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 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

最近，一部不溫不火的諜戰劇《滲透》慢慢“滲透”進人們的茶余飯後，這部非典型諜戰劇再次展現了電視劇的“與時俱進”。大眾文化的魅力在於總能往類型的骨架中塞進新鮮的血肉，以實現舊瓶裝新酒的效果，《滲透》不經意間觸及了當下最敏感的社會話題。如果說一浪高過一浪的反腐風暴成為新一屆領導人整飭吏治、樹立執政威信的利器，那麽《滲透》則用諜戰劇的外套講述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部如何喪失信仰、腐敗潰敗的故事。劇中，“滲透”意味著讓“戰鬥在敵人心臟”的地下黨加速國民黨的腐化墮落，因此，這位打進敵人內部的滲透分子不僅要隨機應變、剛強堅毅，還要善於經營、八面玲瓏。與此同時，軍統特務也準備用“滲透計劃”對付新中國，成為“看不見”的“糖衣炮彈”。這個故事耐人尋味地提供了一個關於政黨政治、關於國共關系新想象的維度。

間諜故事再度流行

諜戰、反特題材曾經是冷戰年代最為流行的大眾文化現象，不管是拯救“自由世界”的英倫特工007，還是在“無形的戰線”上發出“永不消逝的電波”的“英雄虎膽”，這些颯爽英姿、神勇無敵的間諜成為少有的能夠被冷戰雙方共同分享的文化形象。正因為冷戰意識形態的涇渭分明和尖銳對立，這些無名英雄無需經歷成長就“自動”成為代表彼此陣營的正義戰士，並借助他們在敵後的“親身經歷”，讓冷戰時代的人們得以窺視敵對一方的生活。

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終結，正邪二元對立的邏輯陡然失效，諜戰題材一度陷入沈寂。直到新世紀之交，好萊塢、韓國電影、香港電影以及中國內地影視劇中無名英雄再度歸來和覆活。與冷戰時代英勇神武、孤軍深入的諜戰英雄不同，這些重新披掛上陣的間諜英雄們在後冷戰時代擁有更多的私人情感和憂郁，他們或患上失憶癥不知道自己是誰，或發現自己深愛的人原來是一個敵方間諜，或掙紮於雙重身份不能自拔。如成龍電影《我是誰》（1998年）、《特務迷城》（2001年）以及改編自暢銷小說《伯恩的身份》的好萊塢系列電影《諜影重重》（2002年）等，都把尋找自我的身份作為諜戰片的核心主題。這些失憶的間諜如同無家可歸的精神孤兒，在猝然來臨的全球化時代亟待重新錨定自己的位置。而1999年帶動韓國電影產業振興的影片《生死諜變》則講述了朝鮮女間諜與韓國男特工相戀的故事，這部諜戰大片開啟了此後韓國電影中新的諜戰主題，用南北特工之間的愛情或兄弟情誼來隱喻依然處在冷戰分裂狀態的朝韓關系。也正是在新世紀之初，香港電影用新的警匪臥底故事《無間道》（2002年）來演繹回歸後依然無法安放的香港人的曖昧身份，擁有雙重身份的臥底如何“重新做人”成為此後香港電影中表達主體身份的自我隱喻，仿佛“成為臥底”成了當下香港人無處可逃的宿命。

從這裏可見，如孫悟空般神通廣大的間諜在後冷戰時代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他們與不同的在地文化結合起來，講述孤獨、隱忍的個人與全球化時代之間的焦灼關系。簡單地說，這些間諜故事實踐著兩種基本的文化功能。第一種是表達主體身份的內在焦慮，在冷戰時期間諜有著清晰的政治認同和敵我之分，而隨著冷戰結束“真正”的敵人消失了，間諜也沒有了好壞之別，正如用相對中性的命名“間諜”、“特工”來取代負面詞匯“特務”，這就造成不管是我方特工，還是敵方特工，都是從事相同職業的人，彼此之間沒有實質區別，這也就為昔日你死我活的冷戰敵手握手言和、彼此愛慕提供了政治基礎；另一方面，諜戰劇成為後冷戰時代指認和想象“冷戰”故事最為重要的舞台，只是這些重新講述的“冷戰諜影”與其說凸顯了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鬥爭，不如說完成了冷戰的去政治化，甚或是為新的故事表達提供“他山之石”。

國產諜戰劇的新功能

早在蘇聯解體之前，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就已經先期進入後冷戰情景。隨著改革開放對革命（冷戰）邏輯的反思和消解，一種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表述逐漸取代了50到70年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冷戰對抗。80年代，通過重新講述近現代中華民族悲情歷史以及國共在中國人的名義下聯合抗日的新故事，完成了以中華民族為歷史主體的新國族想象，這種80年代出現的國族話語又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下轉化為“中華民族偉大覆興”的主流論述。不過，這種後革命時代的國族認同卻無法處理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裏國共內戰（兄弟操戈）的歷史事實。與韓國電影用諜戰來隱喻南北關系相似，近些年中國的新諜戰劇也經常被用來講述國共關系，因為諜戰故事恰好提供了一種既能展現國共暗戰，又能避免直接處理國共正面沖突的敘事類型。不僅如此，這些新的無名英雄還發揮著更大的文化功能，他們成為重建個人與國家、個人與新體制關系的想象中介。

新世紀以來出現了兩種新的諜戰劇類型，分別是《暗算》模式和《潛伏》模式。電視劇《暗算》（2006年）改編自同名諜戰文學，這部作品一經播出就引起巨大反響，直接引發電視劇領域諜戰題材的熱潮。這部由3個獨立故事組成的電視劇中，前兩部《聽風》和《看風》主要講述擁有特殊能力的奇才和天才為國家無私奉獻的故事，這些無名英雄既發揮了個人才能，又完成了國家任務，這種個人與國家的“通力合作”回應了80年代有關國家（組織）作為個體壓抑性力量的批判，這也是市場經濟下原子化的個人對抽象的國家利益的認同。第三部《捕風》則講述了被囚禁在封閉空間裏的地下黨如何把情報傳遞出去的故事，這種個人深陷密室之中的困境在電影版《風聲》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這呈現了全球化一體化時代個人變成密室中的老鼠的境遇。也就是說，在“同一個藍天，同一個夢想”的時代，個人所具有的主體狀態就是成為專門性的有職業倫理的技術人才，並處在一種既定的權力格局和遊戲規則之下，沒有外部空間，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2009年諜戰劇《潛伏》把《暗算》的邏輯進一步具體化，或者說這些地下黨有了更加清晰的社會身份，他們就是後工業時代從事非工業生產的都市上班族（白領或新中產階層）。如果說《暗算》把一種有政治信仰的間諜變成為國家利益恪盡職守的好員工，那麽《潛伏》的創新之處在於把血雨腥風的諜戰轉換為白領職場的辦公室政治和中產者的家庭生活。余澤成過著和上班族一樣的生活，一邊在工作中與上司及同事勾心鬥角、巧妙周旋，一邊下班後與3個女人發生情感糾葛。這樣的工作和家庭秩序對應著兩種典型的社會空間，一是包括機關、公司在內的現代科層制，二是中產階層核心家庭。其實在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自由市場制度下，個人與社會最緊密相連的關系就只剩下職場和家庭了。余澤成的魅力在於一方面能夠深得領導信任、在晉級式的科層管理中遊刃有余，另一方面又盡心呵護他的全職太太（遊擊隊長翠平主動變成家庭主婦）。可以說，他是事業與家庭雙豐收的“職場楷模”。

這些披著諜戰“外衣”演繹的中產階層故事在好萊塢電影如《史密斯夫婦》（2005年）以及韓國諜戰片如《生死諜變》、《間諜》（2012年）等中，也是經常使用的套路，這說明“有工作有家庭有責任感”的中產者是後工業社會的理想主體。這些過著間諜般雙重生活的中產者也預示著一種對越來越科層化和技術化的職場文化的不滿，他們想像間諜那樣擁有一個充滿信仰、更加本真的自我。這種《潛伏》模式成為此後國產諜戰劇借鑒的對象，如2012年熱播的《懸崖》、2013年下半年播出的《滲透》等就是如此。

“滲透”與政治表述的蛻變

《滲透》幾乎完全照搬《潛伏》的基本元素，同樣是一個科層制分明的軍統機關（有主任及若幹同僚），同樣是一個從軍統倒戈過來再潛伏回去的地下黨“許忠義”，同樣有一個大義凜然的軍統特務齊公子處處與之作對，當然，也少不了假扮夫妻的橋段。唯一不同的是，作為軍統出身的許忠義不善於搞情報，卻是一個生意精，懂得利用各種關系賺得盆滿缽滿。這部劇最大的“噱頭”就是塑造了一種新型的潛伏者，他們不竊取情報，也不搞暗殺，而是想盡一切辦法腐蝕軍統機關、讓其喪失戰鬥力。於是擔任總務處長的許忠義“光明正大”地向領導、同事行賄，形成利益共同體，並用經濟手段控制整個軍統督辦處。在齊公子眼中，他就是害群之馬，如蛀蟲般腐蝕黨國的利益。許忠義用經濟手段籠絡人心、“要挾”政敵的方式顯示了一種經濟轉化為政治權力的能量，這種經濟與政治權力合謀所產生的社會“危害”將更大。

從這種投機鉆營的地下黨與“忠心耿耿”的軍統特務的形象可以看出文化想象的倒置。與經典反特片中英俊瀟灑的地下工作者和嫵媚妖嬈的女特務不同，國共之間的主體想象發生了有趣的逆轉。許忠義是一臉壞笑的“腐敗分子”，齊公子則是廉潔奉公、恪盡職守的“高大全”。就像《潛伏》中余澤成是有滋有味的臥底，而死對頭李崖卻是誓死報效黨國的工作狂，前者是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後者卻是缺乏人情味的“道德模範”。反面人物比正面角色還要“正面”，以至於不少觀眾認為李崖、齊公子才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人，這尤為體現在《滲透》後半段齊公子對黨國的腐敗和無能痛徹心肺，最終成為無力回天的悲劇英雄。這種文化認同的錯位是信仰相對化和抽空化造成的，它傳遞的信息是：共產黨有信仰，國民黨也有信仰，甚至從維護黨國利益的角度國共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一種現代政黨政治的產物。

與一般諜戰劇或職場劇所表現的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不同，《滲透》還涉及政黨政治如何蛻變為科層化的官僚機器的問題。許忠義的“危害”在於一旦“滲透”成功，利用官僚機器的“制度優勢”來做生意，就會把科層制變成維護個人私利或特殊利益的工具，這就有可能導致整個官僚系統的瓦解和毀滅，《滲透》結尾處用末日逃亡來呈現這種“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悲慘景象。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也面臨著“滲透”的挑戰，所以許公子反其道而用之，試圖用“滲透”計劃對付即將取得政權的共產黨。其實，早在解放前夕，毛澤東就用“糖衣炮彈”來形象地比喻共產黨執政後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這種對腐敗的擔心以及腐敗對執政黨的威脅恐怕是現代官僚體制的頑疾。

不過，許忠義會做生意的才能並非只有“壞處”。與余澤成因為女朋友是共產黨而轉變信仰不同，《滲透》開頭段落講述了許忠義在軍統系統裏不受待見，是標準的“差等生”，在他被排擠到解放軍做“臥底”期間，卻憑著有文化、懂經濟而格外受到重視，從而找到人生的新出路。劇中特別用解放軍實行的官兵平等、幹部愛護士兵的做法與軍統內部等級森嚴的官僚作風形成鮮明對比，這種不同的管理文化凸顯了共產黨自身克服官僚化的制度嘗試，也呼應著當下的現實問題。（南風窗 | 17 Feb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