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眼下所有白人的世界裏，社會階級的鴻溝反倒比國家間的鴻溝深。其實，思想這東西最具國際性，任何有教養的人，無論哪個國家，都與白人世界的其他有思想的人有長久的接觸。我所說的僅限於白種人，甚至都不能包括印度人，因為對他們來說，歐洲的文化是附著物，是對統治民族的模仿。在白種人裏，受過教育的人大都相似，即使語言不同，也能一見如故。各個國家有各自的特征，也有偏見。但任何歐洲國家或美國的中產階級人士，其重大的想法、傳統的情感和行為舉止大都相近。貨真價實的上層階級是沒有了。

問題的關鍵是，歐洲文化中的所有人，他們的思想內容幾乎是同質的，他們的思維方式也十分相似。事情無論大小，無論國內事務還是國際金融，國內商務還是世界大戰，一遇到什麽事，每個國家的表現都和別的國家相差無幾，甚至想法雷同，眾口一詞，行為如出一轍。

我再說一遍，這就是中產階級歐洲的同一性。今天，全世界只有兩個階級：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

他們之間的罅隙不是垂直的，而是橫向的，而且只有一條分界線。中產階級已經將上流階級完全同化。連國王也只能算資產階級裏的“精華”。分界線是橫向的，它橫向切斷了整個文明世界，將人類分成兩層：上層和下層 。

或許有爭議的一點是：今日的勞動階級只是中下有產階級。所有的人都向著一個目標努力，要變得更富裕些、要掌握財富的處置權力。從外部觀察，這是真的。但從內部考量，這則是一個天大的假象。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出生於勞動階級。我父親是個礦工，而且僅僅是個礦工。他十二歲上就下井幹活了，一直幹到七十歲左右。他能十分費勁地寫封短信，也能瀏覽本地的報紙專欄文章。盡管他總是讀些報紙上的東西，可他幾乎弄不懂那上面說的是什麽。屢見不鮮的是，他幾乎總在問我母親：“媳婦兒，這個‘加拿大的地方’是啥意思來著？”母親有點不耐煩地解釋過了，他還是不了解加拿大。對他來說，加拿大是在美國的什麽地方，而美國就是個你若對自己的國家不滿就可以前往的地方。這都是“聊天”的話題。他喜歡讓人覺得他懂點兒這方面的事兒，因為礦工們在酒館兒裏要閑扯些政治和報紙上的事兒，拿這些東西胡編亂造一番。

我父親掙的錢，我估計一般是在一周三十到三十五先令的樣子。夏天產量不高的時候，工資會降到二十五、二十甚至十五先令。他可不管家裏是不是有一群孩子要養活，總給自己留一份私房錢。他給我媽的錢從來不超過三十先令。而他掙不到三十先令時，他還扣五先令給自己留下，如果他掙二十五先令，他也扣五或四先令。他兜兒裏必須得有私房錢供他下酒館兒。

我母親算是潛在的中產階級。她說一口標準的英語，從來也不會說一句字正腔圓的當地土話。她能寫一手好字，能把字母寫出花樣兒來，還喜歡那兩個大相徑庭的喬治的小說，一個是喬治·愛略特，另一個是喬治·梅瑞迪斯。

盡管有這樣的母親，我們家絕對是個勞動階級家庭。我母親戴著一頂寒酸的小黑帽子，盡管生著一張精明的“另類”臉兒，但還是個工人的老婆。而我們則是徹頭徹尾的工人子女。

直到我十二歲上，情況有了變化。我獲得了郡裏的獎學金去諾丁漢中學讀書了。這所受到大筆捐資的學校算得上是英國最好的中學了。校長是高博士，後來他當了西敏寺中學的校長 。

我就這麽著突然間成了一個聰明孩子，變成了母親的驕傲。我猜，對這個結果她和我一樣感到出乎意料。我們這些靠獎學金上學的為數寥寥，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而同學中大部分都是真正的中產之家子女，他們的父親是教授、花邊廠主或商店老板，反正是富人，為孩子付學費綽綽有余。不過學校裏看不出有什麽勢利的跡象。在諾丁漢中學，我從來沒有感到來自勞動階級的獎學金學生讓人瞧不起。但差異還是有的，我們之間有隔膜。這種隔膜並非出自主觀意願。我記得那些家境好的孩子為人和藹，幾乎總是禮貌周全。但是我們之間還是有某種難以言表的差異。給人的感覺是，雖然我們這些男孩子是同一個種族，來自同一個區域，什麽都一樣，可就是說不上來怎麽回事，我們是不同的動物。

中學畢業後我在辦公室裏幹了一段時間，然後我到小學當了老師，管著一班男孩子，頭一年的周薪是半個銀幣 。從教師的崗位上，我上了諾丁漢大學學習普通課程。我們這些考試入學的人也被允許和那些交費學生一樣學習學位課程。第一年裏我選了人文課程 。

這裏的情形同中學裏一樣。“普通”的青年在一個圈子交往，交費的學生不與他們來往。我們見面，也交談，交換點看法。但我們兩撥人之間存在著一條難以言表的鴻溝。其實這並非出自勢利，因由比這要覆雜。似乎是心跳的方式不同。我記得我給學院的小報投了兩首詩歌，題目是On dit！（法文：他們如是說！）但遭到他們退稿，其方式是如今中產階級辦的月刊依然采用的方式。

勞動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在心顫上的不同是神秘莫測的，對此我從來沒有做過分析，只是當成事實接受。但問題是，這東西妨礙了你聽教授們講課，讓你從中感覺不到快樂。教授們的中產階級心顫頻率令他們的課講得了無情趣，不僅如此，還讓你覺得溶不進你的生命中去。於是在第一年年末，我厭倦了大學，放棄了學位課程，繼續學我的普通師範課程，無所事事，寫了《白孔雀》中的一些章節，要不就在上課時讀讀小說兒。

我再說一遍，他們沒有一個不友好。教授們挺寬宏大量，甚至還很友好地主動接近你。可這無濟於事。除非你本性上是個善於攀附的人，否則你就無法投桃報李。中產階級的人似乎很是襟懷坦白，很願意讓你攀附進入他們的世界。可我卻不會感恩戴德，轉身躲開了。

其他讀普通課程的學生也是如此。只有一個算是攀升到另一個階級的圈子裏去了，他是個猶太人。我同年級裏最聰明的一個，也是個讀普通課程的學生，一個比我聰明的夥伴，遭到了驅逐，變得放蕩、酗酒，就那麽死了 。

學院畢業後，我到倫敦附近的克羅伊頓去當教師，年薪一百鎊。那是個新式學校，工作很累人。其實具體的教學我倒不在意，那些男孩子們總的來說也讓我很喜歡，他們什麽樣的都有。我討厭的是所謂的校紀，那種頤指氣使，那種必須做出來的虛張聲勢。

是在克羅伊頓，我二十三歲上，我的一個女朋友 把我的幾首詩歌寄給了《英國評論》雜志。當時的主編是福特·麥多克斯·胡佛，他在任的短暫時間裏，雜志辦得很紅火。他給我寫信，叫我去見他。他心地特別善良，馬上就說服了海納曼出版我的長篇小說《白孔雀》。對這部小說，胡佛的評論是：“你的小說沾染了所有英國小說能有的毛病，不過你有天分。”他們從來也不吝嗇叫我天才，或許，那個叫法是可以合法地饋贈於人的。但我的作品出版了，而且一直出版著，我從來沒為出版費過勁。他們總是允許我當天才，也允許我有英國作家所能有的毛病。

胡佛把我介紹給愛德華·卡耐特，這人對我真是好得無以覆加，他幫助我，給我出主意，請我到他肯特郡的家裏去度周末。我在學校教書的那幾年是激動人心的日子。倫敦是個激動人心的地方。埃茲拉·龐德 和他帶我見識的水灣街那個世界都令人激動。後來奧斯丁·哈裏森接手了《英國評論》的主編工作，請我吃飯，看戲，讓我得以結識了很多人。

可是我在英國的雅士群裏沒有交下很多朋友，也沒有自己的地位，這完全是我自己的錯兒。通往“成功”的路曾向我敞開著，社會的梯

子也為我支好，只等我去攀爬呢。我認識了各色人等，他們每個人都很善待我。

可我現在和過去一樣無所歸屬，簡直邊緣得沒邊兒了。這是我自己選擇的結果。

只是到了今年我從美國回到歐洲，我才問自己這是為什麽。為什麽，為什麽，為什麽我就是不能穿過那道沖我敞開的門進入另一個世界？為什麽我永遠都身處邊緣？

在我看來，答案十足的世俗：階級！我進不到中產階級的世界裏去。我實際上脫離了勞動階級的圈子，因此我就沒有圈子可言了，但我對此感到滿足。

到底是什麽阻止了很多能人按照這種明顯的、自然的進步次序，從低層階級進入更高一層的階級？為什麽我就不能步巴裏 或威爾斯 的後塵，也變成一個殷實的中產階級分子呢？巴裏可是個工人的兒子。

是什麽讓人厭惡進入中產階級呢？在我看來，進去並不難。相反，對一個有能力為之的人來說，沒有比當個中產階級更容易的了，如果你願意，還可以稱之為上流階級。

障礙何在呢？我在自己身上找尋這個障礙，算是認識階級之間危險罅隙的線索吧。我發現這障礙很大。它表現在接觸時的做派上。在下層階級之間或在過去的貴族之間，接觸都更直接些，在男人和男人之間，更是軀體上的接觸。而中產階級則不如此，他們之間可以更親密，

可從來不會相互靠近。區別就在於，那種動物的、肉體上的相近可以控制男人的生活，而那種文化上和目的上的相近，事實上控制著現今的大眾。

可是將廣大的中產階級的人凝聚在一起的那種文化上和目的上的相近，在我看來就表現為今日加劇的貪婪和占有的本能。中產階級圈子的主要本能，也就是今日全世界中產階級的本能，是占有欲，其實際的表現形式就是貪欲。

或許可以說勞動者比其他階級的人的貪婪和占有欲更為強烈些。不少人可能確實如此。問題是，低層階級裏讓貪欲控制住的人會自然而然進入中產和上層階級的。

而像我父親那樣徹底的勞動者則因為過分迷糊，因此不會貪婪。他掙了六便士就打住，絕不想其實應該掙的是一鎊。為什麽呢？因為他要拿這六便士去下酒館兒，去和別的男人廝混在一起，他與他們之間有一種奇特的肉體上的接觸，那是血液上的親近，從長遠來說，那種接觸對男人來說比思想上的親近更有必要。不過，如果僅限於此，這種肉體上的親近無論對男人還是對女人來說也是一種牢獄呢。所以，我自己就永遠也不會回到勞動階級中去了，不能回到他們的盲目、愚鈍、偏見和群體情緒中去。但我也不能順應中產階級，不能為順應他們而犧牲我與自己的同胞之間那長久以來形成的血液上的親密關系，這種親密是根深蒂固的。

在意大利這裏，我周圍都是在農場上勞作的農夫。我跟他們並無甚過從，除了問候之外幾乎無話可說！可他們就在我身邊，他們是為我、我也是為他們才出現在那裏的。如果我不得不住在他們的村舍裏，那對我來說無異於狴犴。可是如果讓我在二魔中擇其一，我會選這個，而不是讓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圈子給圈起來。

這是因為，我覺得，人可以同時有兩種親昵：對自己同胞肉體上的親昵和精神上或思想上的親昵。但兩者無法均衡，必有一種要占主導地位。精神上的親昵堅持占先，便一定要毀滅和犧牲肉體的親昵。甚至，在意大利這地方，當你說話時，打手勢都被看做是壞毛病，意大利人要壓抑自己不打手勢，得將自己身上的很多東西殺戮掉才行。可中產階級非要這樣不可，所以就弄成現在這個樣子。

要進入中產階級，一個人非得犧牲他身上至關緊要的東西不可，那就是他同其他男人和女人之間肉體上的親近。就看他做沒做到這一點。如果沒做到，他就算是變成雜種的中產階級了。

可失去的是男人之間和男女之間那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肉體親近，這種失落造成了階級之間的鴻溝。而我們的文明恰恰是要順著這道鴻溝陷落，它已經並且仍在迅速地陷落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