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盧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註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三十余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後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鑒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喑嗚叱咤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無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麽來考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

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講臺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嘻皮笑臉，同他親近。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辭職閑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系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嘆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只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裏，這二位導師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麽，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麽說。”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麽說。”兩行熱淚，一齊沈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