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屏幕，外人在這個屏幕上放映著他們的希望和恐懼"。1 "黃禍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就是不同時期外人主要是西方人在這個屏幕上放映的內容，三者不僅在形式上不同，而且在具體內容上差別甚大，但在本質上卻異曲同工，殊途同歸，都充斥著對中國的主觀臆斷、歪曲，對中國人的偏見、以偏概全，甚至對中華民族的攻擊謾罵、汙蔑！害怕中國強大，希望中國永遠處於奴役地位是它們的實質，阻撓中國統一，破壞國家安定團結是它們的目的。本文力從歷史的角度對這些理論的演變、內容進行分析，解釋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揭示三者的本質和對中國影響。

"黃禍論"是起源於19世紀主要針對中國的理論。"黃禍論"之名來自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給俄國沙皇尼姑拉二世的一幅《黃禍圖》，"這副畫顯示出，歐洲列強以它們各自的護守天神為代表，被天上派下來的天使米迦勒召集在一起，聯合起來抵抗佛教、異端和野蠻人的侵犯，以捍衛十字架。"2 "黃禍論"由"黃禍圖"而起，並在德英俄美廣泛傳播開來。此後，每當中國出現一線復興生機，侵略者們就以"黃禍"為警。而其源流出現於是19世紀初葉，英國學者戴維斯的《中國人的歷史》、沃爾尼的《古老帝國的遺跡》、德籍英國傳教士郭實拉的《中國史》等書中曾將蒙古西征稱之為"中世紀最大的黃禍。"而拿破侖將中國比作"東方睡獅"的名言，無疑指出了中國的潛在威脅。一般認為："黃禍論"的始作俑者是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俄國人巴古寧，他在1873年出版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開鼓噪"黃禍論"之先河，英國殖民主義者皮爾遜在他的《民族生活與民族性》一書中又進一步發揮完善，使得這一理論基本形成。但是，這時最初有關"黃禍"的論述和後來的"黃禍論"不可同日而語，一則內容大相徑庭，二則由於東西方相隔甚遠，交往不多，信仰者也不多，對中國沒有造成實質性的危害。到了19世紀末期，"黃禍論"在西方逐漸流行，並且鼓吹者大都是世界近代史上風雲人物，如德、俄兩國的皇帝，長期把持中國海關的英國人赫德，美國總統老羅斯福等。在歐美一些國家外交和國家政策中也開始貫徹這一理論，變本加厲掠奪壓迫中國，如"泛斯拉夫主義"、"黃俄羅斯計劃"、"黑白非洲主義"、"白澳政策"等，主要是針對黃種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像美國在1882年和1884年通過了《排華法案》，大力排擠華人；在加拿大、美國、荷蘭等國還頒布了禁止白人與華人通婚的法律，在國際上一直以人權自居的美國直到1967年才宣布這種法律違憲。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一謬論竟然盛行達半個世紀之久。

把蒙古的西征算作"黃禍"，還可勉強成立，畢竟西征給歐洲帶來一些破壞和威脅。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幾十年中，恰是中國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時期，一方面中國國土淪喪，割地賠款，另一方面國內戰亂、民不聊生。"黃禍論"卻在西方大行其道，有背常理，看上去似乎很矛盾。是什麼促使西方人得出中國是"黃禍"的論斷？只要粗略地翻看"黃禍論"鼓吹者的文章，便不難發現其中的奧秘，在巴古寧、皮爾遜、老羅斯福等人的書中和言論中充斥著這樣的觀點："輕視中國人是錯誤的，中國人是可怕的"，中國人"精力無比充沛，而且強烈好戰"。"此外，應當指出，近年來他們開始熟悉掌握最新式武器和歐洲人的紀律"，"只需把這種紀律和對新武器、新戰術的熟悉和掌握同中國人的原始的、沒有人道觀念、沒有愛好自由的本能、奴隸般的服從的習慣特點結合起來……再考慮到中國的龐大人口……你就可以了解來自東方威脅著我們的危險是多麼巨大!"3皮爾遜強調："必須記住：低等種族人口的增殖，要比高等種族為快"，其結果將會使"那些白種人同化於劣等種族"。尤其中國最為"危險"，"這些中國人像猶太人一樣富有適應能力，他們在西藏的山地高原上，在新加坡的烈日之下，都能過得興旺；他們甚至比猶太人更為多才多藝，他們是極好的工人"；"他們還具有其它東方民族都不具備的經營貿易的能力"，"當這一天到來時，他就可能從英國和德國手中奪去對世界市場的控制權."4。美國參議員約翰遜認為：中國人吃苦耐勞，天性節儉，長期像牲畜一樣擠在一起也能生存，不講人權，忍辱負重；不關心選舉，只關心工錢，"如果把選票交給他們，往往只會選出一些對上面唯唯諾諾，對下威風凜凜的天朝式的官員，結果，合眾國的制度將受到威脅，民主精神將受到踐踏"5。而赫德的觀點更是聳人聽聞："黃禍的到來就像太陽明天會出來一樣肯定……將來的義和團運動將擁有最好的武器，2000萬甚至更多的團民將加倍報復昔日的怨恨，中國的國旗或武裝將出現在許多今天無法想象的地方"。"50年後，將有千百萬團民排成密集隊形，穿戴全副盔甲，在政府的號召下走向國外"6，這就是有名的赫德預言。老羅斯福也預言："美國未來將被迫迎接一場與亞洲人的戰爭"。從這些充滿自相矛盾和對黃種人蔑視的論述和預言中，可以看出中國人之所以稱之為"黃禍"是因為：

第一，中國人不是高加索人種，人種低劣，人口增長快。大量黃種人進入歐美，對高加索人種是一種威脅，如果二者通婚會使高加索人種降低。按照威廉二世的說法中國人是"野蠻人"，按一些傳教士的觀點："中國人汙穢、骯臟，沒有靈魂，即使有，也只是醜惡的靈魂，根本不值得拯救"。7 "比上帝所創造的任何種族都要低劣"，"每有一個中國佬在我們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來，都會使我們自己的血統降低"。中國人"在不知不覺間毒化我們的生命源泉，並且遍布各地，逐漸破壞和腐蝕我們的力量和繁榮"8。第二，中國人口眾多，中國人適應能力強，精力充沛，多才多藝，具有吃苦耐勞的優良傳統。並且"中國作為一個政治機體可以被分割，但是中國人民仍會存在--他們是亞洲最剛強、勤勞而孜孜不倦的民族，經過適當的訓導後，也許會成為世界上一種了不起的勢力。中國的國民能力是巨大的。黑人可以受白人統治，印度人可以受英國人統治，但是中國既不是非洲也不是印度。"9第三，視中國的覺醒和發展為禍害和威脅，如果中國覺醒和發展了，對他們瓜分中國掠奪中國是一種"禍害"，對他們蹂躪中國人民是一種"禍害"。當中國的洋務運動略有一點起色之時，西方人驚呼："嗚呼！中國醒矣，此種之黃禍，較之強兵勁旅，蹂躪老贏之軍隊尤其慮也！"。10 很明顯，西方殖民者又是種族主義者，他們的理論自相矛盾，一方面稱中國人種低劣，會毒化高加索人的血統，另一方面又認為中國人適應能力強，多才多藝等優點。這些優點就是對他們幻想永遠對中國殖民統治和奴役中國人是一種"威脅"，"黃禍論"由此產生。

"黃禍論"就是殖民主義者的強盜理論，掠奪瓜分中國之後，還汙稱中國是"禍害"；也是白人之上種族主義者的理論，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和華人勞工，還稱中國人是"黃禍"、人種低劣；也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殖民主義者理論，對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有著先天的敵視態度和根深蒂固的偏見，認為中國人是一群離奇古怪的動物，說用單字連成的話，寫圖畫式似的方塊字，男子留辮子，女人纏足等；更不可想象的是，中國文化從來不會被異族所同化，而總是同化外來文化。這樣的文化對西方文化顯然是一種"禍害"。美國的"黃禍論"者還鼓吹，一旦中國在世界上取得地位，那麼中國的哲學、孔孟之道和迷信思想，中國人骯臟的群居方式及清規戒律，將對白種人產生嚴重的影響，中國人的狡詐、貪婪使整個世界的道德水準嚴重下降；"黃禍論"也是西方殖民者虛擬假設的理論，理論的產生不是依據事實，當時的中國衰弱貧窮，不說對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就是對在中國的西方殖民者也"禍害"不了。"黃禍論"從何而來？顯然純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一種賊喊捉賊的伎倆。正如美前駐日大使顧立克認為，近代世界史上只有"白禍"，即白種人欺淩有色人種，根本就不存在什麼"黃禍"。11 這種欺人之談的理論，一開始就受到了中國有誌之士的強烈譴責，孫中山、魯迅、錢恂（駐意大利公使）等都先後撰文，批駁"黃禍論"的險惡用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清楚地證明了"禍害"不在中國，而恰恰在這群"文明先進"強盜們自身，原來極力鼓吹"黃禍論"的"白種人兄弟國家"德國和俄國成為兵戎相見的敵人，異教的中國包括日本反而暫時成了基督教國家英法美俄等國的盟友，在戰爭中制造了"凡爾登絞肉機"和強迫德國簽訂屈辱的《凡爾賽和約》的，也恰恰都是在十字架照耀下的"高加索人兄弟"。這一切不僅是對威廉二世的絕妙諷刺，也使"黃禍論"不攻自破，再者中國軍閥混戰，國力更加虛弱，從而"黃禍論"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然而，"黃禍論"的陰魂未散，到了20世紀50年代，"黃禍論"的變種--"中國威脅論"出籠，它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黃禍論"。在這方面，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尤其美國炒作最為賣力，在中蘇關系緊張的時候，蘇聯也兜售過"中國威脅論"。確切地說，"中國威脅論"產生於本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就曾炒作過"中國威脅論"，即所謂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對美國形成"紅色威脅"。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提出"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蔓延"的口號，美國在聯合國宣傳"中國對鄰國的威脅"，麥克阿瑟公開辱罵新中國是"共產主義黃禍"。當中國誌願軍入朝作戰時，一些西方人驚呼："赫德的預言"實現了！此後，美國在中國周圍建立了防"紅色威脅"的包圍圈，並在不同的場合散布"中國威脅論"，在中國平定西藏叛亂、中印邊境沖突、中國原子彈爆炸、對越自衛反擊戰以及西沙自衛反擊戰等歷次重大事件中，屢屢渲染中國的軍事威脅。就是尼克松、基辛格等被稱之為"中國人的老朋友"這些人，也不只一次地散布"中國威脅論"。基辛格在初到北京後對尼克松的報告中提到："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但也是讓人捉摸不透的人民。他們仍可能成為我們最堅定的敵人。"12尼克松當總統時，制定的世界戰略就是"打一個半戰爭戰略"，即與蘇聯大戰的同時又與中國打局部戰爭。

不過，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主要出現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美國面臨的主要是來自蘇聯的威脅。當蘇聯解體、威脅消失以後，而中國經濟、軍事逐漸強大之時，"中國威脅論"開始在美國等國泛濫起來，第一次泛濫是在1992－1993年間，鼓吹者從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開了對"中國威脅論"的具體論證，媒體也推波助瀾，以至洶湧成潮。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芒羅首先發難，發表了《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一時間"中國威脅論"風靡太平洋東岸，芒羅因而也聲名顯赫。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那篇高論《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這個大背景下問世。前者渲染中美軍事沖突不可避免，後者斷言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結合將是西方文明的天敵，具有極強的意識形態色彩，美國學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聳聽，"在蘇聯解體後，一個新的邪惡帝國正在出現，它的名字叫中國"。13此後，每隔一段時期，"中國威脅論"都會出現，第二波發端於1995－1996年，第三次發生在1998－1999年，到現在為止已經是第四波。有規律可循的是："中國威脅論"泛濫之日，幾乎都是中美改善之時。1997年和1998年中美關系因首腦互訪而升溫，反華逆流也因勢而動；此次布什決定積極調整對華政策和江主席即將訪美，反華浪潮又再次掀起。

"威脅論"出現時間恰是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贏得國家獨立，成為反對侵略，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的時候；它泛濫之時，恰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逐漸走向富強的時候。世界銀行最新資料表明，2000年按匯率法計算的中國GDP是日本的23.1%、德國的57.8%、英國的76.4%、法國的84.0%，已經超過意大利，躍居世界第六位。並且在許多國家經濟陷入衰退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一支獨秀，仍然保持著高速增長，其中外資企業表現得最為強勁，去年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高達470億美元。但是，國家的獨立不是"中國威脅論"出現的原因，因為在二戰後獨立的國家比比皆是，不說20世紀60年代的非洲，在亞洲印度等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贏得獨立，歐洲的法國也是在趕走德國後獨立的，但美國沒有散布"印度威脅論"、"法國威脅論"；經濟的發展也不是"中國威脅論"的原因，因為20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和德國比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快，1960年，日本和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於美國的8.4％和14.1％，到1990年，這兩個比例分別猛升到53％和21％，這種的發展速度可謂快矣，近年來軍費開支日本一直雄踞第二，中國遠遠落後於日本。但並沒有傳播"日本威脅論"、"德國威脅論"。為何在中國贏得獨立和經濟發展稍快一點，就大力鼓吹"中國威脅論"？可見，它的實質並非在於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增長，中國的國力還沒有強大到足夠並有跡象表明將威脅其周邊鄰國、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安全與穩定的地步。這也說明它的泛濫無疑具有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是冷戰思維模式的幽靈作怪。冷戰思維模式的一個典型的特征就是認為國家間關系非友即敵，國際關系就是二元對立。且敵對的方面正在對本國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構成巨大威脅，這種心態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根深蒂固。早在冷戰初期，"遏制之父"凱南就承認，"文明美國人真奇怪，時時刻刻都想在文明的國境以外找到一個罪惡的中心，以把文明所有的麻煩都算在它身上"14。他對美國能找到蘇聯這個"罪惡的中心"而歡呼，"正是上帝給美國人民提供了這個無情的挑戰，使得他們作為一個國家的安全有賴於他們的通力合作，並接受歷史顯然要他們承擔的道義上和政治上的領導責任"15。半個世紀之後，同樣的論調又在美國出現，右翼政治學教授亨廷頓撰文宣揚，冷戰的結束使美國失去了一個明確的敵人，政治日益混亂，無法塑造國家認同，並說"若沒有一個邪惡的帝國威脅著美國的立國原則，做一個美國人到底意味著什麼？"，他斷言"中國會成為一個新的敵人"16。蘇聯解體後，美國犯了"對手缺化癥"病癥，想方設法在世界上尋找對手。1992年國防部制定的《防禦計劃指南》說的明白，打敗蘇聯以後，"現在文明的戰略必須集中於排除任何未來的全球性競爭者的出現"，那這個競爭者是誰呢？根據"中國威脅論"者的判斷，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國，因為在目前的幾個大國中，俄國將會花相當長的時間完成其政治和經濟的陣痛轉變，歐洲的統一主要是經濟意義上的政治上是不完全的；另外，任何一個單一的國家似乎都不可能成為競爭者，德國仍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致力於由統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日本將仍然是一個經濟大國。經過剔除，中國似乎成了最合適候選人。美國霸權的倡導者，蘭德公司資深研究員khalilzad寫道，中國"最有可能成為美國全球性對手候選人"，一方面中國經濟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長，可望其經濟實力不多久就會超過日本，並且在下一個世紀的20年內，其經濟將會和美國一樣強大。同時，中國正在加快其軍事現代化建設。盡管中國在政治上仍面臨改革，但在21 世紀的上半葉，中國肯定會成為世界上一流的大國。17"中國經濟強大-- 政治中崛起--軍事擴張"，這就是頭腦中只有強權信條的"中國威脅論"者的邏輯。只要你發展壯大，你就是我的威脅，就是我的敵人。

意識形態不同、文明之間差異、社會制度區別是"中國威脅論"泛濫的恒定因素。中國作為僅存的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一直被當作與西方價值觀對立的意識形態象征物。在蘇東巨變之後，西方世界認為中國也會步蘇聯的後塵，而事實與此相反，還能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的迅速增強。日本、德國發展，創造經濟奇跡那是在西方模式下取得的，在他們眼裏這不足為奇，因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而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能取得如此成就，顯然是對西方模式的威脅。這一現象被《外交》主編紮卡利亞稱為"非自由民主的崛起"，並視之為對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戰。中國獨特的文化也為西方某些人所不容，認為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軍事實力加上獨特文化傳統，始終是西方世界的一個心病，"如果一個大國擁有強烈的文化優越感，或者對它曾有過的、由世界上其它國家所造成的歷史遭遇心懷冤屈，那麼它將很難與人為善，這種沙文主義和冤屈感，恰巧中國都有份"。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公然將中國的文明看成西方文明的對立物，並在其著作中更是無中生有地設想出一場在下世紀初發生在中國與西方世界間的"文明大戰"。另外以西方為中心和對西方衰落的恐懼也是"威脅論"的又一原因，這種非我族類其心畢異的狹隘心理，把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看成是對所謂"文明世界"的威脅。在西方中心主義者看來，北大西洋沿岸民族率先完成人類的啟蒙，成了人類的先導，其它民族要麼被看成"威脅"，要麼是被憐憫或被掠奪的對象，現在的中國顯然屬於前者。

第三是國家利益驅使，遏制中國的需要。眾所周知，在國際關系中，國家間不可能永遠是朋友，也不可能永遠是敵人，永遠的只有國家利益。美國是冷戰後國際關系最大受益者，成了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不但要極力維持這一收益，還要建立一種以美國領導的世界，白宮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第一個大標題是："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榮的明天，今天必須領導世界"。這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任何對這一現狀破壞的行動就是對美國的"威脅"。如中國軍事現代化，被認為是"威脅"；中國為了國家統一，對臺灣問題、南沙群島問題采取的一些行動，就被鼓吹者說成是"中國威脅"；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國際地位提高了，也被說成是"威脅"；甚至人口眾多也是"威脅"。可見，問題的實質與其說是中國的興起對既得利益構成威脅，不如說是既得利益者為了保持既得利益而威脅新興國家。散布"中國威脅論"另一目的就是為了遏制中國，以便向中國施加壓力和幹涉中國內政，歪曲中國形象，以便轉移視線，掩蓋西方盟國的之間的矛盾。正如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所說："如果說人口眾多，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就是一種威脅，那麼美國也是人口眾多，擁有核武器，為什麼不說美國構成了威脅呢？"18答案在於："遏制的目的是為了制止戰爭，但改變其政權形式使中國成為一個寬容的民主國家是和平的更可靠的保證"。可見，宣揚威脅者才是真正的威脅者。

20世紀90年代初，與"中國威脅論"看似矛盾實則相同的思潮開始在西方世界流行起來，這就是"中國崩潰論"。"中國崩潰論"是"威脅論"的延伸，更確切的說是中國問題的另一面，前者是中國問題的曲意擴大（如預測中國即將崩潰），後者是中國的成就任意誇張（如認為中國正在"威脅"美國）。10年前，一些美歐人士預言，中國也會像蘇聯一樣"崩潰解體"，而預言成為笑話。十年之後，這種"中國崩潰論"的論調又在美國主流媒體間流傳。這次流行最初由一篇學術文章引起的，2000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羅斯基先後發表《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統計出了什麼問題》、《中國的GDP統計：該被警告？》質疑做過中國經濟增長統計數據的真實性。文章發表，並沒有引起媒體的關註，因為當時正是"中國威脅論"大行其道的時候。羅斯基的觀點在沈寂一段時間之後，最近突然變得身價百倍，成為西方媒體關註的熱點。美國的《新聞周刊》、《商業周刊》，英國的《金融時報》、《經濟學家》等西方主流媒體紛紛把他的觀點重新炒作起來，其原因是西方輿論此時已經改變了風向，而羅斯基的觀點正符合他們的期望，即 "中國的經濟即將崩潰"。在這一背景下，種種懷疑中國經濟增長的文章紛紛出籠，美國《中國經濟》主編斯塔德維爾在其《中國夢》一書中把中國經濟比喻為"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最為極端的是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去年7月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章家敦認為，"與其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還不如說中國正在崩潰"。他斷言，"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並開始崩潰，時間會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之前，而不是之後"！

"中國崩潰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多年改革的結果之一。在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矛盾和問題。說經濟上統計數字"參水"是事實，在中國媒體上經常出現有關虛假數字的報道，羅斯基在美國也不是經濟自由主義者，以前對中國經濟還是非常肯定的。說中國社會問題成堆也有一定道理，諸如腐敗問題、幹群關系問題、亂收費問題、機構改革問題、貧富懸殊問題等等不一而足，正如經濟學家樊剛所言："中國最不難找的就是問題"，吳敬璉也說："改革正在過大關"。它說明了改革越來越難，要解決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問題越來越尖銳。另一個方面也是意識形態優越論使然。唱衰者出於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認為西方較之中國具有"制度優勢"，但經濟發展反而相形見絀，所以自困於一種本能的懷疑。

對中國唱衰者從來不乏其人。過去，這支隊伍並不是國際主流，他們的聲音並不足以擾亂視聽。從美國記者包德甫《苦海餘生》到史塔威爾的《中國夢》，宣泄西方對中國失望的書已有多種，《中國即將崩潰》的出版與討論，將宣泄和詛咒推至高潮。可以肯定，章家敦的"威權社會不能孕育創新發明"掩耳盜鈴式結論，"中國即將崩潰"主觀臆斷的預言，是阻擋不住中國前進步伐。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並不是數字編織的神話，中國總理朱鎔基曾經指出，中國過去幾年平均每年GDP增長百分之七，財政收入增長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數字"基本可靠，不會出問題"。

面對羅斯基的懷疑、章家敦的預言，中國學者甚至政府官員紛紛給以批駁，我認為這似乎小題大做。以中國的經濟狀況，決不會因為他們的懷疑和預言而崩潰，也不會因為他們的預言而解體，中國還是中國，中國經濟還是中國經濟。中國經濟在發展是事實，有許多問題也是事實。"威脅論"和"崩潰論"的區別就在於觀察中國的角度不同，但實質相同，即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構成威脅，中國衰落或者崩潰更對美國構成威脅，二者都有道理，但結論都是錯誤的。就中國經濟而言，既不會強大到威脅別國的程度，也沒有脆弱到崩潰的邊緣。

"黃禍論"是西方列強虛擬假設的一種理論，其目的就是掩蓋它們的侵略行徑，為擴大侵略制造借口；"威脅論"是西方強國尤其是美國為了其霸權和國家利益而制造理論，目的就是阻撓中國發展和強大，還夾雜著對中國強盛懷著一種恐懼的復雜心理。中國正在崛起，處於興衰時期的國家關系過去往往是不穩定的。但是，中國不是前蘇聯，更不是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中國就是中國，中國不會威脅別國；"崩潰論"相對於前兩者，還有一定的價值，對中國提出了許多問題，盡管其結論荒謬可笑而又危言聳聽，這些問題的確是中國政府必須面對而必須解決的，如果解決不好就會引起社會震動。毫無疑問，三種理論都是錯誤的，尤其是前者其理論根本就沒有事實依據，後兩者盡管有一定的事實根據，但推導出的結論是及其荒謬，只有殖民主義者的強盜邏輯才會推導出這樣的結論。新加坡執政、世界有影響的政治家李光耀說："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狂熱地想在世界傳播其生活方式的國家，它也從來不贊成擴張"。

歷史已經證明，在"黃禍論"到處傳播時期，中國人就能頑強生存下來，歷史還將證明，在"威脅論"、"崩潰論"盛行時期，中國會繼續發展，並最終強大，有能力迎接任何挑戰。就像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我們應當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世界上有中國這個國家，而且這個國家必將成為一個經濟強國"。

註："黃禍"的本意也包括日本，然而，不少日本人卻認為:"黃禍"傳指中國，與日本無關。如日本《時事新報》1902年曾載文稱，中日兩國並非同文同種，"黃禍論"傳指華人。而前首相大隈重信則認為，"黃禍"應指亞洲東北部的蠻族，非指中國和日本，且日本和中國歷史上還屢受"黃禍"之害。"俄國久在蠻族統治之下，其體血大半化為蒙古韃靼種屬者。謂今之俄人為"黃禍"之源。有何不可？"本文中的"黃禍"的含義指前者，即傳指中國。
 

1：David Lampton, "Think Again China" .Foreign Policy , Spring ,1998.

2： 孫恪勤：《遏制中國》， 中國言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3： 呂浦、張振編譯，《"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P3-4 .

4、5、6：同上，P91-99 、 P55 、 P147-148 。

7、8、9：同3，P9-10 /、P131－137 、P203－213 。

11： 同3，P273－275 。

10：陳真，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12： 基辛格回憶錄《白宮歲月》（三） 中譯本，第27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

13：Washington Times ,Aug4, 1995.

14、15 ：喬治·凱南 ，《美國外交》 第10頁，第130頁。

16： Samuel Hungtington , "The Eros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1997 .

17：參見尼姑拉D.克裏斯托夫："中國的崛起"， 載《外交事務》，Vol72, No.5(1993RH 11-12月),PP.59-74.

18：中江要介：《中國的發展方向》，天津編譯中心，1997年，P115 。

（論文網2003-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