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張五常教授在一起　

　　手邊有十多本書，全是張五常的作品。用“洪葉書店”的袋子裝，提著去給張教授簽名。
　　這些書都是OK先生的。他不辭辛苦地到香港和國內其他書店掠得。
　　其中，“花千樹”出版社的《科學說需求》、《卷簾集　這些書都是OK先生的。他不辭辛苦地到香港和國內其他書店掠得。
　　其中，“花千樹”出版社的《科學說需求》、《卷簾集》（上下卷）、《賣桔子言》、《學術上的老人與海》，信報有限公司印行的《再論中國》、《中國的前途》和商務印書館的《佃農理論》、《經濟解釋》，OK先生拿給張教授時，他欣然簽下了“張五常”三個大字，還有一本特地寫上OK的名字，讓我們大家羨慕不已。
　　張教授來得不是時候。正是大夥日思夜盼看中國對烏茲別克的足球賽的時候，他卻從香港來了。魚和熊掌，我們都想要。所以，只能兵分兩路，OK等陪教授吃飯，我們到酒吧占座，搶下一排正中的位置，恭候他大駕光臨。
　　看球時，酒吧已擠得滿滿的，叫聲喊聲一片。幸虧張教授那會兒沒到，要不，連站的地方都沒有，只能是受冷落的分。
　　直到2比0贏，大家歡呼不已，四處灑遍啤酒和爆米花，群情激昂時，張教授來了。滿頭漂亮的銀白卷發，在酒吧昏暗的燈光下閃閃發亮。沒人認出來。大家還沈浸在贏的情緒裏，一邊看著投影屏幕上的積分榜，一邊聽著評說。知道“老人與海”來了，正在悠哉遊哉地看著書架上的書，足球，跟他沒有關系；狂熱的氣氛，跟他沒有關系。
　　後來，我們讓出了位置，椅子全是濕的，啤酒澆的，張教授倒不計較，坐下了。大家喝的是喜力，他卻要紅酒，加冰。介紹、握手、合影。張教授的普通話不靈光，表達時一般用白話，有翻譯，是薛兆豐。教授喜歡閑聊，有人問話他就回答，沒人問他就一個人看著不遠處吧臺上掛著的電視，上邊播著英超。張教授好像不喜歡足球，但好像喜歡盯著屏幕看。我們都在辯論自己的話題。薛又領來一位漂亮的mm。薛把酒吧賣的有關張教授的書拿來簽名送給mm，可惜，賣的正是教授極不滿意的國內出版社出的那一套。教授還是簽了。OK有這一套的三本沒簽，我冒冒險替他出馬，拿著這三本明知教授不滿意的書，遞了上前。教授略一擡頭，還是逐一地簽了。那一會兒，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不妥的事情——有點強迫的意味。
　　我有點內疚。OK趕緊說，這三本歸你了。
　　張教授65歲了，一點也不見疲憊，跟我們大家一起在酒吧待到淩晨一點。他說話跟寫文章一樣，淺白通俗，拉家常似的，一點點架子都沒有。他說自己的出生年月應該是1935年的12月1日。這是出生紙上寫的。但這出生紙是後來補的，因為動亂中他們家11個孩子的出生紙曾丟失過，後靠他母親憑記憶回想，一個個補回來。他家姐說他應該是1936年3月出生。他自認為不大可能，因為在1938他就清楚地記事，並為一個房屋的建築表現出自己的經濟學天才……
　　張教授總是咧開嘴開懷地笑，一口口地喝紅酒，爆米花一抓一把。後來吃牛肉串，起先他堅決不要，看著大家吃得香，也伸手拿了一串，此後，又一串……
　　張教授有句口頭禪，就是“很過癮”。說話中，他表達好的時候，就用“過癮”。他在《卷簾集》的後記中提道：“歲漸黃昏，過了那麽多年生命之癮，大有倦意，要重出‘格子’江湖，不能不有所振作，於是把簾卷起來，使自己覺得英氣猶在，寶刀未老也！”看著眼前英氣煥發的老人，想想他寶刀不老的經濟文學，我總記起董橋的話：“張五常是個大玩家！”
　　張教授一生的成就能有這麽大，在於，他喜歡“過癮”，玩得過癮。正如文章《考試四情：懼怕、喜歡、沈悶、過癮》，他小學中學均未能畢業，不是覺得老師胡說八道，而是覺得上課悶得怕人。後來到加拿大和美國讀書，可以不舉手而發問，老師說：“問得好，你叫什麽名字？”這才認真讀起書來。逢考完試，老師總會在課堂上公布前幾名的名字，這對張是很過癮的事情，為逞英雄，他開始認真考試。後來四個博士試，別人要二年考完，他卻要求用五天，三科得了第一，一科得了第二。過足了英雄癮。
　　寫文章，也是這樣。在《壹周刊》開專欄時，讀者每期會按電腦選自己最喜歡的文章，這來不得半點假。重出江湖的張教授，又面臨著考試，而且是無卷的考試，沒有具體對象的考試，他不服輸，為證明自己寶刀未老，頻頻制造“事端”，頻頻奪得第一，用他的話是：“阿康若要平這個記錄，他要等1000年才有機會！我不由得哈哈大笑，感到過癮之至。”
　　張教授也真是過癮，這麽高產的作家，卻不識電腦，也不會電腦打字，全是筆寫，然後由編輯錄入再校對。
　　昨晚結束時，張教授說，他來買單。OK不同意。
　　教授能來，就是買了最大的單了。

走出與返回：我所知道的洪峰

　　我最早知道洪峰大約是在1995年左右，但不是因為他的球評（那個時候他可能還沒開始寫球評），而是因為他的小說。當時鄭州的一家書店去我們學校售書，我偶然買到了他的一本《和平年代》。
　　很難形容當時這本書所帶給我的巨大震撼，那幾乎是一種從來未曾有過的感動。無論是講述愛情還是描述戰爭，無論是把握歷史風雲還是刻畫細微情節，作者的功力都讓我深深折服。這本書還讓我愛上了那個叫段和平的青年人，更讓我記住了那個叫洪峰的青年作家。
　　那之後，只要是遇見洪峰的書，我都會毫不猶豫地買回去仔細閱讀。在大學的最後兩年，我讀完了他的《東北時區》、《苦界》、《愛情歲月》連同《和平年代》共四部長篇，另有《瀚海》、《重返家園》、《走出和返回》、《極地之側》、《年輪》等二十余篇重要的中篇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當時的我就如同中了魔法一樣，在閱讀上我的一切喜怒哀樂都被洪峰這個名字所緊緊纏繞，每天的神經都不由自主地陷入到洪峰這股激流當中去了。那時，同學們總喜歡拿洪峰的名字同我取笑，一見面就會問我：“你今天又要和我談洪峰的哪部作品？”
　　由小說我知道了洪峰這個名字，更由他厚厚的作品而熟悉了他整個人，同時也了解到他同我一樣，還是個喜歡把足球上升到形而上高度再去愛的迷球人，當然也知道了他正客居沈陽，於是內心中便悄悄萌生了結識他的願望。
　　1997年，我畢業回到沈陽後生活一下子變得很拮據，不能再像上學時那麽瘋狂買書了。但當我在北方圖書城偶然發現華夏出版社的洪峰小說自選集《東八時區·和平年代》後還是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盡管裏面的大部分作品我都通過不同的渠道閱讀過，但是沒有辦法，洪峰這名字本身在我當時的閱讀生命裏似乎已化成了一種圖騰，你根本沒有辦法去拒絕，你只能任由你的情感和你的目光被他的名字所牽動。我想，這個感受就如同我們很多人現在對《體壇周報》的感受一樣，可能你都沒有時間再仔細閱讀了，但你還是不得不去買，因為這一切都已成了融入你自身生命的一種方式了。當時自己的做法很可笑，為了故意掩飾自己的這種心理，買洪峰文集的同時我還買下了格非的《清水幻像》。這兩種書消滅了我近半個月的工資，在度過兩個月的掛面生涯之後我再也不敢隨便去逛書店了。
　　同時，我也開始了在沈陽城尋找洪峰的歷程。最開始我去了省作家協會，可惜被告知洪峰不在這裏，我不死心，就轉而去打聽在那裏工作的刁鬥，我想他肯定知道洪峰的地址，但是去了幾次刁鬥也沒有找到，後來作協一位姓範的大姐透漏給我一條重要線索，洪峰的工作單位是沈陽戲劇團。於是我又一路打聽去找戲劇團，在一個偏僻的角落裏找到了戲劇團，同時還在墻上的為918紀念館重建捐款的名單裏激動地找到了洪峰的名字，可惜當我進去詢問的時候，還是失望了，他們說洪峰在這裏只是掛著個名字，很少來上班。
　　第二次去戲劇團終於有了實質性的收獲，這次一位領導模樣的人被我的誠心打動給我寫下了洪峰的電話，我滿心喜悅，興奮得差點蹦了起來。通過電話聯系，洪峰終於和我約定了見面的時間。那是在一個冬日的下午，我來到了洪峰在沈陽昆山東路的住所。洪峰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要胖一些，但是厚厚的眼鏡片使我深信不疑眼前這位中年人就是我幾年來一直要找的那位仰慕已久的作家。
　　我們談了大約三個小時，具體的談話內容現在都已經記不得了，只記得談的不是很愉快，有幾次我們還差點發生激烈的爭吵，如今回想起來，也許原因在我，是我把他過於理想化，以至於當發現面前的洪峰也是一界凡夫時，竟無法掩飾內心的那種失望。印象最深的是洪峰很關心我的工作情況，當知道我對工廠工作郁郁寡歡時他顯得很不解，而我的回答也讓他很失望。我告別的時候，他送給我幾句話讓我重新恢復了對他的敬仰，他說：凡事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步一步來，別懶也別急。
　　在1998年世界杯期間我第二次造訪洪峰，那時候他已經開始給《球報》寫球評了。每一期那整版的洪峰專欄幾乎成了我當時買《球報》的全部理由。我早就知道洪峰是個把足球之愛上升到生命高度的人，還知道他在當時的吉林作家培訓班上身披過10號球衣，更知道他給自己的兒子起名就叫蒂尼（他最欣賞的球星是普拉蒂尼）。那一次我帶去了我關於世界杯陣型分析的一篇稿子，但或許是我的文字實在拙劣，或許是他由於深夜看球太疲憊，總之他對我的稿子無法產生半點興趣。他再一次打聽起了我的工作情況，但我依然如故的回答使他的眼神充滿了對我的蔑視，我忽然感到似乎受到了某種傷害，只坐了一會，就黯然告別。
　　可能是源於對書的疏遠，後來幾年，我接觸洪峰的名字越來越少，只在一本時尚雜誌裏看到他被人稱為文壇射雕五虎將之一（南帝蘇童，北丐洪峰，東邪余華，西毒馬原，中神通格非），還有一次在某文學批評雜誌裏看到一篇批判洪峰的最新小說色情化傾向嚴重的文章。再有就是看到洪峰的名字出現在《體壇周報》的名人筆談中（於是這又成了我閱讀該報的最新理由）。
　　最近看到網上很多朋友都在批評洪峰，很多人都對《體壇周報》之前的洪峰默默無名很是蔑視，其中一些人說的話甚至很惡毒，因而我忽然覺得有些話想說。雖然足壇有很多像徐根寶這樣的拿無知當驕傲的人，可我們還是不該拿他來當榜樣，我的意思是在你出口對一個人不尊敬之前，你最好先去多了解一下這個人，否則你不能拿自己的無知來當成對別人蔑視的理由。這不是一個成熟男人的做法。那天我的話顯得很偏激，我說要罵洪峰的話，和我相比，你們都沒有資格，是的，現在我也這麽認為，相對一般網友來說，我想我比你們更了解洪峰的為人和為文。
　　憑心而論，洪峰的文字確實在退步，還記得最初讀他那兩篇長散文《尋找家園》和《你獨自一人怎能溫暖》時的濃濃感動，如今這種感動在閱讀洪峰時確實很難再出現了，更多的是看見他反復使用他那獨有的句式模糊地表達著自己的種種矛盾。而當我走出洪峰，讀到了更多的余華格非卡夫卡加繆的時候，我也失望地發現了洪峰小說藝術性的某種欠缺，所有這些都使我能擺脫情感的羈絆而更理智地感悟洪峰。但所有這一切也都無法泯滅作為作家的洪峰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太多的話無法一一細說，我想強調一點：作為作家的洪峰和作為球迷的洪峰都值得我們學習和尊重，他肯定當之無愧。除此，我還想對這幾天動輒就臟話出口辱沒洪峰的人說一句：如果年齡還來得及的話，不妨多讀讀書，這對你們的成長肯定有好處。千萬不能因為你知道了金庸古龍外加周星馳後就以為你知道了文學的全部，也不要只有當張藝謀拍了那個作家的作品你就認為他才是中國最好的作家。擴大閱讀，對你們有好處的。
　　還有，在我1999年考研復習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時候，我手中的教材裏面已經出現了余華格非洪峰馬原的名字，他們被一起當做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我想學者的水平不至於比我們球迷還不入流吧。我還記得作家史鐵生對洪峰的那句評價，他說洪峰簡直不是在寫小說，而是在用文字參悟生命。最後，我再推薦朋友們去閱讀已故文學評論家胡河清的那篇著名的《洪峰論》，希望胡的這篇文字對你們更好地領悟洪峰，而不是被我的一家之言而蒙蔽能有所幫助。

史眼鏡　

　　史眼鏡是我在北京認識的許多賣書人中的一個。我和他幾乎沒什麽交往。
　　我們相識在2001年的3月，那時候他在五道口賣書，我對他有印象是因為他的眼鏡使他在那些賣書人中顯得有些古怪，記住他是因為他把我花5塊錢可以買下的書說成了10塊。我知道他是去中國書店的，而擺地攤的人裏，一般是不大去中國書店的。
　　後來，我在雙龍和潘家園都見到他，他先後和幾個人合作，其實是打工，幫別人挑書，然後掙工資，基本是白忙活了。那時候，我們才開始說幾句話。
　　再後來，我和他有了同一種身份，在網絡的虛擬世界中賣書，我們都不算成功。我關張了，他繼續他的事業。他甚至想找一個人幫他打字，我親耳聽他這樣說過。
　　我只知道他姓史，大家都喊他眼鏡，他自己也把自己的ID註冊為史眼鏡。現在，他不跟別人幹了，自己賣書。
　　去年（2001）春天的書市上，我就看到他在賣書；冬天的書市上，我又看到他在賣書；這個書市上，我看到他還在賣書。
　　昨天的史眼鏡一身夏裝，步履匆匆地走過來，和我撞了對面，他告訴我，他的攤位在1區的100號，晚上拉書來。我約了木兆軒主人和從山西來的柳如是風，預備今天（5月1日）去抄他的書。
　　木兆軒主人是遠路趕早集，比我和柳如是風先到了書市。還好，他沒有直接去史眼鏡的地盤，我一邊答應幫他把他搜羅範圍內的書都挑出來，一邊看著別的幾個舊書攤上的書，順手也捎帶了幾本。史眼鏡的100號還真是不太容易找，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撅著屁股整理書，我沖上去猛拍了一下。他直起腰來，看見是我們，笑了笑，笑裏帶著幾分苦澀。
　　果然，我的猜測沒有錯，詢問何時開始的時候知道了苦澀的原因。史眼鏡兜裏沒有錢，只交了100塊錢的定金，然後沒有付剩下的錢。攤主沒好氣地數落他，他頭擰著，一臉的不服氣。還好，早上的時候我取了1000塊錢，我掏了400，給了攤主，說了好話，讓她寬限他一天。不知是錢起了作用還是好話起了作用，反正是史眼鏡沒有被驅逐，賣書的生涯又一次開始了。
　　我和柳如是風約好，分別從一頭挑起，把年頭夠長、品相不錯、內容可觀的書統統挑出來，要不要再說。順手也整理一下他的書，因為他來的匆忙，書是亂放的，有的頭朝下就塞到了架子上。以書觀人，我看到史眼鏡的忙亂和疲憊，他的書也如同他一樣緊緊地繃著。他最近進了不少好書，這次也拿來一部分到書市來。半個小時過去，我們在裏邊篩了兩遍，弄了三大抱的書出來。木兆軒也過來了，我又請他再過了一遍，然後，我先挑那摞書裏的，然後才給他，中間其實還隔了一個柳如是風，好在這老兄沒有我和木兆軒買書這麽濫情。我挑了一抱，說實話，書不錯，當然，價格稍微有點高，至少比我在潘家園買要高一些，部分書的價格也在向中國書店看齊。不過，在挑三揀四之後，還是選了一大摞，也有幾十本，一共315塊錢。因為錢多，猶豫再三之後，去掉了一本建國後初版的《書林清話》和《書影》，省了50塊錢。然後是柳如是風的精打細算，其實還是因為價格的原因，最後只拿了一本小書，給了眼鏡5塊錢，小史奉送了兩本《文學遺產目錄》，也算是對柳兄剛才仗義執言的回報。木兆軒挑的一抱也付了400多塊錢。買書的人多起來，史眼鏡也開始忙起來，因為書價的高低在和顧客交涉，每當一個不成功的交易結束之後，他總是沮喪地說：真的夠了，不想賣書了。這話讓我想起了一周前的自己，那時，我困在“布衣書局”的迷陣裏，每天重復的也是這句話。
　　我在“讀書生活”的舊書肆上看到過史眼鏡的一篇自白，說了自己的經歷。一個人在北京漂的日子是我們所共有的，只不過我在某些地方比他幸運了一些，雖然也有物質和精神的困苦，但總還算能熬得過去。和朋友談到他的時候，我們都深深記起他說話時眼神的迷茫和詞語的跳躍，仿佛在躲避著什麽。我沒有和他面對面坐下來交談的經歷，一切判斷和猜測都顯得如此無力。我很想幫他做點什麽，但又不知道如何做起，他應該是個要強的人，我不敢輕易地去觸動他的傷痕。
　　夜深了，勞累了一天的史眼鏡或許已經摘下了眼鏡，變成了小史。不戴眼鏡的他還是賣書的他？還是另外一個我們不曾相識的故人？我忽然覺得，有可能我的思想和他的思想曾在某個路口曾經相遇過，彼此凝視之後又踏上了新路。我們的路不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在走向同一個終點？

京華初訪木兆軒　

　　在“閑閑書話”裏看了一些木兆先生的帖子和那些嚇人的書目，猜想這大概是個兩腳書櫥式的、歲數不小的冬烘先生，及至見了面，才知道原來是個書記翩翩的人物。說翩翩或許不確，但清瘦年輕，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鄙人一般是不見網友的，但確知對方是PLMM除外。此次見木兆先生一是為人作嫁，幫廣州的燕塵先生帶書。瞧他在書話裏癡癡等知堂譯叢的淒苦樣子，心有不忍。二是看了木兆先生貼的書目，那麽多絕版罕見的書，實在讓人懸想不置，要是能親手把玩這些寶貝，肯定是難得的享受。
　　木先生在西，鄙人住在東邊，晚上6點許，哐當哐當坐了幾站路的地鐵，就很輕易地在西城一家酒店的門口找到了他。像見所有網上朋友一樣，第一次見面總覺得比較尷尬，盡管是通了郵件還打了電話，感覺還是不真實。本來猜想他該是北方人，可他卻是寄寓在北京十幾年了的南方佬；原以為他是個老氣橫秋的藏書家，可眼前分明是個精幹的文化人。網上臆想和現實永遠是不沾邊兒，讓人無可奈何。
　　見面後稍作寒暄就隨他去公司，在喝了茶抽了他兩支小熊貓煙以後，先前的不自然一掃而盡。十幾平米的辦公室裏隨處都是書，沙發上觸手的就是剛淘來的幾本20世紀50年代的舊書。緣墻的書櫃，裏面沒有公文和文件夾，擺放的也是一摞摞的舊書。除了辦公桌上的電腦、電話和自己編的報紙，讓人覺得這還是個辦公的場所，這間辦公室簡直就是一個道地的書房。
　　坐下後，就忍不住讓他找淘來的寶貝給我看。本來是想看他收集的藏書票和毛邊書的，可他收集的許多藏書票多放在家裏的書房，辦公室裏只看到了曹辛之的一張，殊為遺憾。手頭收集的有名藏書票圖版應該不少，老釣翁杭約赫的這張還未曾見過，書票是貼在朱星的一本論金瓶梅的書裏。現在藏書和寫書的人都已仙逝，大概也想不到書籍流散到了哪裏。書桌下放了一些線裝書，向他請教了白口黑口一類的知識。清代的刊本不少，也有幾本明代的，具體的區別，咱是一竅不通，木兆卻說，看紙張即可判定年代。看來，搞藏書這種東西確實需要高深的學問。閑談中提到他剛收到的明刊本《南華經》，因為不在這裏，也沒有摩挲的手福了。不過看這些寶貝，還是比較失望，內容古怪不說，字體行距也就讓人氣悶，很難有那些藏書家鼓吹的“丹墨燦然，奪人目睛”的感受。或許木兆先生的藏書不夠寶貝，更有可能是自己一雙俗眼，也未可知。這種書自己大約是不要看的，小心翼翼問木兆先生他是不是經常枕上摩挲，回答也不是，可見這些寶貝還只是用來收藏的。
　　盡管辦公室裏只有小小的幾個書櫃，陳列的書也不過幾百冊，但在我眼裏簡直像寶山。不時看木兆先生掏出寶貝來。很多只能在姜德明、倪墨炎等藏書家那裏才能看到的書影，在這裏都看到了真身，這實在是難得的眼福。說到葉靈鳳的《香港風物誌》，木兆先生隨手就找來了這本書香港的初版本，這不能不讓人驚喜。有時在書上還能看到一些京華文化名人的題識，也足可讓人感慨。藏書是需要眼力的，看到他收的一本民國出版的《中國倫理學史》，知道是蔡元培的著作，因為鄙人這幾天正每晚在枕頭上翻他的自傳。他用很便宜的價格收到這本書，問他如何做到，他只淡淡地說那些書販不懂書。這裏還看到了被傅斯年罵做“上虞老賊”的羅振玉的一本手跡，蠅頭行書，灑脫流暢，品相絕佳，真是難得的珍品。買這樣的東西，沒有足夠的眼力，是做不到的，印象中羅振玉行世的法書大多是以甲骨文體為主，要判定他的行書真偽，一般人確實是不易措手的。
　　木兆先生是科班出身，能浸淫到藏書中去，自有基礎，像我輩這樣的半路出家，想成為藏書家，大概是癡人說夢。此次訪問的最大收獲是徹底打消了自己想做藏書家的幻想！聊到了一些人的讀書品位，覺得很有意思。譬如對張中行的嘮叨，董橋的矯情，周劭的信口開河，大家的看法很一致。範曾那樣的散文，也能被人奉成美文，實在想不明白。但對於二周，都是彼此服膺的作家。木兆先生對周作人看來是有研究的，收集了很多周氏的單行本，說起有關周氏的文章也是如數家珍。我說到周氏舊居八道灣，很想有機會去看看，他說他還沒找到在哪。他提到有心訪問一些周氏的後人，想了解一下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棄世前幾天的境況，這大概是所有關心周作人研究的人都想知道的，但願木兆先生能完成這一功德無量的事。
　　談到現代的幾個藏書家如鄭振鐸、唐韜等人的藏書歸宿，這些人畢生的收藏最後都是進了圖書館。木兆感嘆說自己每月花在購書上的銀子有數千元，藏書是只進不出，最後的結局也怕是捐獻給圖書館。藏書家不同書商，大概都是這樣的傻氣吧？正是這樣的傻氣，才讓人尊敬。平時節衣縮食買書，千方百計聚書，輾轉辛苦訪書，到了最後呢？藏書不是流散就是進了圖書館，但這實在是文化流布、造福讀書人的大公無私的精神，正是有這樣一群人，文化的薪火相傳才能綿綿不絕。由此看來，木兆以至“閑閑書話”的書蟲們功莫大焉！
　　不知不覺的一個多小時過去了，想著趕回酒店看世界杯，便匆匆告別，訪問書房的計劃只能待以來日了。提著他送的一套精美的《知堂譯文集》，來到街上，已是華燈初上。和他並肩走在去地鐵站的路上，突然想這裏就是以前魯迅剛到北京寄寓的地方啊，北京也真不愧為文化古城。在紅塵萬丈的京華，能不為物欲左右，探訪舊書，摩挲珍藏，在如此多的文化名人生活過的地方緬想前塵往事，木兆先生可謂有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