯繫，經過三角世界真正的通力合作（在合作中，美國、歐洲、日本也將能加強其各自的聯繫），人們才將有能力規劃出21世紀的基本藍圖，描繪出這個星球所有文明民族之間國際合作的更加宏偉的畫圖。 
下一個世紀的未來是屬於你們的，你們大家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帶著這種願望，我結束我的這次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