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活著，可要記住——讀《日瓦戈醫生》

讀《日瓦戈醫生》的日子裏，腦海中時時繚繞著別爾嘉耶夫的論斷：俄羅斯靈魂被遼闊所重創，它看不到邊界，這種無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著它。由此，俄羅斯人的精神能量就向內轉，走向自覺，走向內省……的確，遼闊的幅員歷史地哺育了極權專制，也造就了一大批博大多思的心靈。所以，俄羅斯式的悲劇美歷來是內斂的自我與自我的交鋒。正如日瓦戈醫生，似乎從來就不抱著匡世濟民的宏大理想，盡管他的學問令人欽佩；困擾他終生的煩惱是，他內斂的個性、他的詩人氣質以及他淵博的學識無法給他帶來安定的生活，無法留住他最心愛的親人和情人。日瓦戈一生過著一種自顧不暇的生活，從中我可以窺到“人”在歷史中浮沈的無奈。

　　法國作家聖埃克蘇佩裏對“人”有一段美妙的比喻：“……因為我覺得人跟要塞很相像。人打破圍墻要自由自在，他也就只剩下一堆暴露在星光下的斷垣殘壁。這時開始無處藏身的憂患……”薩特也說：人首先不是一種個性，也不是一個故事，甚至不是多種習慣的交叉組合，而是一種在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無休無止、軟弱無力的來來往往——存在主義大師對人的本質的剖析可謂入木三分。人面臨的無窮的選擇之中，最根本的就是“普遍”與“特殊”間的抉擇，對“實現自我”的渴望，總能刺激起人的性格中不安於現狀的一面，渴望擺脫共性邁向個性的一面，而一旦開始，在內與外之間的遊移不定就構成了人生的全部。敏銳的人將在這種來來往往中咀嚼他人無法感覺的苦痛。
　　人本質上都是一件很復雜的器物，只是器物中也有藝術品和壇壇罐罐之分。多思的人會使自己“藝術”一些，但也因此貯存不了多少流質。“無處藏身的憂患”籠罩在心頭的時候，日瓦戈醫生悟出了什麽：“只有在蹩腳書裏的人才分為兩個陣營，互不來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織在一起了。要在一生中只扮演一個角色，在社會中占據一個位置，永遠只意味著同一個東西，需要成為一個多麽不可救藥的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呀！”
　　我一直不太明白日瓦戈醫生是在什麽樣的壓力下開始他的流亡生活的，但是我能體會到他為成為一個“小角色”付出的努力。他漸漸地改變了過去對戰爭和革命的熱情的看法，漸漸地關註起生活本身了，可就在這時，他在一次外出時被遊擊隊擄走，因為後者需要一名軍醫。雖然一年後他逃了出來，但是直至猝死街頭，他沒能再與嶽父和妻兒見上一面。漫長的歲月裏，他的精神支柱僅僅在於對童年時的伴侶拉拉的期待，並把期待的焦慮、見面的愉悅、離別的黯然神傷寫入詩歌，作為吐露情意的一扇窗戶——他的感情從不輕易地流露出來。在書後翻譯得很乏味的日瓦戈詩作裏，只有這樣的句子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轉眼已是幾百年／同樣的雲同樣的山／同樣的溪流河水間／悠悠歲月依然。”一派俄羅斯式的凝重情緒。大地給了俄羅斯人充裕的行動空間，也使得這個民族一代代飽經離亂之苦楚，流放、流浪、流亡成了他們的宿命。而日瓦戈醫生經歷的是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流亡，很難說他在追求什麽宏大的信仰，只是思想指點他不要聽憑當局的支配，要把握自我的命運，所以他早早地沖破了“圍墻”，潛出都市的喧囂想冷靜地審視歷史的面貌，可是手中的命運不服從他的主人的把握，紅軍、白軍、遊擊隊，對無意於“偉大事業”的日瓦戈醫生而言都是對安寧生活的威脅。在這個意義上，他在詩中寄托擺脫困境的願望。作為弱勢群體中的一員，日瓦戈醫生沒有更多的奢望，他真誠地自足於做一個小人物。動蕩的社會教會了他嚴嚴實實藏匿起曾經有過的鋒芒，甚至與世無爭，他寧願被吸入大地的縫隙裏，消失在別人的視野中。
　　然而思想就像意識，一旦擁有，便成為無法拋棄的存在，你只能與它共存，並且別無選擇地吸收更多更多。思想又是意識的升華，包蘊著人的全部內在的精美。日瓦戈是十分珍惜他的思想的，哪怕是在顛沛流離的途中，他也不忍心將他的思想束之高閣。他仍然幻想像常人一樣過哲人和詩人的生活，這卻在他的內心引發了自我與自我的沖突，因為這意味著他的目光必須在深邃和浮淺之間搖擺，意味著他的語言必須在精致與粗俗之間遊動，意味著他頭腦中的此在與彼在的界限就此模糊起來。難道過黎庶百姓簡單的生活都這麽難嗎？但是可憐的日瓦戈醫生一天比一天憔悴。
　　很久以來，我不敢對日瓦戈受的這種折磨表態，因為我自己也質疑這樣的折磨的現實意義，因為當我們以“拯救者”自居的時候，我們真誠地相信一個延續人類文明火種的群體天然所具有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一手捧起改造世界的武器，一手毅然決然地扯斷了我們與物質生活之間最後的幾縷瓜葛。幾十年後，“人”在世界範圍內成了“目的”，是需要五條件捍衛的“終極目的”，我們習慣於口沫橫飛地追述那時的情景、感慨人心之易變，還不免要加上一句：“那時的人都這樣！”——扛起理想，埋葬現實，一旦重新認識了現實，又扔下了以往的至愛，就像一個黃口小兒，把手裏的玩具抓起又放下。
　　自我與自我的沖突，在人打破自我的壁壘時便埋下了種子，思想者不願躲藏於要塞中茍全性命，但是一旦棲身之所成了一片廢墟，他所能依賴的就只有自己的思想了。能夠在蹇澀的命途中執著前行的人，和能夠在安逸生活中身體力行思想的人，同樣需要百倍於常人的勇氣和自覺。這時，日瓦戈朝思暮想的拉拉就成了他與“小角色”應有生活的惟一的聯結紐帶。盡管心中千百遍地默念過那個名字，但每一次劫波度過與拉拉邂逅或相逢，日瓦戈至多只是一剎那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毫無喜出望外後手足無措的窘態。他是一個如此純粹的人，純粹得連做滄海一粟隨波逐流都困難——只因他的思想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人。只有拉拉理解他的苦楚，她不時拽住日瓦戈，以免他飛入空中或沈入地下，一去不返。
　　日瓦戈醫生的悲劇是必然的，他註定會成為一個畸人。聖埃克蘇佩裏揭示出了人在尋求超越、尋求飛升的征程中嚴峻的生存境遇：當人試圖擺脫庸常瑣碎之慮尋求“自由自在”時，最先破碎的必然是人自己，更何況日瓦戈醫生是一個琉璃杯樣的東西——他發現過去的經歷已然堆積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他必須面對這種斷裂的聲音引發的駭人的心悸！正是這種心悸使他生活在自顧不暇之中：他要在妻子東尼婭和情人拉拉之間取舍，要在生活的需求與藝術的追求之間取舍，在形而上殿堂裏的掘進固然美妙，但身為普通人，他卻過不了普通人的生活，自我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左沖右突，精疲力竭。最後，曾經給拉拉帶來終身傷害的政客科馬羅夫斯基許諾了美好的前景，要帶走拉拉，雖然明知兇多吉少，日瓦戈醫生竟無力做出抗爭。拉拉走後，已經飛得很高很高的日瓦戈就像一只被獵人射中的大雁，跌落塵埃，眼裏流露出深深的絕望。
　　畸人其實很富足，理應能夠冷眼以對現實重圍中不幸的遭際。只是帕斯捷爾納克筆下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太執著、太認真了，才識和思想賦予他智慧，也使他軟弱；賦予他超然無欲，又讓他多愁善感。面對簡單的常識，日瓦戈醫生做出抉擇時總是格外痛苦，似乎不論怎樣結果都是對自我的背叛。畸人不得不過常人的生活，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生活與痛苦成了一對雙生姊妹。
　　帕斯捷爾納克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持不同政見者。他本人就是一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完美代表：滴水成冰的西伯利亞，門扉吱吱作響的木屋，漫漫長夜，幽幽狼嗥，一卷文稿，一堆篝火，紅袖添香夜讀書，在幾近與世隔絕的天地中，他寫出了《日瓦戈醫生》。日瓦戈經歷過的，他也經歷過；日瓦戈的痛苦，也是他感同身受的痛苦。小說出版，攻訐與迫害四起，他保持沈默，隱忍以行。他情願與他心愛的主人公共享同一份純粹，還有什麽能比知行合一更讓人感動的呢？在這種命運的籠罩下，“活著，可要記住”——拉斯普京擲地有聲的回答——也許是一種最理想的態度。小說中的日瓦戈戛然而止的生命，由現實中的帕斯捷爾納克及其思想遺產的繼承者們堅忍地延續了下去。
　　這小說我讀過兩遍，每每無法平靜。我曾經有過的疑惑，正是源於現今日益稀缺的內心追問，人格分裂，不再在人心中引起觸動了，甚至意識不到了；活著，常常是無原則的，異常輕松的經歷。諾瓦利斯、康德、叔本華、卡夫卡、克爾凱郭爾、尼采、帕斯捷爾納克，我不得不對這些勇毅的人表達我的敬意，那不是一些自尋煩惱的人，他們既無法獨善其身，過得快快活活，又不能兼濟天下，扶危濟困；但他們對某種價值的孜孜不倦的探索，構成人類群星閃耀時的壯麗群像。打破自身的細胞壁跳出“自我”之外，欣賞月光下的“斷垣殘壁”之美，日瓦戈醫生們的痛苦，應能引發一些對生活的嚴肅追問吧。

35公里·邊緣閱讀：《愛爾蘭日記》等　

從沒有哪位作家，像伯爾對愛爾蘭那樣，描寫一個異鄉的逗留地。伯爾對愛爾蘭懷著這樣的情感：他留戀愛爾蘭，有一段時間，他每年都在那裏待上幾個星期，因為他熟悉那裏，並且，不將自己作為過客，所以，他提到愛爾蘭的時候，口吻是親切而隨意的。但伯爾並不是一個親切而隨意的人，他生於一戰時的德國，又親歷了二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光，都用來為二戰後的德國反思，在他看來，如何讓德國從戰後精神的廢墟中走出來，比從廢墟中重建德國更重要。
　　《愛爾蘭日記》是伯爾著作中少有的包含一些輕松氣氛的作品。雖然仍舊是黑色的幽默，善意的揶揄中，已經帶著不少啤酒花的氣味，像一次微醉後喋喋不休的絮談，他把我們帶到這樣一個國度，一個“每年有滿滿一小遊泳池的茶水流過每個人的喉嚨”的國度，它和我想像的愛爾蘭不一樣，沒有吱吱呀呀的風笛與舞動的色彩艷麗的男式筒裙，它帶著英國那樣真實、潮濕、黯淡的氣息，生活慵懶而樸素，像咖啡、茶、火腿、香煙一樣具體，因為這裏是異鄉，所以，帶著某種無緣無故的醉心的快感。這就像我們自己的某次旅行，找著了同過去色調十分接近的生活，但在你剛好厭倦時可以抽身離去。
　　讀《愛爾蘭日記》，我眼前常常浮現這樣的鏡頭：斑駁的水泥路面，一攤汙水映著路燈昏暗的光，幾片粘濕的落葉，一雙半新的皮鞋，鞋底的鐵釘發出丁當的聲音，這就是愛爾蘭，一個思考之余用來休息的地方。
　　約翰·繆爾：《夏日走過山間》
　　有四位牧羊人，他們要將雇主的羊，趕到海拔高一些的山間，以便在那裏熬過炎熱的夏季。他們之中有一位並非出於謀生的需要，僅想借機（由雇主提供食物）到山間旅行一趟，再次欣賞優勝美地迷人的風光。《夏日走過山間》就是那位奇怪的牧羊人，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山間日記。
　　約翰·繆爾是一位地理和植物學家，他的文字不同於靠想像力為生的文人，他對自然懷著一種健康的情感，熱愛，但並不矯情。“雲占了整個天空的百分之八十”，他常常用這樣的方式講話，讓人覺著，這是一篇科學報告，而當看到一叢被羊群遺落的百合花，他的語氣又像個十足的詩人，細膩而悲憫。如果有足夠的面包，他也許會自己上山，但，即使同別的牧羊人一起，他仍然充滿對自然所必需的一種靜謐的心境，觀察，冥思，記錄，這需要驚人的耐心，尤其當你並不是為一種情緒驅趕的時候。作為普通人，我們在自然中旅行，多數時候，希望眼前的景色驗證自己的彼時的情感，什麽時候，人是懷著對造物主的贊嘆，出於難以抑制的驚喜，用健康心欣賞自然的美麗？其實，連作者自己都說，當面包告罄的時候，他甚至也無心維持正常的觀察和思考。
　　約翰·繆爾講，在同自然獨處時，人是惟一無法保持整潔與體面的動物。這句話讓我想起故鄉的那個漁港碼頭，那片藍色的北方的大海，有潔白的海鷗，水清澈見底，五顏六色的魚群四處遊動，大海如此潔凈，但剛剛從海上歸來的漁民卻一臉汙垢，當時我不知該怎樣描述那種感受，當從約翰的筆下讀到這句話時，覺得這正是我一直想說卻說不出來的意思。

老冷·傾聽那綠色的火焰——讀《沙郡年記》

狗比你更清楚松雞的去向。你大可緊緊跟隨它，從它豎起的耳朵解讀微風訴說的故事。在十一月的玉米田裏制造音樂的風是匆忙的。玉米稈哼唱著，松散的玉米苞葉以半嬉戲式的漩渦朝天空急速飛去，風繼續趕路。當雁群在遠方天空變模糊時，我聽到最後的鳴叫，那是夏天的熄燈號。……現在，在浮木後面是溫暖的，因為風已隨雁群遠去，而我也願意隨雁群遠去——但願我是那風。1月8日下午，在冰雪疏落、荒草瑟瑟的康西草原，當老實巴交和小李飛刀之師爺騎馬漫步的身影越來越遠的時候，我、販子和蕭秋雨正走在官廳水庫南岸河漫灘的水晶般的冰面上。一陣激越的歌唱劃破長空，我們看見從燕山山麓與草原交匯的地方，飛起來數百只大鳥。當它們在空中排列出我所熟悉的人字隊形，向著北方飛行的時候，我明白了，那是大雁。原來官廳水庫與燕山之間的這個狹窄區域，也是大雁的冬季家園。那時候我想起了阿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深沈的思考與優美的描述。那個時刻，我對自己說，是的，我必須寫一篇介紹他的文字。
　　現在我就來介紹李奧帕德及他的文字。李奧帕德（1887—1948），美國人，被譽為野外生物生態學之父、威斯康星州的英雄。出生於愛阿華州的伯靈頓，他跟隨父親和家人在鄉間度過了童年時光之後，來到東部，在新澤西州讀高中，最後畢業於耶魯大學森林學系。隨後的很長時間，他服務於政府的森林和野外保護機構，曾在新墨西哥州成功地幫助擴大了Gila國家森林公園的範圍。1933年，他開始擔任威斯康星大學教授。他的學識和對於野地日益喪失所抱有的悲憫態度，使他很快成為野地保育組織的創建人和領導人。1935年，他購買了威斯康星河岸邊一個荒廢的農場，因為過度開發，該農場的生態系統已經遭到嚴重破壞。李奧帕德全家（妻子和5個子女）每個周末都來到這裏，開始以這個農場為實驗室，從事著復雜精微的生態保育，逐漸恢復了這個地區的生態健康。如今這一地區已經成為生態保育的典範，接待著世界各地的參觀者。1948年，在幫助附近一家農場撲滅荒火的時候，他獻出了生命。
　　在李奧帕德去世一年之後，使他廣為世人所知的這部《沙郡年記》才得以出版。該書英文名是“A　Sand　County　Almanac”，“sand　county”是指威斯康星州西南部的幾個縣，由於農業耕作，使草原表層的植被破壞，暴露出冰川作用形成的沙土礫石層。李奧帕德就是以這個地帶作為觀察點，寫下1年12個月最主要的野外景觀，並深刻地解釋這些景觀之間的生命關聯。
　　只要你一開始讀，你就會被李奧帕德的優美文字與高貴情感所吸引。我最喜歡的是他寫2月“好櫟木”的那個章節。他對自然史的回顧，隨著鋸斷櫟木的鋸齒的深入而展開，時間憑借著櫟木暴露出的年輪，從外層的近年向歷史深處回溯，“芬芳的歷史碎片從鋸子切入的地方飛濺出來，堆積在兩個跪著的鋸木者之前的雪地上，我們感覺這兩堆鋸屑不只是木頭，它們是一個世紀完整的橫切面；我們的鋸子來來又回回，10年又10年地，切入以好櫟樹各個同心圓年輪寫成的生涯年代記中。”由此，他向讀者簡略地探索起過去各個歷史時期，發生了哪些對於威斯康星特別是對該州西南地區的生態面貌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比如，1927年國家森林法的制定，1922年的大冰雹對榆樹的摧毀，1909年胡瓜魚首度被放養於5大湖，1908年的森林大火，威斯康星州失去了最後一頭美洲獅……櫟木年輪述說的，是一部自然史的縮略稿。
　　我還想引述他對於這棵櫟樹從橡實幸運生長為櫟樹的有關文字：“一千粒橡實當中，只有一粒能夠長到可以和兔子搏鬥的高度（案指兔子喜食櫟樹幼苗），其余的則在出生時，就淹沒於大草原之海了。……想到這顆橡實沒有遭遇這樣的命運，並因而能夠儲存了80個年頭的6月陽光，就令人感到十分欣慰。現在，借著我的斧頭和鋸子，這些陽光被釋放出來了，在歷經80次的大風雪之後，溫暖了我的小木屋，以及我的心靈。在每次大風雪之後，我的煙囪上的每一縷輕煙，在在向眾人證明了太陽未曾徒然地照耀。”
　　在精細地解釋了草原生態史中的種種因果之後，他說：“擁有一棵老大果櫟的人不只擁有一棵樹，也擁有一座歷史博物館，以及進化劇場裏的一個保留座位。對於具有洞察力的人而言，他的農場裏貼滿了各種草原戰爭的徽章和符號。”
　　我想引述的文字是如此之多，我自己的感動和聯想已經退回到冰面以下。好吧，不作過多的引述。但我還是要介紹一段文字，是我讀後曾經感到震撼的。李奧帕德在“像山一樣思考”一節，寫到了狼，寫到他自己作為一個年輕的獵人，曾經射殺的一頭老狼。“我們來到老狼那兒，還可以看見它眼睛裏兇狠的綠火漸漸熄滅。自那時起，我明白了，那雙眼睛裏有某種我前所未見的東西——某種只有狼和山知道的東西。……我以為狼的減少意味著鹿會增多，因此狼的消失便意味著獵人的天堂，但是，在看了那綠色的火焰熄滅後，我明白狼和山都不會同意這個想法。”譯文也許不夠清朗，我現在把這一段的原文也抄寫在下面：We　reached　the　old　wolf　in　time　to　watch　a　fierce　green　fire　dying　in　her　eyesI　realized　then，and　have　known　ever　since，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new　to　me　in　those　eyessomething　known　only　to　her　and　to　the　mountainI　was　young　then，and　full　of　triggeritch；I　thought　that　because　fewer　wolves　meant　more　deer，that　no　wolves　would　mean　hunters　paradiseBut　after　seeing　the　green　fire　die，I　sensed　that　neither　the　wolf　nor　the　mountain　agreed　with　such　a　view不具備菩薩心腸，是不會仔細傾聽那熄滅中的綠色火焰的。我想到中國古代的一些說法，比如張載的“物吾與也”之類。但是，僅僅有慈悲心，也還遠遠不能讀懂那綠色火焰所訴說的原則。這是自然保育問題在中國所面臨的全新困境，這裏不多談了。
　　《沙郡年記》被認為是歷史上同類題材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對我來說，是李奧帕德的手指，指引我重新閱讀我自以為了解的自然。原來，每一片樹葉的飄落，每一聲清晨的鳥鳴，每一陣微風的吹拂，都訴說著如此深邃的生命聯系。

西西弗·真相

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之一。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一個主題出現在它的第一樂章，在恢弘壯闊的開篇和抒情的過渡段之後，有一段長達十幾分鐘的被反復敘述的主題，由微弱漸趨強烈，節奏鮮明有力，旋律鏗鏘，壓迫中宣泄著刺激。
　　前些年中國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的時候，曾請來俄羅斯指揮演奏這個作品——自然是看重這個作品同蘇聯衛國戰爭之間的聯系。“肖七”創作於1941年，那時候德國大軍兵臨列寧格勒城下，蘇聯軍民損失慘重。這部題名為“列寧格勒”的作品一經奏響，便極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士氣。肖斯塔科維奇因此獲得了斯大林的贊譽，他本人也長期擔任蘇聯音樂界的領導職務。我至今記得中央電視臺幾年前轉播的那場音樂會，在第一樂章的回旋主題奏響時，電視中出現了納粹軍隊的皮靴踐踏著大地的畫面，大概做這個節目的人覺得這樣配合頗為協調。
　　不少人覺得音樂是有明確指向的，就比如“肖七”的第一樂章，那種威壓、沈郁的氣氛毫無疑問表現的是納粹軍隊毀滅和平的行徑。但是事實是那麽簡單嗎？
　　20世紀70年代，一個名叫伏爾科夫的蘇聯流亡音樂學者在美國出版了一本叫《見證》的書。他稱《見證》是肖斯塔科維奇對他口述的自傳，“肖斯塔科維奇通讀了全書並在每一章都簽了名”。在《見證》裏，那個表面脆弱妥協的人成了一位“聖愚”，一個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痛恨斯大林極權的勇士。肖斯塔科維奇在其中談到自己的《第七交響曲》：“我感到悲哀的是人們並非都理解它表達的是什麽，”“完全不能視為在希特勒進攻下有感而發。‘侵犯的主題’和希特勒無關。我在創作這個主題時，想到的是人類的另一些敵人……希特勒是個罪犯，這一點很清楚，但是斯大林也是。”
　　於是30多年後，這部反法西斯作品又被解釋成了反極權作品。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見證》出版20余年來，不斷有東西方學者對此書的真實性進行置疑，認為伏爾科夫始終沒有提供所謂肖斯塔科維奇的簽名，而且書裏存在多處硬傷及與事實不符之處，伏爾科夫把肖斯塔科維奇描寫成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是為了討好西方學界。捍衛《見證》的人不甘示弱，甚至從俄羅斯民族的悲劇氣質角度去理解《見證》的真實，認為不能簡單地以史料的真實來推翻人性的真實，《見證》中的肖斯塔科維奇符合音樂（尤其是他的晚期作品）中的肖斯塔科維奇，符合俄羅斯民族面對苦難不屈不撓的堅韌品格。
　　甘陽說，“我們人類歷來就生活在以訛傳訛之中，所謂真理大多是將錯就錯的結果罷了……天下本無對錯，權且將錯就錯！”話說得直露了一些，但確值得我們思考所謂音樂中的“真相”問題。歷史上的那個“真相”已經找不到了，即使找到，又能怎麽樣呢？如果一個作品僅僅因為它外在的東西而討人喜歡，那它很難成為不朽。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就如同任何音樂都有賴聽者本人的解釋一樣，“真相”永遠需要讀者自己去賦予，這樣它才會是永恒存在於人心的。
　　對於我來說，“肖七”第一樂章敘述的是希特勒的壓迫還是斯大林的壓迫，其實並不重要，我認為它直面了所有生命中的苦難和痛苦，它賦予人擔當苦難的勇氣。這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