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誌比較系統全面地反映出一個時期城市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狀況。

歷代學者對方志功能都有充分認識，尤其注重地方志的資政、存史、教化三方面功能。地方誌與當今城市旅遊文化有著密切聯系。從旅遊文化價值角度認識、研究地方誌，充分挖掘、利用地方志文化資源，對推動和發展現代城市旅遊經濟有重要意義。

本文僅從荊州地方誌的旅遊價值及其利用作些探討。

一、明清時期荊州地方志文獻

荊州地方志有悠久的編纂歷史。《尚書•禹貢》實際上為地方志，其中記載了荊州山川、人口、工礦、手工業生產及農業、畜牧業等情況，不僅是古今地理志之祖，更可作為荊州地方志之祖。

春秋時有《梼杌》作為當時荊州地區的史志專著。至漢末荊州學派的興起，為荊州地方志的編撰創造了豐富的學術文化條件。至兩晉南北朝時期，荊州學人大量撰寫荊州史志，清代學人陳運溶注意到荊州地方志的特殊性，在其《麓山精舍叢書》中錄“荊湘地記”二十九種、“荊湖圖記”三十六種①，其中以盛宏之的《荊州記》最具代表性。

另外，還有梁宗懍的《荊楚歲時記》專門記載了荊楚民俗。唐宋時期，佚名的《江陵風土志》、《江陵舊志》、宋周應合的《江陵志》等，都是關於江陵府的著名志書。

明清時期是荊州地方志發展的高峰時期，現有大量地方志文獻傳世。從全國地方志統計來看，“現存全國地方誌的八千一百余種之中，清代修的方志約有五千六百種，占總數百分之七十”［１］２４。受清代學術影響，方志編纂嚴謹，大多資料可靠，志書與正史互為參證。“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章學誠《修志十議》），可補正史之不足。現存荊州地方志，大多為明清纂修，所存有如下幾種［２］１１４：

１．嘉靖《荊州府志》。十二卷圖一卷。明孫存、王寵懷纂修，明嘉靖十一年刊。湖北省圖書館所藏民國間抄本即據此本。孫存，安徽人，進士，嘉靖荊州知府。

２．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六為荊州府地方志，收《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

３．康熙《荊州衛志》。一卷。清王斌纂修，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王斌，安徽涇縣人，武進士，康熙荊州衛守備。

４．康熙《荊州右衛志》。一卷。清王大基纂修，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王大基，陜西三原人，武進士，康熙十八年荊州右衛守備。

５．康熙《荊州府志》。四十卷圖考一卷。清郭茂泰修，胡在恪纂，康熙二十年纂修刊行。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郭茂泰，陜西涇陽人，進士，康熙間荊州知府。胡在恪，字念蒿，湖北江陵人，著《直嫩園集》、《離珠集》、《魯遊草》等。收錄《中國地方志集成》（第三十五冊）。

６．乾隆《荊州府志》。五十八卷首一卷。清來謙鳴、葉仰高修，施廷樞纂，乾隆二十二年纂修刊行。湖北省圖書館藏善本，缺第五十七、五十八卷。葉仰高，吳縣人，乾隆間荊州知府，施廷樞，錢塘貢生。

７．光緒《荊州府志》。八十卷首一卷。清倪文蔚修，顧嘉衡纂，光緒六年纂修刊行。湖北省圖書館、武漢市圖書館有藏。收錄《中國地方志集成》（第三十六、三十七冊），今有湖北人民出版社點校本行世。

８．光緒《荊州府志》。清楊守敬纂，清光緒間稿本。湖北省圖書館所藏善本。今有《楊守敬集》收錄整理其文。楊守敬（１８３９－１９１５年），字惺吾，晚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著名學者。

９．順治《江陵志餘》，收錄《中國地方志集成》（第三十冊）。

１０．光緒《續修江陵縣志》，收錄《中國地方志集成》（第三十冊，三十一冊）。

１１．光緒《荊州八旗駐防志》。十六卷。希元、祥亨修纂。希元，駐防荊州將軍，祥亨，駐防荊州將軍。今有馬協弟主編《荊州駐防八旗志》點校本。

二、地方志的旅遊文化價值分析

１．體現了荊州自然景觀的人文內涵。地方誌賦予地域山景、水景以豐厚的人文內涵。清代諸本《荊州府志》都記載了荊州山川形勢，荊州學者楊守敬在其《荊州府志》中更對荊州各地進行了詳細考證，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如有楚令尹故地“蛇入山”、五代高季築城稽課土功之地“稽功山”、太暉觀所在“太暉山”的記載，僅三國歷史與關羽有關的就有“八嶺山”、“擲甲山”、“大戰岡”、“馬跑泉”、“洗馬池”等地；同時，荊州湖泊眾多，以湖、瀆、溪為名之地也眾，有“南湖”，唐鄭審謫江陵，建亭於上；有“子胥瀆”，《水經注》雲“蓋吳師入郢時所開”，有“中夏口”［４］卷三，相傳為屈平所謂“過夏首而西浮”之處。

地方志記載了豐富的歷史地域物產。如記載“荊郡各稻，種類甚多。其谷之紅白、大小不同，芒之有無、長短不同”［４］卷六；有的蔬菜本身就有著豐富的歷史韻味，也有些極具地域文化色彩的蔬菜，如“蕪菁一名蔓青，一名諸葛菜。春食苗，初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顯然有三國文化的意味了，又有“甘露子一名地蠶。《本草》：荊湘江淮以南野中有之。人亦栽蒔，俗呼為玉環。菜生熟皆可食，又可蜜煎，可醬漬。苜蓿采其葉可作蔬，味清而甘。黃花菜荊俗呼為金針”［４］卷六；另有茶類，《國史補》“江陵有楠木茶”。

《宋史•地理志》亦記：“大拓枕茶，出江陵。”草市有“銀魚即白小魚，沙津舊有白小潭。杜甫詩白小群分命是也。江陵長湖、草市、孟家橋，監利堤頭、東江湖，俱產此”［５］，這些都共同體現了地方誌對自然景觀人文內涵的歷史記載。

２．展現了荊州人文景觀的歷史底蘊。城市是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形成的較大居民點。隨著中國傳統城市的轉型，傳統都市民俗也隨著時間變遷，城市有大量歷史人文景觀遺存。有的至今仍然存在，有的已蕩然無存。地方志對城市人文景觀的歷史記錄，都可作為城市旅遊發展的文化資源，進而加以有效利用。地方誌詳細記錄了代表古代城市人文景觀的古代城池、宗教、街巷遺跡。古街古巷的旅遊開發，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的整體歷史文化氛圍。地方誌中的記錄本身就是城市人文景觀的歷史內涵和文化價值所在，如荊州古城墻是荊州旅遊乃至湖北旅遊的重要標志性景觀，康熙《荊州府志》、光緒《荊州府志》都十分詳細地載了荊州古城墻的歷史沿革和興建情況。

另外，還有關於荊州歷史上古代城池的記錄，有楚紀南城、鄖城、冶父城、津鄉城、沙市城、馬牧城、蚌城、奉城、赤湖城、方城、侴潭城等古城遺跡的記載；地方志還對荊州、沙市區的古街古巷名有十分詳細的記錄，如沙市有杜工部巷，“杜公巷，在沙市。俗呼杜甫巷，今改為杜工部巷，少陵自蜀來楚，寓於此”［４］卷七。有孝子巷，“在沙市。以明孝子張廷貴居此名”［４］卷七。楚人樓台亭榭眾多，地方志實有大量記錄，如“棲霞樓，《水經注》：江陵城西有棲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又有“南樓，《名勝志》、《世說》：桓玄在江陵南樓，吟嘯良久，乃作王孝伯誄，刻下成篇。唐左丞相張九齡為荊州長史，嘗眺詠於其上”，“曲江樓，在府庠前，古南樓也。張曲江嘗登樓賦詩，宋張栻重建斯樓，乃易今名。後樓毀，即以南城門樓當之”。［４］卷七又有仲宣樓，“仲宣樓《名勝志》《宋志》：府城東南隅有望沙樓。後梁高季興建，以望沙津。宋陳堯咨為守，更名仲宣樓”［４］卷七。明代公安三袁之袁宏道、袁中道在沙市建有卷雪樓、硯北樓［５］８９等。以上古代城市、古街古巷、古城古墻的歷史記錄，這些都是極重要的尋找滅失人文景觀的線索。特別是對荊州旅遊名片荊州古城墻的保護和開發，既要註重保護，也要註重開發。正因為歷代荊州古城墻都有修繕和修建，所以才能沈澱下豐富的古城墻文化。在開發這一環，也可有規劃地重建歷史名樓，才能不斷增強古城墻的歷史意蘊和旅遊價值。

３．記錄了荊州古代城市生活的變遷。地方志記載了大量荊楚城市民俗生活。這些民俗以城市市民日常生活為中心，如在光緒《荊州府志》中就展現了荊州獨特的婚禮習俗：“荊俗娶婦，初聘用釵鐲酒果之儀，繼行納幣禮。親迎先一日設筵邀賓，即父醮子遺意。合巹次日，謁祖先，贄見舅姑，以次及其家眾。十日，女父母家來餉食，謂之‘十朝飯’。至一月，女偕婿歸寧父母，謂之回門。亦有家貧而出贅者，至論財諸惡習，近俗幸無之。喪則初屬纊之時，延僧封殮，三日行成服禮。每七日備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日而止。”［４］卷五在駐防地，禮俗則有“駐防婚娶，初聘延媒妁，踵女家通言，議允，始擇良辰，用釵鐲酒果之屬，謂之‘行禮’。及歲，由原媒踵女家索庚選吉。先一日送奩，具設筵邀親友。行禮合巹。次日謁祖先，執贄見舅姑及戚友，名曰‘識大小’”［５］卷五。從此民俗記錄來看，荊州獨特的婚禮習俗有著禮節繁、時間長、地域化的特點。從初聘開始，有納幣禮、親迎、十朝飯等具有荊楚地域風格的習俗，同時，因荊州有著駐防文化的影響，婚禮有著特殊的民俗表現。五月十三日謂之“單刀會”，“是日類多風雨，俗謂之‘磨刀雨’，列戶祠祀關廟”［４］卷五，更是體現出荊楚關帝信仰特色。地方志還反映出古代荊州城市人的“一般思想水平”的變遷。如最能體現古代城市信仰的場所是城隍廟，城隍廟是古代城市民間信仰和祭祀活動的中心，是城市生活氣息最為深厚的場所，集中體現了城市市民的良好生活的願望和信仰。民間信仰的變遷，也是重拾城市過去記憶的很好的線索。明荊州知府耿志偉《重修荊州府城隍廟記略》：“東建齋所，西創道院，重甍壘砌，翼翼森森，辟以疏欞，繚以周垣。而廟制益完，而廟貌益尊。”［４］清代荊州城隍廟形制或難追考，但在康熙年間兩次重修，雍正年間重修，乾隆年間再修，從歷年修建可知，城隍廟在城市市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時期，城隍廟往往是一城市中規模最大的廟宇，香火通常也最興旺，從年初一到除夕夜，祭祀活動幾乎不斷，信徒盈門。由此可想象荊州城隍廟的祭祀生活場景。總之，我們也可以根據地方志去了解當時人們的思想、知識和信仰體系，加深我們對現代城市文化精神的了解。

４．豐富了荊楚地域文化內涵。地方志收錄了大量地域詩詞歌賦，極大了豐富了荊楚地域文化的內涵和特色。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單卷收錄。單卷收錄如康熙《荊州府志》卷三十四收歷朝歷代荊州地域詩歌，包括荊州當地詩人詩與外地詩人在荊州所作之詩，雖然收錄並不一定全面，但大多是著名詩人或荊州古名人詩作，具有代表性。另一種收錄方式是行文附錄，如光緒《荊州府志》卷七，在載各古跡事時，皆收錄歷代詠荊楚名勝詩詞歌賦，如在記江陵紀南城時，錄唐代劉禹錫《紀南歌》：“風煙紀南城，塵土荊門路。天寒獵獸者，走上樊姬墓。”記章華台時，錄明代荊州詩人袁宏道、張世懋、孔自來等人的詩歌，詩歌出自地域名人之手，詩歌便具有極高的地域文化價值。對於那些有關荊州詩詞歌賦的文獻、文選文獻進行系統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大量的地域詩文，這些將成為這個城市的豐富和難得的歷史記憶。

以杭州為例，杭州在對西湖文化文獻的收集與整理中，僅對西湖詩文的選註就有：王榮初《西湖詩詞選》［５］選編了自初唐至晚清歷代反映西湖和杭州的詩詞３４３首，應守巖的《西湖小品》［６］從前人所寫的亭台樓閣記、山水遊錄、書序、贈序及筆記小說等小品中選取一些文質兼美的文章及選段，對文中的一些詞語和典故作簡要的註釋，顧希佳著《西湖竹枝詞》［７］選元以後西湖竹枝詞２１０家，共３１７首，曹文趣等選註《西湖遊記選》［８］，陸鑒三選註《西湖筆叢》［９］選輯了前人有關杭州西湖的筆記共６１６則，分別錄自１３０余種前人的撰著，於在春選譯《西湖筆記小品選譯》［１０］等。也正是因為認識到了詩文文獻對地域文化內涵重構的重要意義，荊楚歷代才十分重視地域文獻的校註工作。

三、地方志旅遊價值的開發與利用

荊州地方志文獻資源十分豐富，有著十分豐富的旅遊文化價值。

首先，系統整理方志，還原“歷史城市”。地域人文之光，實際體現在歷史文化的發掘、整理與傳承上。但就目前整理點校的荊州地方誌情況來看，還有大量工作可做。

除光緒《荊州府志》、《荊州八旗駐防志》、光緒《荊州府志》（楊守敬）外，其他方志未見點校整理出版。重視地方誌文獻的開發與利用，是充分重視地方誌文獻，發揮其旅遊價值的首要舉措。要積極開展地方志文獻的整理、點校和二次出版工作。地方志記載了城市厚重的歷史和文化，在現存明清時期的大量荊州的地方誌，記載和展現了明清時期荊州城市的發展情況，是生動的“歷史的城市”。

盡管這些地方誌為地方官員所編纂，部分內容缺乏真實性、客觀性，但其仍按一定體例，全面記載了明清時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基本情況，有嚴格的選材要求，有各種研究和參考價值。荊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發展城市旅遊，更應體現出一個城市厚重的歷史文化。

在湖北社會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時期，系統收集、整理、點校出版各類地方志，突出普及性、可讀性，讓廣大市民都能接觸到荊州古代地方志，使荊州悠久的歷史從文獻中走出來，還原“歷史城市”，才是呼應湖北旅遊發展戰略的第一步。

仍以杭州西湖為例，杭州西湖不僅美在山水，更美在西湖文化。浙江省、杭州市十分重視西湖文化的開發與利用，今已編著有《西湖文獻集成》［１１］行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西湖文化內涵，更為西湖文化的繁榮和杭州旅遊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這更應作為湖北旅遊發展的極好借鑒。其次，建設現代城市，重拾“城市記憶”。

荊州旅遊資源豐富，自然景觀注重自然美，人文景觀應註重文化美。文化美，不是在文獻中，而是在城市人的記憶裏。以荊州古城為中心的城市旅遊空間中，註重具有歷史人文價值的古代遺跡、古代建築歷史知識的普及。現代城市的建設，不僅僅是高樓大廈的重覆建設，更不僅僅是道路的加長加寬，而是一種城市文化的建設。

在建設現代城市的過程中，要考慮歷史資源在現代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如可征引地方誌所述，在著名古跡景點立明顯標識宣傳牌，向市民進行宣傳。特別是荊州古街、沙市古巷資源十分豐富。如有杜工部巷，“在沙市，俗呼杜甫巷，今改為杜工部巷，少陵自蜀來楚，寓於此”［４］卷七，還有青蓮巷、三義街、勝利街等著名的古街巷。每一條街、每一條巷的背後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可對這些極具文化價值和意義的地方進行多種方式的宣傳，不僅向來荊州旅遊的遊客介紹荊州的歷史，也讓荊州的歷史重回到市民的頭腦裏，重拾“歷史記憶”。


第三，參照地方志書，重建“古代城市”。地方誌記錄了荊州古代城池、宗教、街巷遺跡，除了可根據文獻記載對遺跡進行重建、修繕之外，我們還可了解、研究荊州豐富的滅失歷史旅遊資源。

在這些歷史旅遊資源中，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如荊州古城墻、荊州三觀、萬壽寶塔等，但有些著名的歷史文化景點已然滅失，如歷來都成為市民集體記憶的紀南城、落帽台、絳帳台，荊州古城墻上的雄楚樓、仲宣樓、明月樓、曲江樓，南門外的息壤、西門邊的老萊子裏、長江邊的袁宏道卷雪樓、沙市彩雲樓等古代建築，在地方誌裏都有著十分詳細的記錄，可根據這些地方志所述內容，加以考證、辨析，在條件成熟後可進行重建，還原歷史面貌，使荊州更具有“古代城市”的韻味。

同時，在現代城市的旅遊文化的建設中，還要加大對古代民俗、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城市中的傳播，利用歷史資源，重建“古代城市”。（公務員之家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