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居住環境的構成

　　傳統居住環境是由傳統住宅建築及其周圍的物質要素共同營造而成的一種生活環境，相對於規模大、密度與容積率高、居民高度集中的現代城鎮住宅區環境而言，它有著自身獨特的構成特征與文化內涵。

　　從物質要素構成來講，居住環境包括自然和人工的物質實體，自然的物質實體包括氣候、地理、水文、地質、土壤、地形、植物等，人工的物質實體包括路徑、種植、堆山、疊石、水池等。

　　我國傳統居住環境的巧妙、獨特之處在於運用人工的手法，追求寫實性的自然景觀，模仿自然，再現自然，將自然的與人工的物質實體巧妙地統一起來，從而達到“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境界。

　　從社會構成來講，我國傳統住宅可分為百姓住宅、文人住宅、官商宅第，直至王宮府邸。階層、生活愛好或信仰的不同、以及審美情趣的各異，使得傳統居住環境異采紛呈。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文人住宅。古代文人深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傳統思想熏陶，他們可能是高官富商，亦可能是布衣百姓，只是相對於普通的官宦或百姓來說，他們的知識分子身份及文化成就更為突出。在傳統居住建築的演化過程中，由於普通百姓住宅受到經濟技術條件的嚴格制約，王宮府邸又需恪守制式，文人住宅則相對活躍，對傳統居住環境、對古典文化的影響也更為深刻。

二、傳統居住環境奠定古典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

　　中國古典文化素以其蘊涵豐富的人文精神、審美理念、隱喻手法，與西方文化相映成輝。強烈的人文意識、細膩的審美體驗、曲折的隱喻手法，構成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而這個價值取向，可以說最初是由傳統居住環境奠定的。

　　在我國傳統建築中，住宅是各類建築構成與形象表現的一種原型。無論是廟宇、祠堂、莊園、宅第、城鎮，其格局都基本遵循了住宅的範型，通過軸線而漸次延伸展開，等級秩序分明。傳統住宅及居住環境對於傳統文化、藝術創作和百姓的精神生活，都有著巨大的影響。

1.強烈的人文意識

　　在古代，人們視住宅為“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黃帝宅經》序)住宅把天與地、陰和陽契合為一個適於人居住生活的整體，“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黃帝宅經》卷上，所引出自《子夏金門宅經》之佚文)。房屋的格局中蘊涵著一種宇宙的結構，並加入倫理的觀念，“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淵鑒類函》卷一)，使住宅具有自然性與社會性的雙重意義，從而創造了一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秩”的環境(《淵鑒類函》卷十四)。

　　這與中國古典文化中始終包含的強烈的人文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無論是漢唐以來儒道佛學說，還是宋明理學，都是納自然、社會、人生為統一體系的宇宙生成模式。它立足於人，指歸於人，始終關心人的精神發展和道德發展，關心人的生活意義，主張“厚德載物”的價值理性。

　　傳統居住環境對於奠定古典文化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在《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宮便殿奏紮二》有極其精到的論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誌。”“居敬而持誌”正是我國古典文化中強烈的人文精神的準確寫照。

2.細膩的審美體驗

　　長久以來，中國人對於美好居住環境的營建是不懈的，富貴之家疊石理水，普通人家蒔花種草，或繁或簡，都力求將宅院裝點得有聲有色，古代中國人對於美的追求與體驗在居住環境中表達得淋漓盡致。

　　在傳統居住環境中，人們獲得了最原始的直覺體驗：在聽覺上，他們陶醉於自然界的天籟清音，如“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唐·李商隱)、“倚仗柴門外，臨風聽暮蟬”(唐·王維)、“繞檐點滴如琴築，支枕幽齋聽始奇”(宋·陸遊)；在視覺上，他們飽覽自然的華彩絢爛，如“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唐·劉禹錫)、“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架碧芭蕉”(唐·韓愈①)、“秋色入林紅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瓏”(宋·蘇舜欽)；在嗅覺上，他們沈迷於自然的清新芬芳，如“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宋·林逋)、“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唐·孟浩然)……在一切可以感受到的瑣事細節上，他們體驗著生命的愉悅，體察出自然的物性事理，正所謂“耳聞之而得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宋·蘇軾)。

　　居住生活中的閑情逸致，逐漸轉化為古典文化的美學主張。儒、道、禪中的重體驗、重直覺、重詩化的體驗審美心理學，古典繪畫中講求的“師法造化，中得心源”，文學中的“觸景生情，情景交融”，都與傳統居住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深厚淵源。

3.曲折的隱喻手法

　　傳統居住環境中通過建築、山、石、水、植物等物質要素的精心配置，一則娛觀者之目，二則益人情性，三則寄托精神追求。例如植物的選擇，清代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記述木本、藤本、草本、眾卉、竹木69種，或品位高雅，或取意吉祥，大多有其寓意。

　　我國古代花鳥畫的興盛，並非為了單純的賞心悅目，更有一定的寓意。宋代黃休復在《宣和畫譜》花鳥敘論中論道，“花之於牡丹、芍藥，禽之於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雁鶩，必見之幽閑，至於鶴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抉疏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展張於圖繪，有以興起人意者，率能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所以，堂前宅後配置的、筆墨描繪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無不曲折、隱晦地反映了作者的審美趣味和性情操守。

三、傳統居住環境是古典文化的表現內容

　　我國古典文化的成就突出地表現在文學、繪畫等藝術上。文學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取得了不同的成就，但是傳統居住環境作為古典文學的一項重要表現內容，卻始終沒有改變。繪畫中的花鳥畫、山水畫，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們的發展源遠流長，與傳統居住環境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花鳥畫起步於人物畫、山水畫之先，也因草木蟲魚皆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對象之故。山水畫出現於戰國之前，滋育於東晉，確立於南北朝，興盛於隋唐，雖然著重於山川自然的描繪，但是也不乏山居環境的表現。

　　古典文化對傳統居住環境的表現，可以剖析為三個層面：在基本層面上，自然的居住環境激發藝術家的創作靈感，直接成為刻畫表現的對象；在中級層面上，藝術家借助於特定的居住環境的描摹，達到綜合反映社會經濟、生活習俗及情趣品位的目的；在更高層面上，藝術家所處的生活環境跟他所取得的成就密不可分，個性化的居住環境成就了藝術家作品的標誌與特征。

1.自然的居住環境直接激發創作靈感

　　梁代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詮釋了環境與創作的關系，“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他認為，感情的抒發，是對自然的相贈；興會的到來，便有如得到了自然的酬答。面對具體可感的居住環境意象，文人或藝術家由衷地生發出對生活、對自然的感受，因而留下膾炙人口、廣為傳頌的詩文或靈秀疏淡、生氣彌漫的畫卷。

　　“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人吟謳”(清·張宜泉《題芹溪居士》)是對居住環境的直接表現，居住環境本身就是主題。詩文如晉代陶潛的《歸園田居》：“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唐代杜甫的《江畔獨步尋花》，“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等等，恬靜優美的居住環境躍然紙上。畫作有唐代王維《輞川圖》、宋代王希孟《千裏江山圖卷》、明代杜瓊《南村別墅圖冊》等等。

　　“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晉·陸機《文賦》)，則是借客觀居住環境的描寫來抒發作者的主觀感情。一切景語固然皆情語，寫景與抒情、說理熔於一爐則更能直抒胸臆。

　　以居住環境在詩歌中的創作而言，在唐末有一個重要轉機，即寫景詩由為大自然山川的渾灝的歌詠，轉入對人的居住環境更為細膩的描寫。宋代以表現居住環境為主要內容或涉及到居住環境的詩作數量更多，描寫亦更為細致，這與宋代人詩材料廣泛且詩人喜於瑣事微物逞其才技的風氣大有關聯。

2.特定的居住環境綜合反映社會經濟、生活習俗及情趣品位

　　住宅作為最重要的生活資料、最貴重的不動產，顯然可以成為社會經濟地位的外在象征，不同階層的人們很自然地在居住環境上分出貧富尊卑。此外，居住環境也是居住者文化涵養、情趣品位的真實體現，可謂“居如其人”。

　　正因為如此，傳統的文藝作品才不遺余力地刻劃主人公的生活環境，作為背景來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從而凸顯作品的主旨。文學作品中最典型的莫過於清代小說《紅樓夢》，書中對於衣食住行的描述一應俱全。小說中主要人物的種種活動都是在大觀園的背景上展開，書中對園的規模、方位、建築布局、山水特色都作了全面的介紹和重點的描繪，其中，怡紅院之於賈寶玉，蕭湘館之於林黛玉，蘅蕪苑之於薛寶釵，景物與人物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被明清文學批評家稱賞為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以家庭生活為題材，描摹市井世俗情態，展示了明代中葉廣闊的社會現實。既寫家庭生活，就必然寫西門慶房屋。評註者認為，“凡看一書，必看其立架處，如《金瓶梅》內，房屋花園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處也。”“故雲寫其房屋，是其間架處。猶欲耍獅子先立一場，而唱戲先設一臺。”居住環境的描寫成為小說故事情節和人物描寫的有機組成部分。

　　至於繪畫作品中，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通過世俗生活的細致描寫，生動地揭示了北宋汴梁(開封)承平時期的繁榮景象，圖中有官府宅第，也有茅篷村舍，整體展現了各個階層的人物居住環境及活動場景。

　　此外，古典小說中的插圖對傳統居住環境也常有刻畫，如明代《西廂記》的版畫插圖、馮夢龍的“三言”插圖等等，直觀而細致地展示了那個時代的居住環境。

3.個性化的居住環境標識藝術家作品的特征

　　大凡文人墨客，其名聲總是與作品連在一起，而其作品的主題又與生活環境密不可分，結果居住環境在某種意義上影響並決定了他們的藝術成就。

　　五代、北宋花鳥畫有兩大畫派，即南唐、西蜀的徐(熙)黃(筌)異體，對於後世花鳥畫的發展有很大影響。郭若虛在《圖畫見聞誌》中論“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不唯各言其誌，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也。”徐是“江南處士”，所見無非江湖間汀花、野竹、水鳥、淵魚或者園蔬藥苗之類；黃筌年少即入宮中畫院，長期見到的是禁中奇花怪石、珍禽異獸。居住環境不同，生活感受各異，意趣也大相徑庭，所以取材側重不同，呈現出的藝術風格亦各成一家。

　　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鄭燮在《板橋題畫·竹》中記述，“余家有茅屋兩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季，……風和日暖，凍蠅觸窗紙上，冬冬做小鼓聲。於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宋代有“湖州派”之稱的文同也是畫史上有名的墨竹畫家，他生平喜愛竹，認為“竹如我，我如竹”。他常在住的地方廣栽竹木，並將住所命名為“墨君堂”、“竹塢”等。

　　一方面典型的住宅環境景物要素寄寓了居住者的品行操守，另一方面，個性化的居住環境也成為文人墨客成就的重要標誌與獨特特征。

四、古典文化引導傳統居住環境的風氣

　　我國的傳統住宅及居住環境，橫向來看，在遼闊的疆域內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特色，但是縱向來看，在漫長的歷史年代中則表現為緩慢的嬗變過程。引發這種更替的緣由，並非自然地理因素，更多地則是古典文化的浸潤，集中地表現為：文化哲學思潮對傳統居住環境革新的催化作用，同時代的文化藝術風尚對居住環境整體風格的滲透作用，和專業文獻對傳統居住環境實踐的指引作用。

1.文化哲學思潮催化傳統居住環境的革新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文化哲學思想的重要轉折時期，由於民族、階級矛盾交織，戰亂分裂，社會動蕩，文人們對功名利祿避之不疊，談玄盛行，佛學、玄學合流。六朝始，文人畫家不但受儒家的教養，而且接受道、佛思想的薰染，他們的美學觀點，往往熔合儒、道、佛為一爐。這種思想風氣不可避免地反應到了居住環境上。

　　北魏末期，貴族住宅的後部往往建有園林，園中有土山、釣臺、曲沼、飛梁、重閣等。兩晉時，一些士大夫標榜曠達風流，愛好自然野致，聚石引泉，植林開澗，營宅造園，追求一種比較樸素自然的意境。南朝謝靈運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他因仕途失意，轉而喜研佛學，據《宋書·謝靈運傳》記載，他移籍會稽(今浙江紹興)，曾“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放縱為娛，有終焉之誌。作《山居賦》並自註，以言其事”。謝靈運的“始寧墅”標誌著我國山水住宅的開始。

　　此後，唐代王維的“輞川別業”是又一具有代表性的山水住宅。中年以後，他因政局變化，且深依禪宗，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晚年隱居於陜西藍田縣西南二十裏的輞川別業，專意山水詩作。此處本是宋之問的別墅，據《唐畫錄王維傳》記載，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裏館、柳浪、茱萸泮、辛夷塢等。

　　唐代另一著名詩人白居易，因慕廬山山水，修廬山草堂，著有《草堂記》。“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廬山草堂雖然規模很小，但是對後世山水住宅的思想卻影響頗深。

　　兩宋以後，封建制度對知識分子的思想禁錮與束縛越來越嚴，文人出世之風盛行，好清逸隱避，陶冶於山村田野，寄情於山水。據南宋繪畫描寫，當時江南一帶有利用優美的自然環境建造住宅的，既是住宅，又具有園林風趣。這時期作為住宅空間擴展延伸的私家園林發展已較為成熟。

　　正是這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文化哲學思潮的催化，推動著傳統居住環境的革新並趨向豐富多彩。

　　2.時代文化藝術風尚滲透至居住環境的整體風格

　　住宅和居住環境，作為建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同時代的文學、繪畫、書法、工藝等文化藝術相互密切影響，因而時代的審美風尚及工藝水平必然反映到居住建築及居住環境上。

　　以明清兩代為例，清代手工藝美術較明代更為繁榮，磚雕、木雕、石雕等技藝都十分精湛。明代家具以簡潔素雅著稱，清代家具在造型與結構上仍然繼承了明代的傳統，但宮廷和富貴之家的家具，造型繁復，裝飾華麗，木家具的裝飾和雕刻大量增多，這種趨向到清代後期更為顯著。這些都間接或直接地影響到居住環境的整體風格。從現存的住宅實物資料來看，在

住宅建築質量較高的地區，整體上，清代住宅較明代住宅的裝飾意味明顯加重。以徽州民居為例，清代木裝修木欄桿的雕刻風格較明代更為纖細繁雜；蘇州磚門樓的雕刻自清乾隆時期以後才大量增加花卉、人物、戲劇等復雜雕飾的內容。由此可見，其他門類工藝的風格對居住環境藝術的滲透還是顯而易見的。

3.專業文獻指引傳統居住環境的實踐

　　我國傳統居住環境既是長期積澱、自發形成的結果，也不乏相關的理論指引。從歷代文獻來看，這些理論來源於四個方面：

　　一是專業著作論述。如明代計成著《園冶》，講的雖是造園理論，但是明清園林絕大多數是私家園林，原是住宅不可分離的部分，宅與園融為一體，形成完整的居住環境。

　　二是筆記、散文之類。多為文人雅士所作，且僅是文集的部分章節。有的偏重於史實的記敘，如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西漢劉歆《西京雜記》、清代李鬥《揚州畫舫錄》等；有的作專門論述，如明代文震亨《長物誌》、清代李漁《閑情偶寄》卷九居室部、清代沈復《浮生六記》卷二閑情記趣等。它們不及第一類專業著作論述那樣全面、完整。

　　三是小說、詞賦等。側重於文學性的表現，現實基礎上的想象誇張與虛構中的現實並存，是對專業理論靈活性和具體化的展現。如晉陶潛《桃花源記》、《紅樓夢》、《金瓶梅》等等。

　　四是繪畫理論中有所涉及。宋代郭熙《林泉高致》從繪畫的角度，對山、石、水、花木等景物均有極其精辟的論述，反過來可以視作居住環境的布置要領。也有畫家親自設計宅園，相傳蘇州四大名園之一的獅子林，即為元代大畫家倪瓚設計。

　　上述文獻論述多數零碎分散，並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它們的作用卻不可低估。大凡國家經濟繁榮，社會財富積累增加，人們就會有大量的金錢花費在居住環境的改善方面。有些文人兼具官僚或商賈身份，家境殷實，有可能將理論付諸現實。流風所及，社會上免不了競相仿效，從而推動著傳統居住環境整體品質的提升。

　　我國傳統居住環境與古典文化的互動，包涵著龐雜精深的內容，對這一問題的思索與探尋，是挖掘傳統居住環境自身文化內涵和價值的重要途徑，也是關註與追求現代居住環境文化價值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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