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蟬·俠客行　

當年李尋歡矯情虛弱的嘆息遍布整個熒屏。我此時惟一能做的，便是捧起那部早成絕響的《風雲第一刀》，更矯情地低聲嘆息：“遊俠不再。”
　　遊俠不再。其實遊俠也許根本就未曾存在過，只是因了在中國的艱難時世中跋涉的人們對可望不可即的自由的巨大渴求，才有了武俠小說，才有了武俠小說中“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遊俠們，而他們也只能在武俠小說所專門構建起來的虛擬世界中生存，這個虛擬世界的遊戲規則是如此的誘人，血腥然而公正，殘酷然而簡單，有驚人龐大的空閑用來喝酒打架談戀愛交朋友找寶藏搶秘籍爭奪武林盟主以打發時間。在世俗規則的無常與復雜前望而卻步的人們，就這樣把目光投向了那個遙遠的江湖。
　　中國的江湖一直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在李劼的《論晚近歷史》中，這是一個與庭院處於對立狀態的方位名詞。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兩者力量相差之懸殊令人瞠目結舌。庭院幾乎是無所不在，無處不包的；江湖只能在庭院的偶爾疏忽間，出來頑皮地探頭探腦。來年兩者一旦正面交鋒，江湖必然一敗塗地；即使江湖擁有足夠大的能力可以摧毀整個系統的庭院，在中國這樣一個以庭院為基本構成的社會，人們決然無法長久地面對廢墟，重建庭院以維護平衡的艱巨任務就落到了江湖頭上。於是江湖不可避免地失卻本意，淪落為新的庭院。
　　面對江湖，庭院所取的乃是守勢，永不言勝，也永難言勝。由是李尋歡背離了他停留在庭院中的情人，選擇了江湖中的伴侶；也由是來自山林的阿飛最終走向大海；由是庭院內的林詩音最終逃離庭院，也由是，遊俠永遠固執地背向庭院，在江湖的風波中嘯傲山林，在流浪的生命旅程裏尋求著絕對的孤獨。
　　孤獨是遊俠最基本的生命狀態，這種狀態是遊俠之所以為遊俠所必經的考驗。遊俠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拒絕任何自我宣傳，以一種絕對孤獨體現俠義的高貴，所以楚留香一次次地離開他深愛以及深愛他的女子，蕭峰也接連失去父母師長愛人，走進無邊的孤獨。孤獨狀態終結之日，就是遊俠故事結束之時：李尋歡結束在江湖中無休止的流浪，與孫小紅成婚退守庭院後，小李飛刀的神話便難以為繼；楊過與小龍女歷經波折重歸古墓時，這場傳奇的帷幕也必將拉下。
　　這樣的孤獨在常人是難以理解的。根據庭院中人的行為價值取向判斷，遊俠所遵循的遊戲規則太過稚拙冷漠。他們不會在一個地方永遠停留，因為他們一直追求著虛幻的美好。李尋歡之於林詩音刻骨銘心的相思，本就是淒絕美絕的愛情，他卻在得到的同時，盼望美好卻不真實的長相廝守。殊不知真正的遊俠必須為永恒孤獨付出終生流浪的代價，世界對於遊俠的美好就在於他們什麽也得不到。因此，遊俠在潛意識裏，也竭力抗拒著世俗的大力誘惑，這就涉及到遊俠獨特的生存法則——放棄。
　　李尋歡的一生都在放棄，他放棄了他曾擁有的庭院，也放棄了庭院中最後的愛人。古龍在下意識裏把一個女子與整個世界對立起來，替李尋歡作出不能為一個女子放棄整個世界的決定。然而失去這個女子，李尋歡一度失去整個世界。一個是困於庭院的女子，一個是源自江湖的遊俠；如果說兩個人的結合一直或一度是李尋歡今生最大的夢想的話，林詩音註定會成為一塊永恒的望夫石與李尋歡遙遙相望。遊俠若夢，夢的實現也就意味著遊俠的終結。
　　所以遊俠的拒絕成為必然，面對來自庭院的巨大誘惑，李尋歡惟有放棄，只能拒絕。面對愛情他拒絕婚姻，面對友誼他拒絕諾言。以至於到了最後，面對背叛他拒絕譴責，面對兇殘與暴力他的雙眼拒絕睜開。
　　放棄與拒絕會帶來高情忘情的不著意，也會帶來羚羊掛角的不縈於心。它會帶來落拓不羈的瀟灑，也會帶來空虛無情的冷漠。然而，遊俠們依舊留給世界一個倔強的背影，在流浪的道路上體驗著絕對孤獨所成就的審美性的傳奇。他們所堅守的原則也只有在其堅守的前提下才具有了真理性的意味。

淮茗·這個周郎不正常——《三國演義》周瑜形象新說
　　　　　　　　　　　　　　　　　　　　　
“遙想公謹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不愧是文壇高手，寥寥數語，就寫盡了一位歷史人物生命中最為絢爛奪目的光彩，這正是一代文豪蘇軾心目中的周瑜形象。顯然他的這種印象來自陳壽的《三國誌》，還有那些為該書增色許多的裴松之註，在這部後世屢獲好評的史學著作中，周瑜基本上是作為正面形象出現的。據史書記載，周瑜不僅容貌出眾，多才多藝，風流儒雅，而且還是一位胸懷韜略、英勇善戰、屢建奇功的傑出將領，史家稱其“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就在蘇軾流連長江之畔，感慨萬千地寫下那首千古傳誦的佳作的同時，在都城杭州乃至廣大的鄉村，作為民間說書之一類的“說三分”也正在聽眾充滿期盼的目光中繪聲繪色地上演著。不過到了書會才人的筆下和說書藝人的口中，曾經風流倜儻的周郎已經被做了一次較為徹底的“易容手術”，這有稍後刊印的《三國誌平話》為證，在這部充滿民間氣息的講史小說中，周郎被塑造成一位整天泡妞玩樂、將軍國大事放在腦後的浪蕩公子哥。稍後上演的雜劇《隔江鬥智》依然保持了周瑜的這一負面形象。不過，千百年來廣大民眾心目中的周瑜形象並不是來自這些評話、雜劇，而是來自那部在此基礎上創作成書的長篇歷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如今已和《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小說一起成為代表中華民族古代文化藝術最高成就的經典之作，書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皆十分鮮明，往往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比如劉備的忠厚、曹操的奸詐、關羽的義勇等，盡管不少研究者對這種較為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式頗有微言。不過，這一藝術規律對周瑜卻並不適用。這倒不是因為周瑜其人較之其他人物有什麽不同，也不是因為作品中這個形象寫得太好、太復雜，無法用一個詞語來進行概括，而是因為這個形象實在是太奇特了，用“不正常”一詞來描述《三國演義》中的周瑜形象也許不夠準確，不夠文雅，但還算比較接近實際。凡是讀過這部小說的讀者無不感覺到，這位周郎的表現實在是太失常了。無論是用史書中的青年英雄形象還是話本、雜劇中的醜角形象，都只能概括這個人物形象性格中的一面，因為小說作者將他寫成了一個雙面人，既是英雄，又是小醜，如同《鏡花緣》中兩面國裏的居民。在書中，這位周郎一會兒風流倜儻，從容不迫，善待老將程普，妥善地處理將帥間的矛盾，被吳主委以軍國重任，一會兒又脾氣暴躁，目光短淺，被諸葛亮三氣而死；他一會兒臨陣不亂，指揮若定，智鬥蔣幹，巧設苦肉計，令部下佩服不已，一會兒又出盡餿主意，玩出“失了夫人又折兵”之類的小把戲，被諸葛亮一一識破，玩於股掌間；他一會兒舉薦賢才，臨死前以魯肅替代自己，胸襟寬廣，一會兒心胸又變得極其狹窄，一心和諸葛亮過不去，必欲除之而後快，甚至在曹操大兵壓境的關鍵時刻，竟置東吳安危於不顧，想以投降曹操的方式除掉諸葛亮，幸虧魯肅的及時勸阻而未能付諸行動。在小說中，周瑜不同場合間的表現完全是判若兩人，從性格秉性到軍事才能，從道德操守到智力水平，轉眼間就能發生徹底的改變，如此反差極大的言行舉止發生在同一個人物身上，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僅僅用性格復雜、雙重人格之類的詞語是無法解釋清楚這一現象的。
　　不過，仔細閱讀小說當可發現，這位周郎的不正常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可謂間歇性的發作。在處理東吳內部事物或與曹操一方作戰時，周瑜往往是精神煥發，神勇無比，遊刃有余，一副少年老成的英武形象。但是，一旦與劉備一方交鋒鬥智特別是面對足智多謀的諸葛亮時，周瑜立即就換了一副面孔，風采頓失，一下變得愚蠢無比，屢受挫折，成為一位結局可悲的弱智者。寬容與狹隘、睿智與愚蠢、從容與暴躁、遠謀與近視，就這樣奇怪地纏繞在同一個人物身上。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物應該說是極其少見的，即使是有，也應歸入精神不正常者的行列。如此一位精神極度不正常的人物何以能成為東吳的得力幹將，屢屢得到孫策、孫權的信任和重用，被委以軍國重任，看完小說，不能不產生這一疑問。要知道，東吳就是依靠這樣的人物立國存身，成為鼎立局面中的一方，並維持了比西蜀更長的時間。顯然，在小說中，這位周郎出了問題。
　　自然，問題不在周瑜本人，而是出在小說作者身上。究其根源，乃是作者對周瑜的定位有些問題。盡管周瑜也是一位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是東吳事業的重要支柱，但在作者的安排下，他不得不為小說中另一位更為重要的核心人物——諸葛亮作陪襯服務。在小說中，周瑜主要是作為諸葛亮的陪襯而出現的，他如同福爾摩斯探案集中那位整天作張口結舌狀的華生，以自己的無能和愚蠢來襯托諸葛亮的高明。有了周瑜的襯托，諸葛亮的形象倒是寫得十分光彩，又是舌戰群儒，將東吳群臣一概罵倒；又是草船借箭、巧借東風，活生生將周瑜赤壁之戰的蓋天功勛全部搶走不說，還屢出毒招，最終將周瑜三氣而死。按說次重要人物為最重要人物作陪襯倒無不可，只是作者這樣淋漓盡致、毫無顧忌地寫來，諸葛亮倒是寫好了，但周瑜卻被寫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了。顯然，諸葛亮形象塑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周瑜為代價取得的。運用陪襯手法時是否一定要將陪襯者犧牲掉，這是值得懷疑的，能否在寫好被陪襯對象的同時也兼顧陪襯者的形象，達到雙贏的藝術效果，對小說作者這樣優秀的寫作高手來講，並不算是特別苛刻的要求，因為在《三國演義》中，為諸葛亮作陪襯者除了周瑜之外，還有那位老謀深算的司馬懿，而後者在作品中的表現顯然比周瑜要正常得多。
　　小說創作不同於編撰史書，並不一定要嚴格按照史實來寫，作者完全有虛構想像的權力，他有寫出人物負面性格的權力，也有將歷史人物徹底“易容”的權力，即使是將周瑜寫成醜角也無所謂，但是對其言行舉止、思想性格各個方面的描寫要和諧統一，不能相互背離，發生抵牾，但小說中周瑜形象的描寫恰恰正是犯了這個毛病。如果僅從書中和諸葛亮鬥智的這類事跡來看，心胸狹窄、脾氣暴躁的周瑜倒也寫得頗為傳神，但是一旦放在整部作品中來看，問題可就大了。因為在小說中，周瑜並不總是和諸葛亮同時出場的，在沒有為諸葛亮作陪襯服務的時間裏，他的形象一下又變得如此高大。如果將諸葛亮缺席時的事跡歸納到一起來看，周瑜又成了一位胸懷遠大、智勇雙全的少年英雄形象。人格再分裂，精神再有問題，也不至於反差如此巨大，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何以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年英雄人物竟淪為昭顯他人輝煌的次要角色，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細究起來，周瑜陪襯角色的定位與東吳一方在《三國演義》中的整體地位有關。在這部小說中，擁劉反曹既是作者的基本立場，也是全書的結構主線，這一二元對立結構方式的采用與三國鼎立的歷史事實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從而使東吳一方陷入一種較為尷尬的狀態，它既不是作者正面表現、極力歌頌的漢家後裔，也不是作品反面表現、無情鞭撻的篡權賊子，可以說處於善惡、正邪、美醜兩極的中間，遊移不定。結果，東吳在作品裏失去了三國鼎立局面中的支柱地位，沒有像魏、蜀那樣成為全書描寫的重點，反而成為為雙方添色的陪襯，其自身色彩的亮麗與灰暗，黑與白，完全取決於陪襯對象的性質。遇到形象高大的劉備一方，東吳只能成為委瑣卑劣的反方，即使是占上風的時候也是如此；而遇到嚴加針砭的曹操一方，反倒能顯出幾分亮色來。於是全書中，東吳一方的主要人物如周瑜、魯肅等仿佛夜晚從一家酒吧、夜總會到另一家酒吧、夜總會不斷趕場子的流浪藝人，賣力地奔波於劉曹兩方之間作陪襯。結果，劉曹兩方主要人物的形象倒是寫好了，但東吳一方的人物卻一個個因此而得了精神分裂癥，行為有悖常理，無一不表現出難以理解的雙重或多重人格。東吳帝王一級的人物如孫堅、孫權等尚且如此，經常被寫得不堪，作為臣下的周瑜、魯肅等人物也只能跟著不正常了，他們雖然在東吳都是支撐大局的關鍵人物，但在全書中只能去當陪襯角色，不能得到正面的充分展現，成為這場文學冤案中的受害者。
　　繼續深究下去，這一奇特現象的產生無疑也與《三國演義》的成書方式有關。應該說，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曾存在著兩個面目迥異的周瑜形象，兩者有著民間和史家、真實和虛構、英雄和醜角的區別，形象的正反之中蘊涵著思想理念和審美情趣的差異，相互之間存在矛盾，不加選擇地都寫進一部書中，肯定會出問題，兩個人物會在書中打起架來。顯然，作者難以割舍，想兼收並蓄，既從史書中取材，又要利用民間傳說，但他沒有很好地將兩者有機融合在一起，並加以貼切地彌合，事實上也很難做到這一點。加之小說中周瑜又要作為陪襯人物出現，於是就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不客氣地說，這也可以說是《三國演義》中的一個敗筆，不能因其經典地位而刻意掩飾它。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這一現象並非《三國演義》所獨有，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其他小說中，看來這是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共性問題，其中的緣由確實值得深思。不過瑕不掩瑜，盡管《三國演義》存在著一些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和失誤，但這並不妨礙其古代小說的經典地位。

醉罷君山·墨子精神：從消失到重生

　　最近斷斷續續讀了三本有關墨子的書，一本是墨子的著作《墨子》，另二本是孫中原先生的論著《墨學通論》與《墨者的智慧》。雖然這些年也看了一些古代經典，但墨子的著作，總沒有深入地閱讀，因為說起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已經被儒、釋、道三分天下，墨家學問，在中國2000多年的學術史上，被蒙上一層厚厚的塵埃。這確實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在春秋戰國時代，在數百年中，儒學與墨學並列為“顯學”，但稱雄學壇數百年後，墨學突然在文化的視野中神秘地消失，似乎人們記不得它曾經是那樣的橫掃百家，叱咤風雲。也許是因為墨學在許多方面以儒學為敵，所以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令一下時，其命運便已經註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墨子》一書之所以能夠保存到今天，乃是寄蔭於道家，東晉葛洪先生異想天開地將墨子先生列為道家神仙之列，《墨子》一書也便順理成章地成為道家的典籍匯編於《道藏》中。這種陰差陽錯卻為中國保留下偉大的一支學術傳統，而這種傳統以及其所象征之精神，勢必能註入中國文化的血脈之中，並開拓出更偉大的傳統。
　　墨家文化中斷達2000年之久，墨學退出中華文化的主流，這很值得深思。我認為這是墨家純潔性使然，沒有任何一個專制的政府能夠見容於墨家的存在。確實，墨家與其他諸子百家相比，顯得那麽的特立獨行，其不僅僅是學術的流派，而且是準軍事組織，準政治組織，是民間強大的政治力量，他們是智者、學者、演說家、辯論家、技術家及武士的集合，有儒家的責任感，有法家的嚴謹，有名家的智慧，有道家的廣博，有兵家的謀略，有縱橫家的才氣。他們自食其力，不依賴於政府，獨立於政府，這無論如何都會讓專制的政權為之心驚膽戰。墨家不是宗教，但我認為它已超越宗教：有宗教的力量，但並沒有宗教的崇拜；有宗教的激情，但沒有宗教的偏頗。
　　梁啟超曾列舉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曰論理邏輯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學實學之缺乏；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但很令人驚奇的是，墨家正是對這六大不足的補充，換言之，墨家精神，迥異於中華文化的其他分支。墨家的邏輯學，堪稱為中國古代邏輯之高峰，這方面十分有意思，但此處我亦不多談。在物理學實學方面，墨家雖然還未能達到古希臘的數學方法水平，但在先秦諸子中，卻是雄視一方，而墨子本人在技術方面與魯班便不分上下，墨家的物理學成就十分的豐富，詳細可參看上面所列舉的孫中原先生的兩本書。而在抗論別擇上，墨家在中國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質；同樣，在保守崇古上，雖然墨家也強調古代的經驗，但更加強調發展的觀點，這也是墨家與儒學的區別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嚴密的理論，但因為墨家實際上更是實際的踐行者，所以與其他門派相比，其思辨精神是非常明顯，這也使得其理論更多是建立在邏輯學與認識論的基礎上，而非徒然的門戶意氣之爭，這從墨家的經典中可以見到——墨家在鉆研其他學術流派上是花了許多時間，而對其異議則是分析判斷後以理性的眼光給予評判。從這幾點說來，墨家在2000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現代意義看來，仍然在許多方面可稱為典範。
　　梁漱溟先生在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時，曾指出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與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極強，缺乏西方的集團生活方式，而西方的集團生活方式，衍生出了如權利、義務、紀律、法制觀念等，向下推之於個人，即為個人的權利，向上推之於國家，則是國家觀念的發達。中國缺乏集團的生活，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沒有過集團生活，墨家就可列為集團生活的典型。漢代後，以家庭為本位的觀念興起，墨家的集團生活方式便無法見容於社會，而其根本的原因，是古秦漢之後，中國專制集權主義高度發展，政治專制臻於完善，學術的自由空間便急劇地壓縮，因而學術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麽與政治專制合二為一，這是儒學的道路；要麽躲避世事，空談玄理，這是道家以及後來進入中國的佛教的道路。所以，墨學學派的消失，是專制集權政治的必然結果，因為墨家實在是太純潔，純潔得無法與專制政府同流合汙，也無法像道釋一樣逃入象牙塔之中。
　　墨家的書籍證明了其不僅是思想一流、技術一流，其軍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書中自《備城門》以下11篇，是不折不扣的相當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樣在歷史上被忽略了。本來應該成為中國歷史上極重要的一冊兵書，尤其在軍事工程方面，可謂是一部傑作，只可惜其存在的價值，最終只是用來證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們並不是一群書呆子，而是一群隨時準備著為“大義”而獻身的武士。墨子嘗說：“士雖有學，行為本焉”，墨家學問的指歸在於踐行，他們秉承先秦時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並將此精神發揚到極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上，也不得不承認。陸賈《新語》記：“墨子之門多勇士”；《淮南子》記：“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俠義”精神，多存在於民間，究其本原的話，與墨家大有關系。扶弱以抗強，一直是墨者的本色。這我們從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話中可看出：“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先秦諸子中，像墨家這樣堅定地站在弱者一邊，實在是絕無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俠義精神的發端。梁啟超曾將墨學分有兼愛、遊俠、名理三個分支，對於其遊俠精神，梁啟超評道：“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衍為遊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這有不同的見解，但至少其在行俠之一方面，是與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這裏我想結合司馬遷的《史記·遊俠列傳》來探討墨家的衰亡。
　　韓非子說過，“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學一旦與政治同流，成為立法的根據，儒學便完全實現合法化；而以俠義自任的墨學，既然已經做好同弱者共進退的準備，最後必然是走向強權政府的對立面，成為強權專制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統一後迅速衰落，而雕謝於西漢中葉，這說明國家專制一旦成熟，墨家便無法生存。秦的統治時期很短，所以俠士在初漢時還很有社會影響力，但隨著君王專制的發展，這些以武力行使道義的人，越來越被政府所深惡痛絕，這點我們從《遊俠列傳》中可以看出端倪：漢景帝時，皇帝派遣使者誅殺以豪俠聞名的濟南人瞯氏、陳地人周庸；一代俠客郭解的父親也是俠士，在漢文帝時被誅殺，而郭解本人則在漢武帝時被誅殺。郭解被誅殺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馬遷記載：“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儼然是天下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殺完全是政府的陰謀。在一次宴席上，客人們都稱譽郭解，有一個儒生很不以為然，就說：“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但這儒生隨後便被殺死，估計是郭解的一個門客所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殺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究竟何人所為，最終官府認為郭解無罪釋放，但此時，作為禦史大夫的公孫弘決心將郭解置於死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殺之。當大逆無道。”於是誅殺郭解。
　　從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漢代武帝時期，政府對俠士的打擊，並不僅僅是因為“以武犯禁”或“殺人”，而是“為任俠行權”，也就是俠士公然行使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權力，這一點無疑極大地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嚴與權力。據《呂氏春秋》記：“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在墨者集團中，有著政府無法染指的內部法紀，這也是專制的政府所無法容忍的。無論郭解是否如梁啟超所說是墨徒之流，以俠義為精神的墨者，勢必是統治者所欲除之而後快的，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專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學的滅亡。墨家的俠義在踐行上受到政府的圍剿，繼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殺，雖然歷史沒有明確的記錄，但我們不難推斷，在罷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創的一家，因為數百年的自由學術年代裏，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學學派相抗衡的。清代學者汪中在《述學·墨子序》中寫道：“與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其余諸子，皆非其比。”而《韓非子·顯學》也載：“世之顯學，儒墨也。”從韓非子到漢武帝，時間不過相去百年，而墨學竟然從舉世顯學一舉墜入深淵，以至於往後漫長的時間裏，墨子的名字，竟然極少為學者們所提及。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為君王集權專制掃平障礙的同時，也扼殺中國文化的靈性與活力，此後的2000年中國文化，再也沒有過先秦時代的高峰了。
　　墨學沈睡了2000年，這2000年，正好是中國帝王集權專制的2000年。墨學的道義，註定其本質精神，是無法茍合於集權的專制政體，而墨學的重興，也必然要等待君王集權制的崩潰。墨子的學說，在晚清時期重新被重視，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當封建專制面臨解體時，思想上的專制羅網也被撕開一角，而墨家作為中國最富創造力的古代精華，其復興與重新受到重視，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將墨子兼愛思想與俠義思想踐行到底的，首推譚嗣同。譚嗣同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為高遠哉！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雲汰矣。”譚嗣同將2000年來幾乎絕跡的墨學，提升到與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譚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響在前，系統學習墨子的理論在後，“吾自少至壯……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誌矣。”而且譚本人也以其生命踐行了“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近代以來，復興墨學最力者當推梁啟超。梁啟超寫有三本墨學專著，一為《子墨子學說》（1904年），全書分六章，約四萬五千字；一為《墨子學案》（1921年），全書八章，約七萬字；一為《墨經校釋》（1920年），約十萬字。《墨經校釋》出版時，梁啟超約胡適為之作序，這裏引胡適部分序文，可以看出梁啟超在推廣墨子學說的努力：“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學說了，他在《新民叢報》裏曾有許多關於墨學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許多人對於墨學的新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人。”梁啟超以其敏銳而廣博的歷史視野，考察雖然墨子學說2000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經融合為中華民族的特性之一，“吾嘗諦觀思惟，則墨學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蓋有之矣。”譬如在戰爭問題上，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對開邊黷武者，皆持反對之態度，而在守土捍難方面，則是最為尊崇。這種民族特性，實則與墨子的“非攻”、“尊守”的學說是相一致的，梁啟超認為在現今國際社會，墨子的這一學說還有極大的生命力：“斯義者，則正今後全世界國際關系改造之樞機。”梁啟超的幾部墨子專著，都以新時代之眼光審視墨子文化，參比於西方學說，極具創造性，為研究墨學者不可不讀之精品。梁對墨子的人格，也極盡傾倒之心：“嗚呼！千古之大實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說到墨學的研究，還不可不提到胡適。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重點研究了墨家學派在邏輯學上的成就，在胡適看來，墨學也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與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邏輯學與科學觀念，在古代中國，沒有任何其他流派能與之相提並論。“墨翟也許是中國出現過的最偉大的人物”，胡適對墨子的人格力量，同樣無法抵抗。而對於墨子學派中的一大批無名的學者——也就是稱為“別墨”的學者，他們撰寫了《墨經》、《大取》、《小取》等深奧難懂的文章——胡適稱贊道：“別墨是偉大的科學家、邏輯學家和哲學家”，並且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重新賦古老的經典以現代的闡述，使得被歷史塵封2000年後，墨家的學術展露出其天才的一面，也表明了墨學的當代復興的可能性。
　　從晚清以來，墨學受到的關註程度，超過了秦以後2000年的總和。雖然近代以來，墨學因其豐富的科學性與邏輯知識備受學界關註，但我認為，墨學的復興，並不在於這個方面。在科學發達的今天，墨家只不過能為中國科學史提供些材料罷了，我們也不用抱著墨子2000多年前發明能飛三日而不落的木鳶來引為自傲的本錢。倒是在精神上，古代文化並不會遜色於當代，墨家的犧牲精神、兼愛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渾渾眾生能當頭一棒，激發起“力排當代智勇，喚起永世英靈”的信念，這才是真正的文化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