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論壇有程蟬　

　　程蟬，據說是位女子。但她註目江湖，而且頗有心得，筆走也有勁，《人心江湖大》，《千萬年笑傲江湖》，僅題目就讓人感到江湖風雨交加。而我最喜歡她的《俠客行》：“遊俠不再。其實遊俠也許根本就未曾存在過，只是因了在中國的艱難時世中跋涉的人們對可望不可即的自由的巨大渴求，才有了武俠小說，才有了武俠小說中‘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遊俠們。”我的目光第一次碰到這段話，心頭不禁一震，同樣是捧讀武俠小說，程蟬卻是俯看了，她看得廣闊，看得深遠，看得蒼涼。
　　程蟬讀過李劼的《論晚近歷史》，知道李劼說過，在中國，江湖這個概念是一個與庭院處於對立狀態的方位名詞。但是，程蟬由此更擴而大之，她說：“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兩者力量相差之懸殊令人瞠目結舌。庭院幾乎是無所不在，無處不包的；江湖只能在庭院的偶爾疏忽間，出來頑皮地探頭探腦。兩者一旦正面交鋒，江湖必然一敗塗地。”看到這段，我心裏一下湧起古人的那句話：“庭院深深深幾許。”多少年前，我曾以《秦始皇》為題寫道：“做夢也沒想到/幫孔子的學校/修建了圍墻”——千百年了，這道長長的圍墻圍繞著的大大的院落，它一重重墻壁陰影重疊，它一道道大門厚重結實，這陰暗厚重壓得太陽每每剛剛升起便向西落。程蟬通過眾人皆熟的武俠小說看到：“遊俠們依舊留給世界一個倔強的背影，在流浪的道路上體驗著絕對孤獨所成就的審美性的傳奇。他們所堅守的原則只有在其堅守的前提下才具有了真理性的意味。”這倔強的背影讓人想到這世上還有別一種精神，恰像程蟬說的，那是一種拒絕，那是一種放棄。
　　程蟬的目光仍是俯看的。程蟬目送遊俠的背影走到他們的江湖裏去，遊俠們沒有想到，他們從一個古老的院落走出，卻又走到江湖這另一個院落裏去了，在古老院落這個大背景下生出江湖這另一個院落，可以說，它的很多地方只是前一個院落的翻版。程蟬通過她的《人心江湖大》一文揭示道：所有男人女人都在政治中徘徊，人們又都在爭取笑傲江湖的可能。程蟬寫道：“江湖發展到這個年代（約為明朝），所有的局限處都開始凸顯。少林和武當作為武林正義維護者的闕如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巨大缺陷。而正義本身也不得不陷入政治的頻繁爭吵中。在此請註意這樣一個事實：以暴易暴，即以暴力和手段獲得成功，永遠不能杜絕此類事情的再次發生。這就是方正和沖虛的可悲之處：他們值得懷疑的不是自身的人品，而是身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他們被迫承受了一個沒有成功可能的身份。以惡的手段來爭取善的勝利，對惡的現實的無可奈何的承載，都使得整個江湖成為一個悲劇。這才是沒有人能夠笑傲江湖的根本原因。”這就需要超越後的再次超越，於是，退出江湖就又成了一句話。
　　院落是無邊無際的院落，江湖不外是院落的翻版，這就使人猛然意識到院落與江湖不過是一種語言的劃分，這中間原本從無界限。院落即江湖，江湖也就是院落，程蟬上述的思考與揭示使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就是我們的宿命。既是宿命，便如籠罩，逃離既不可得，退出，又退向何處？
　　程蟬讓我不知該向何處去想了。

滬行記零

　　上周我在剛剛開通的“天涯書局”發了頭一帖，高喊了一聲“書局萬歲”，便匆匆忙忙提上行李跑到上海去了。
　　上海是我近年出差次數最多的城市，我簡直對去上海有點煩膩了。不過，對這次到上海事先倒是很有熱情，原因有三：距上次滬上之行已相距近一年，可以到舊書肆逛逛，看看能淘到點什麽古舊書；自從上了“天涯”之後，認識了不少上海的網友，趁此機會可以與他們見個面；上海正在舉辦“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或許可以抽時間參觀一下，飽飽眼福。這也是我到上海除公務之外的“三大任務”。
　　以前到上海出差，我一般都下榻浦東，此次被安排在浦西的銀河賓館29層住下。由於樓層高，可以鳥瞰上海大部分市區。我感覺這幾年市區變化最明顯的，是增添了許多高樓大廈和高架快速路，城市面貌正在發生快速變化。
　　不過，我站在窗前，望著林立的樓群、穿梭於其間的快速路以及往來流動的車輛，竟產生一種奇妙的幻覺，好像自己是在看一只臟貓濃密的毛下有許多跳蚤在爬動，用一把細密的梳子就可以梳出許多跳蚤。又想起了北京的城市景觀，感覺北京就像理了“寸頭”的農村小夥子，有點匪氣；上海就像頭發長短不齊的都市中年男子，整天忙碌，略顯疲憊。
　　閑話少說，為了發揚書話有寫“訪書記”、“訪友記”的優良傳統，我也把這次上海之行記錄下來。

逛舊書肆

我的第一個目標是福州路古籍書店三樓的博古齋。博古齋乃滬上古書最為集中之地，是考察當地古書行情的風向標，所以不能不去。
　　但我這次光顧博古齋的時間很不巧，由於在二樓賣新書的地方停留了將近一小時，等到我上到三樓時已接近下班時間。店員提醒我抓緊時間，或者明天再來。我也就只好用最快的速度將架上的古舊書“掃瞄”一遍，這裏陳列的書從數量上看遠不及北京中國書店的多，從質量上看也顯得平平，大多是晚清末、民國的刊本，乾隆以前的清刻本似不到十部，明刻本好像只有一部，也都是些常見的書。總體來看，書價要比北京的中國書店低廉，比如架上有一套原刊的《劉申叔遺書》，74冊，標價為2000元，而同樣的一部在中國書店新街口門市部就標價6500元。
　　匆忙之間，我只挑了兩部書，一部是《涵芬樓秘芨（第三集）》（共8冊），收《西湖老人繁勝錄》、《孫氏書畫鈔》、《松下雜鈔》、《彭氏舊聞錄》、《太仆行略》、《明譯天文書》6種；一部是《淡庵幸草》（1冊）。
　　第二個目標是位於瑞金路的新文化服務社。由於店面設在弄堂裏，這家國營的舊書店顯得很冷清，不過就舊書數量而言，算是上海舊書店中規模最大的一家吧。
　　新文化服務社的店面分裏外間。外間面積較大，擺放的主要是一些80年代以後的舊書，在入門處右拐的那個墻角，還擺放了一些老商務的“萬有文庫”零種，我在其中找到了一部向達翻譯的《亞裏士多德倫理學》（3冊裝）。裏間則是精華所在了，主要銷售1949年前的出版物和部分線裝古籍，去年春節前夕，我就在這裏買了40余種舊書，過了一把狂淘的癮。不知何故，這次裏間竟關了門。在我的誠懇請求下，一位老店員為我開了裏間，讓我進去選書。
　　但這次的運氣不如上次的好。聽說在這裏淘書，主要還是要看書店有沒有進新貨，如果趕上店方新收了一批圖書館撤架書或有點名堂的私人藏書，就會有不菲的收獲。看來，我只有揀揀別人啃剩的骨頭了。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精挑細選，我手頭也有那麽一摞了，雖然其中多是屬於“可買可不買”之列的舊書，但價格還比較公道，也就買下了。其中稍可列出的，也就是梁啟超著的《王荊公》（中華書局1936年初版）、法布爾著、宋易譯的《家常科學談》（開明書店1946年再版）、陳延傑著的《經學概論》（商務“國學小叢書”本）、王鐘麒編的《晉初史略》（商務“史地小叢書”本）、夏承燾校箋、牟家寬註的線裝本《龍川詞校箋》（中華書局1961年初版），此外，便是一些“四部叢刊”的零種。
　　第三個目標自然就是文廟周日書肆了。為了能趕在早晨7點半文廟開門時到達，我特地讓賓館在早晨6點半通過電話叫醒我。好在周日清晨上海的街道不塞車，用不到20分鐘，我就趕到了文廟門口。
　　雖然離開門還有一段時間，但那裏足足已聚集了200多人，其中大多是胸前掛著營業牌號的書販。看他們那扛著裝滿舊書的編織袋、爭先恐後往門前靠攏的景象，我真為他們感到可憐。為什麽不可以像潘家園那樣提前到4點鐘就讓他們入場布置攤位呢？那樣不是可以更從容一些嗎？還有一點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淘書者入場須花一元買門票，這可真是典型的“聰明而不高明”的手法了。
　　說老實話，我來文廟並非想在這裏淘到什麽好書。這一年來，在網上看到過不少網友文廟淘書的帖子，知道如今的文廟好書寥寥無幾。我主要是想再次感受一下在上海這樣一個經濟發達的城市，它的舊書市場發展的一般情況。我有一個新發現，就是上海舊書肆的經營者多為本地人，而北京舊書肆正好相反，多為外地人。這種現象的背後必有一定原因，但我實在還弄不明白其間的原因。
　　文廟書肆規模不大，場地狹小，大約也只有北京報國寺舊書肆的二分之一，潘家園舊書肆的七八分之一。雖說一大早入場淘書的人還不多，但攤位之間的走道已經擁擠不堪，如此淘書，真是受罪。
　　我轉了兩圈，實在也沒發現那種讓人“三步兩回頭”的好書，只買了三冊：一是商務1955年再版的《西藏王統記》（王沂暖譯）；二是開明1949年再版的《詩詞散論》（繆鉞著）；三是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初版的《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周遐壽著）。這三冊中僅知堂的書差慰人意，攤主索價40元，我試以30元還價，不意竟得爽快應允。此書我已有三種版本，獨缺初版本，購得此冊，也算又填補了我的知堂著作初版本收藏的一項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