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德·讀賈平凹　

《賈平凹散文自選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定價：845元。

　　一
　　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一些年來，許多文學作品，從語言到結構直至人物的造型和對話，都似明清小說的翻版，而一些散文隨筆，更是把整個古代散文的版都翻了，這其中，尤以賈平凹為厲。正像李天綱在《近代上海文化與市民意識》中所說的：“更奇妙的是，現代作家模仿當時的筆法，寫《廢都》生活，居然和當時相差無幾。”
　　這似乎不能完全歸之於現在的社會和古代的社會有些像。
　　我以為，賈平凹的許多小說、散文，包括他的那部《廢都》，都是閉著眼睛寫出來的。
　　曾以為賈平凹的《笑口常開》是他難得的一篇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品，誰知後來發現，他只不過是把金聖嘆的33個“不亦快哉”變成了19個“樂而開笑”，後來竟有人又把這“不亦快哉”的二手貨拿去，幹脆直接做了題目，又一路模仿了一遍。這可真是讓人沒有辦法。
　　若有文體家，賈平凹不是。賈平凹的語言和形式都是從古人那裏偷來的。可以這樣說，賈平凹的每一篇散文背後，幾乎都藏著一篇古人的作品，至少是一篇。
　　舊瓶裝新酒，結果現代人都穿著古人的衣服，說古代的話，走在古時的街上。
　　賈平凹在小說界遠離時代搞仿古建築，賈平凹在20世紀80年代寫古代的白話小說。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賈平凹的作品中經常散發出一種陳腐的氣息。賈平凹是中國古老的城墻伸出的一道陰影。
　　這陰影也有後續，比如那個賈平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孫見喜，整個又一賈平凹的翻版。而水平不如孫見喜的賈平凹的膜拜者，卻又更多。
　　“草原部落”的主編賀雄飛在一本書的序裏說：“梁曉聲、賈平凹們是文人，錢鐘書、季羨林們是學者，魯迅、顧準是思想家。”這個評價在賈平凹們看來有可能會認為是一種貶低，但依我看，實在是有些拔高了。
　　好在賀雄飛在另一處又有了更高的認識，他指出，賈平凹的作品，就是一種賈平凹式的腐朽。
　　賈平凹的東西沒有什麽價值。他用一種時期內的人們認為不錯的東西蒙騙了一些人的眼睛。
　　我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賈平凹是故意在騙。賈平凹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麽。
　　他並不知道。
　　二
　　只要拿來，文章還是有的可寫的。
　　把現代漢語，擰去現代成分，到古漢語裏浸一浸，這就是賈平凹的語言。
　　以天幹地支標記年份，或孤身一人，或呼朋引類，於山水園林之間，街衢裏弄之中，行仿古之事，運仿古之思，發仿古之感慨，而在人情世態上，也多作仿古的描述，這就是賈平凹的文章。比如，白霜染地，邀友攜酒，走廊穿亭，繞池越臺，乘船泛湖，遊園訪菊，酒未三巡，墨菊大開，湖上歸來，有清潔工半文半白地笑而曰：“噫，這花是等待你們開呢。”這讓人想起張岱。再比如，旅遊某地，入店沽酒，人要兩毛，卻給一元四，還理論說：“清靜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氣新鮮值八角，余下一角，買得吾之高興也。”整個讓人想起明清時代的封建文人。而把清人劉熙載的“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拿來，編個故事，擴而大之，這就又是賈平凹的《醜石》。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賈平凹的《笑口常開》，文章由19個小故事組成了19個“樂而開笑”，其中有些個故事讓人看著眼熟。比如，以京廣大鐵路為界，把中國劃為東西兩大部分，有一個故事在東半區內是這樣講的：兩人入廁，全忘帶紙，見地上臟紙一塊，都想拿來用，又都不好意思，就都蹲著，牛犟起來，其中一位，家人見他久久不歸，便打發孩子來看，那人沖孩子喊：“去，回家拿塊大餅子來，我跟他靠！”這故事越過京廣鐵路，到了賈平凹那裏，孩子被刪去了，變成了一個拾廢紙的，鐵條一點，將廢紙扔到垃圾筐裏，背走了。
　　林語堂口口聲聲贊美晚明性靈派，寫起文章來卻老實，他喜歡金聖嘆的33個“不亦快哉”，就老老實實說出來，並老老實實地仿作了幾條。林語堂不如賈平凹機靈。
　　以古人的思想為思想，以古人的形式為形式，以古人的語言為語言，賈平凹的許多文章都是“集大成”之作。在“集”的過程中，賈平凹被他“集”的對象所同化，變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我總覺得，賈平凹就像古老城墻伸出的一道陰影。
　　賈平凹出生在丹鳳，丹鳳屬秦，秦那個地方，多的是秦磚漢瓦。
　　周作人曾說：“我恐怕也是明末什麽社裏的一個人。”

無聊齋主人·讀《平凡的世界》想到的

對古典文學的沈迷和對當代文學的忽視，使我錯過了不少當代文學的優秀作品，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
　　路遙出生於陜北農村，中學畢業後在鄉下當過老師，後又成為一名工農兵大學生。這樣的出身和經歷使他對陜北的農村生活有著深切的體會，寫起農村題材小說來可謂得心應手。農村、農民、農民的生活，這正是吸引我一氣村題材小說來可謂得心應手。農村、農民、農民的生活，這正是吸引我一氣讀下去的主要原因。小說勾起我對小時候艱難生活的回憶，使我頭腦中那日漸模糊的農村生活開始鮮活起來。
　　小說從1975年寫到1985年，這正是中國農村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小說以陜北一個普通的農村——雙水村——為中心，展開對這十年間農民生活的細致描寫。作家細致的筆觸讓我嘆為觀止，沒有長時間的親身體驗，是根本寫不出這樣一部小說的。在閱讀過程中，我總有一種誤覺，以為小說寫的就是我的故鄉巖豐村的情形；孫家的故事就是我家的故事。我的家鄉巖豐村地處山清水秀的湖南湘東革命老區，小說寫的卻是北方，確切地說是陜北的延安地區。書中不時出現的“窯”字，總是提醒我，這是在講陜北，而不是我的家鄉，否則，我一定會混在一塊了。
　　一個村就是一個地區的縮影，而一個地區也是整個中國農村的縮影。年輕一點的讀者或出身城市的讀者，可以通過閱讀這部小說來了解這一時期的中國農村社會。生我養我的巖豐村同屬紅色革命老區，與小說中的雙水村並無二致，只是，較之雙水村，巖豐村的糟糕狀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多數農民吃不飽穿不暖，很大一部分農民處於赤貧狀態。雙水村的孫玉厚一家，就屬於這種情況。對於這一點，我個人有深刻體會。我們一家人盡管起早摸黑賺取工分，但還是吃不飽飯，有時竟到了以麥子皮（餵牛的食物）或野菜充饑的境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民生活有所改觀，但直到80年代初，由安徽省委書記萬裏首倡的生產責任制在很多地區仍未實行。我所在的湖南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改革也來得遲緩。我高中畢業的那學年（1982—1983年），我們班有的同學（包括我）仍吃不飽飯；至於菜，一年到頭都是吃三分錢一份的南瓜湯。小說寫到，1975年孫少平上高中時，吃的是最差的丙菜，這一幕與我的遭遇何其相似呵！
　　小說還寫到，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最大功績是使八億農民吃飽了飯，但是，僅僅吃飽了飯遠遠不夠，農民還需要錢，如買肥料、繳農業稅、供孩子上學等都需要錢。好不容易填飽了肚皮的農民兄弟們又遇到了新難題。
　　小說中的人物一個個都那麽真實，如同我小時候所熟悉的親人或父老鄉親。
　　孫家老大孫少安13歲小學畢業，回家幫父親做農活，能幹、堅毅的他逐漸代替父親成了全家人的依靠，18歲便當了生產隊長。他婉拒了自幼青梅竹馬而後在城市當老師的姑娘的追求，很實在地娶了個農村女孩子。改革開放後，當事業遭受挫折時，他沒有氣餒，逐漸成了整個公社聞名的富戶。正當全家人春風得意之時，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卻患下絕癥……我的二哥隱隱然有少安的影子，12歲就回家務農，沒有二哥，我就沒有希望上大學。少安的不幸是妻子患上癌癥，而我二哥的不幸是自己患上癌癥。通過做手術，剛38歲的二哥保住了一條性命，但身體永遠殘疾。讓二哥感到高興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大學。現在上大學的費用是農村人感到頭痛的一難題，我聽說一些考上大學的孩子因為交不起學費，不得不放棄上學的機會。我侄兒每年近萬元費用都由我全部承擔，不用二哥操心了，算是對他的一點報答。
　　小說中另一角色——少安的叔叔、大隊支委孫玉亭給我印象極深。這位農村“革命家”在農村社隊集體中，雖然生活艱難，但革命熱情飽滿。後來，雖經歷了農村改革的洗禮，卻仍舊沈湎在過去的集體生活中，有時甚至夢想復辟，再搞集體。他常年衣衫破舊，尤其是那雙破鞋，成了他孫玉亭的代號。這個人令我想起我們大隊（那時的村叫大隊，鄉叫公社，有時簡稱社隊）的那位支委“老胡子”。我不知道“老胡子”到底叫什麽名字，只知道大人背後都這樣稱呼他——註意，我這裏說的是“背後”，當著他的面，社員兄弟們是不敢這樣稱呼一位大隊支委的。與孫玉亭一樣，“老胡子”也是常年穿得破破爛爛，平時氣喘籲籲，像個癆病鬼，但一旦有集體活動，他就特別來勁，例如開批判會，他總是挺在臺上帶頭揮拳高喊口號，拿木棍或皮鞭抽打地主們。還有一件事也是他的專利：每當大隊放電影，都是由他帶著幾個地主去挑電影機。我們這些孩子們就跟著電影機跑，同一部電影連看五六遍。
　　田福堂是雙水村的最高黨政長官——大隊支部書記。這位支書給讀者的印象並不是太壞。改革之前，他當然是春風得意；實行生產責任制後，田福堂也有一種深深的失落感，但最後還是適應了新的政策和環境。與我們巖豐大隊的領導相比，田福堂無疑算是好人了。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我們大隊的“余書記”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比田福堂的權力要大得多。如果我給“余書記”及其他支委們戴上“仗勢欺人”、“不可一世”、“魚肉鄉裏”之類的帽子，社員（現在叫村民）們一定會佩服我精準的眼力。一天，我的一個才幾歲的侄兒在路上碰到“余書記”，就指著書記說：“余××，你是個壞人，靠我們養活你！”當時書記的肺應該氣炸了，但面對幾歲的孩子倒不便出手，回頭找我父親。後來不知道如何處理的，反正父親那一向惶惶不可終日，似乎大難臨頭。大隊的支委們還有一個現在想來真是讓人不可置信的“嗜好”，就是用各種手段勾引或強迫他們看得上的婦女就犯，有時是集體性出動，而她們的男人只能忍氣吞聲。面對現在的貪官汙吏，有人往往回憶說毛時代沒有貪官，事實上，那個時候農村的基層幹部比現在的幹部貪得多、壞得多。
　　小說如果不寫愛情故事，那一定不成其為小說了。這部小說涉及愛情的故事很多，粗粗盤算了一下，主要有：孫少安與田潤葉、賀秀蓮；孫少平與郝紅梅、田曉霞、金秀、武惠英；武惠良與杜麗麗；葉風鈴與杜麗麗；田潤葉與李向前；吳仲平與孫蘭香；王滿銀與孫蘭花；金強與孫衛紅等（姓名或有出入，未與小說核對）。多數愛情故事都很自然、真實，如武惠良與杜麗麗、吳仲平與孫蘭香等，有的還讓人非常感動，如田潤葉與李光前的愛情。但主要人物孫少平、孫少安等人的愛情故事卻有牽強附會之嫌。已是公派老師、生活在城裏的美女田潤葉會苦苦追求農民孫少安？地委書記的漂亮女兒、大學生田曉霞會對礦工孫少平一往情深？這些故事令人難以置信，因為我們所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真實生活不是這樣的。路遙為什麽要這樣安排少安兄弟的愛情故事呢？是不是路遙的某種自卑心理在作怪？——任何時代，泥腿子都受歧視，同是泥腿子出身的作者偏要安排兩個漂亮的城市姑娘窮追兩個泥腿子。我沒有輕視少安兄弟的意思，我的過去以及我的父兄們都是泥腿子，只是覺得故事不切實際。還有一點與真實生活不符的是，小說中的女性都是漂亮女人。其實，只要性格刻畫合理、典型，是不是漂亮女人並不會影響讀者的閱讀興趣。
　　不久前一個晚上，我在華發北路閑逛，走進一家破敗的郵政報刊亭。報刊亭內有一些舊書，其中有一套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因為經常在書店看到這套書，網友夜飛雪又特別提到過，我就問老板這套書多少錢。老板說，如果我誠心要可六折。這個價格出乎我的意料，我以為至少都得八折。我便得寸進尺，最終以五折成交，共花24元。花這點錢買下一套百萬字大著，感覺特劃算。回家才發現裏面有不少錯字，懷疑是盜版，但仔細檢查一番，又找不到盜版的證據，最後為自己找了個心安理得的理由：正版書有時也可能有不少錯字呵。

樸素·馬原的風景

當我在書店裏看到小說家馬原的散文集《兩個男人》時，內心有種難言的憂傷。往事早已淡去，惟有文學的身影或明或暗。馬原——這位中國最有才華最有哲學悟性的小說家，消失文壇已有多年了，只是最近他才出版了文學講演錄《閱讀大師》，開始“後小說家”販賣經驗的“江郎才盡”之舉。然而正是馬原第一個意識到當時的小說敘事有著重大的缺陷，才在那個時候開始了他天才的探索，以《拉薩河女神》、《岡底斯的誘惑》、《西海的無帆船》等一批小說震驚了中國文壇，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啊。遺風所及，一大批的實驗者湧現出來，如余華、格非、北村、蘇童、孫甘露、呂新等人。他們都曾寫下了許多精致而極富形式意味的小說，給文壇帶來了嶄新的寫作經驗，“真正的革新者總是力圖使我們切身體驗到他的創作矛盾”。現在看來，形式與文體的探索，有力地訓練了這批先鋒作家的敘事藝術，大大地擴展了小說的表現力，為他們後來寫下《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余華）、《欲望的旗幟》（格非）、《米》、《我的帝王生涯》（蘇童）、《瑪卓的愛情》、《水土不服》、《施洗的河》（北村）等優秀小說奠定了基礎。
　　對形式的迷戀是一個先鋒小說家的存在標記。但對其他的作家來說，形式是否就不重要呢？多年以來，我們的文學一直強調內容，認為形式僅僅是為內容服務的，沒有內容，形式根本不能獨立存在。但在20世紀小說寫法的千變萬化中，形式往往已經成為內容，或者說形式就是一種內容。先鋒從本質上講是拒絕現實與主流的，先鋒是一種自由，先鋒是一種精神。先鋒派小說對現代漢語的結構規律與審美屬性的探索達到了一個空前成熟的境地，但對語言自身的過度迷戀可能也限制了它對超越性世界的關註與表達。這是一種兩難的處境，但真正的大師便是在這兩難的處境裏有著行走自如的能力。寫作就是一種冒險，規規矩矩的文字是耐不住歲月的侵蝕的，異端的美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被後來者所發現，文學史同時也是發現史。
　　馬原是大師嗎？我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正如我無法判斷高行健的成就，因為許多文學評論家都認為當代文壇沒有大師可言。上海的批評家吳亮在他那篇著名的評論《馬原的敘事圈套》裏，也僅僅承認“馬原是屬於最好的小說家之列，他是一流的小說家。”吳亮認為：“馬原的小說主要意義不是敘述了一個（或幾個片斷的）故事，而是敘述了一個（或幾個片斷的）故事。”前一句的重心在於“一個（或幾個片斷的）故事”，後一句的重心在於“敘述了”。也就是說前一種意義是在強調內容（寫什麽樣的故事），而後一種意義則強調形式（以什麽樣的方式寫）。這兩種方式曾經是傳統小說與先鋒小說的區別所在。當然現在的小說家可以說都學會了“以什麽樣的方式寫”的那一套小說的技巧，而且花樣更多、寫法更大膽，“青春無敵”講的就是他們（或她們）。但他們（或她們）與馬原相比，依然有著巨大的差距。馬原的魅力何在？僅僅是形式的創始者嗎？
　　其實無論過去多少年，重讀馬原，譬如重讀他的《岡底斯的誘惑》、《西海的無帆船》、《虛構》、《拉薩的小男人》的系列作品。仍然只能無可奈何地說：它們是當代小說中最令人驚異的小說。最令人驚異的，是作者的想像力，他的寫作技藝和他的小說所提供的種種可能性。馬原最令人驚異的，是他創造了現代“漢語小說”的一種寫法，確立了現代“漢語小說”的一種形式。而在此之前，這種寫法和這種形式，在現代漢語寫作中是沒有的。但馬原決不僅僅是一種小說形式的開創者，他在藝術上的博大與豐厚也是其他小說家所難以企及的。馬原對自己的小說有著自信而深刻的認識，曾經在一篇七千字的名叫《小說》的文章裏，用異常明確的文字表達出他的小說觀念與小說理論，他對近世世界小說家的評價和對自己的小說的解釋。
　　馬原說：“每個作者都密切關註著多種技法。最常見的是博爾赫斯和我的方法，明確告訴讀者，連我們（作者）自己也不能確定、認定故事的真實性——這也就是在聲稱故事是假的，不可信，也就是在強調虛擬。當然這還要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提供可信的故事細節，這需要豐富的想像力和相當紮實的寫實功底。不然一大堆虛飄的情節真的像你所聲明的那樣，虛假、不可信、毫無價值。這種技法表面上看很簡單，做起來卻不那麽容易，主要是對作家基本功要求很高，是一個很嚴峻的考驗。這樣的方法往往是最具效果的方法。”這種切身的寫作經驗確實比一些評論家的高頭講章說的痛快明白。
　　站在這個無比荒涼的大地上，面對一些真正的大師，用他們的勇氣、人格、受難的姿態，盡其所能地在廢墟上把人類殘存的希望與信心聚攏起來，以獲得一個完整的基礎關懷人、解釋未來新的生存。而馬原是不是大師，這其實已經並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馬原的小說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道獨特的風景，他為小說的世界打開了另一扇窗戶，我們在這一扇窗戶裏看到了與以往不同的風景。正如某學者所雲：以往我們接受的是這個世界的A面，而馬原的小說偏偏呈現了這個世界的B面，於是震驚產生了。
　　已故的上海評論家胡河清曾經說過：“馬原是具有比較敏銳的‘文化意識’的一人。”胡河清偏愛馬原的早期小說，他在《馬原論》一文中對馬原有極為漂亮的評價。其雲：“佛家有雪中芭蕉之喻，喻‘金剛不壞之身’；我倒願意馬原修成如雪海中不雕生命之綠的大芭蕉樹那般的金身，雖然進入神秘冷峻的世外仙境，卻又能有朝一日回歸到象征感情生命之美麗的凡界之火焰山。這是比佛法的涅更大的道行。馬原能成此果否？”淡出小說創作的馬原已經無法完成胡河清先生的遺願了。
　　“我就是哪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馬原小說《虛構》中的第一句話）至今還記得第一次讀到這樣的句子時感受到的那種簡練直接和對於操控一個故事的自信。那時我就敢肯定，這是一位不錯的小說家。現在寫小說的馬原，他已經成為歷史，成為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標誌之一。可能馬原自己並不喜歡這樣的結局，真正的小說家並不會在意所謂文學史上的定位與肯定。然而正如馬原所說的那樣：人世間的上下並不平坦。許多發生的事你自己並不能控制，如此，你只能接受這樣的結局。

shidi·思想在河谷中的穿行
——《書屋》2002年第8期劄記
　　
　　喜歡旅遊的朋友，你到過那些荒寒的河谷嗎？那是汪洋大水的源頭，是萬涓流泉的驛站。在那裏，鬼斧神工的造化不屑精雕細刻，讓生命保持著生動的粗；自以為是的文明不願冒險造訪，放縱了美的恣肆和天然——森然成陣的群山突然撕開一個裂口，雪浪簇擁的湍流在斬關奪隘；危崖亂石桀驁不馴，荒煙水氣舞蹈彌漫，林莽長嘯，驚風亂穿，人遺世而孑立，心驚悸而惕然……
　　在人類文明的漫長歷程中，也有這樣的“河谷”。它不像精神財富的展館，陳列著定論鑿鑿的精品；也不同於學術思想的公園，整飭得那般賞心悅目。它或顯粗放，或有缺失，卻自有盎盎然的生機和沈甸甸的問題，能拽引長久的註視，能揪住人的靈魂。泰勒斯仰望星空之時大膽宣稱“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水做的”，現在看來實在可笑；老聃遺世獨立之際慨然斥責“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未免有點以偏概全。然而泰勒斯把人類的思考從神話中解放，使米利都學派成為燦爛的古希臘思想的濫觴；老子揭櫫的道家思想，挑戰專制主義數千年，為中華民族深深打下了自由的烙印。近代的尼采、皮爾士，現代的弗洛伊德和薩特，後現代的福柯、德裏達，都是始則聚訟紛紜，繼而蔚然大觀……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逆溯思想史，我們不難發現：所有開宗立派源遠流長的學說，都曾在它的開山巨擘手中穿行過這樣的“荒河谷”。只因有深刻的智慧和殷切的熱望為根基，它的粗糙和偏失就是可以原諒的，甚至是必須接受的。以此為鑒，我們就得慎用學問家的理路去苛求思想者，更不能拿規範的窠臼去拘制卓越的心靈。刻舟求劍易，滄海探珠難；按圖索驥的章法，何如天馬行空的靈感？
　　在我看來，《書屋》的道德文章，以思想的沖擊力和震撼性見長，一如那渾樸粗礫卻揪人魂魄的“思想的河谷”。謂予不信，請為君言——
　　一　黎鳴：《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走向死亡的最後歷程》
　　宣判一個學科的“死亡”，在學術界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其意義絕不壓於公布一門學問的誕生；而作者膽敢向含宏萬匯光焰奪目的“西方哲學”下死亡判決書，這風險可就冒得實在太大了，以至於我看到這文章標題的第一感就是：又從哪兒跑來一個二楞子？只是出於對《書屋》編輯水平的信任，我才沒讓這種反感導致遺珠之恨，並在始而驚奇、繼則深思的研讀中，收獲了許多頓悟、許多贊嘆……
　　文章首先訴諸於稍涉哲學者都熟知的常識，概述了儒學、神學、古希臘哲學和經院哲學的興衰，並總括為“學問的生、死、原、偽與交配”，讓你不敢小覷那人的知識儲備和理論功力，其中一段極具統攝力的話激起了我的閱讀興奮——“神學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誌力量，哲學反思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力量，人學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接著，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傳統的中國人幾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與人鬥心眼、鬥權術、鬥謀略、鬥機變的充滿了非理性的工具，這與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學完全不是一回事。”這又令人服膺其見識。在用貨真價實的洞見打消了我們對作者是否清醒、是否夠資格來發此宏論的懷疑之後，洋洋灑灑的文字開始對林林總總的西方哲學流派一一叫板，還舉重若輕地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維特根斯坦的“讓哲學安息吧”、卡爾納普的“一切形而上學的命題都是不可由經驗證實的偽問題”、福柯的“知識考古學”這些絕對重量級的援軍信手拈來，以不由分說的強力向壁壘森嚴的“西方哲學”壓過去，恰似驚風穿林、狂濤拍岸，許多豁然貫通的警語、睿眼撩人的智慧，則如清心滌魂的林濤、賞心悅目的浪花，組成一幅有聲有色的思想圖畫，令人目不暇接！
　　不過，要說這“死刑宣判”就可立即執行，我可沒這膽——在那華美強悍的行文之間，立論的偏失也十分刺眼。例如作者情有獨鐘、使之在全文首尾呼應的“人學”，竟然不加闡釋；被作者定為替西方哲學自掘墳墓的兩大罪魁之一的“還原論”，也是語焉不詳；宣稱邏輯實證主義是自然科學對哲學的“弒父殺戮”，卻不剖析馬赫、羅素們的自然科學背景——這都使作者那力求莊嚴的宣判，顯出些趔趔趄趄的慌張。把馬克思歸於“社會科學家”、說什麽“還尚未出生的胎兒”，也似乎該算作學術和語言的硬傷？即以行文風格而論，讀起來也有些不尷不尬：當成學術論文去讀，略嫌其粗疏；作為思想隨筆來看，又似乎略感艱澀，真好比是一個談天論道說理抒情的“四不像”。不過，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四不像”可是珍稀動物，是不該輕易獵殺的。
　　古往今來，哲學與宗教雙峰對峙，在人類的精神歸宿、價值選擇、思想方法乃至道德規範中，都儼然是神聖的主宰；在尼采、弗洛伊德、靄理士、金西、福柯前赴後繼長達一百多年的沖擊之下，兩位大佬好不容易才給人的欲望挪出一角容身之地，連“三權分立”的份兒還沒到呢，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國人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而且一出手就要滅人家，恐怕不那麽容易。也許，這倒有點符合我們眼下“正向法治過渡”的國情——且不管被告上訴、二審判決會說些什麽，一審法官已經盡力，這就不錯了！
　　二　邵建：《事出劉文典》
　　眼見著心中偶像般的魯迅授人以柄，而且人家的指責合情合理、中規中矩，總有些悵然若失。雖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應該是常識，但總還是希望深刻睿智如先生，是應該能把那些雜色和缺點掩得緊一點、壓得深一些的。邵建的分析無情地把它們指了出來，而且坐實了“別人大敵當前，先生背後一刀”的行狀，不禁為先生難過。我曾在劉軍寧編的《自由主義與北大傳統》一書中讀到過羅隆基一些擲地有聲、隔代回響的政論，對這位“大右派”是頗為心儀的；胡適更是名震華夏，在篤行民主、苦心營建方面為中國知識界樹一典範。先生偏偏在這一方面與他們過不去，而且把戰略原則的分歧，當成了勢同水火的決絕，甚至以“動機不純”責人，有點誅心而論的嫌疑。在邵建舉證翔實、持論穩當的批評面前，我無力為先生辯，謹將我對當時情勢和魯迅風格的理解，婉陳如下，以期邵君諒察。
　　舊中國是一個彌天的暗夜，民族的命運是苦海中的航船。在歷史命定的這一時刻，魯迅以自己的激越、深沈、犀利和冷峻，成為了苦海中的燈塔；而胡適以自己的篤實、殷切、厚重和誠樸，扮演了航船上的水手。水手之職，當然誌在引航；而燈塔之用，或許也能告示陸岸，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在警示礁灘。倘那守望者焦灼於航船觸礁的危險，偏又看出那舵手剛愎自用甚至誌在營私，則其對所有幫忖者一概怒斥喝罵，有點慌不擇言，大概是可以原諒的偏失吧？國民黨的“黨國”、“訓政”，剛好就是這樣一個“舵手”，而胡羅丁（文江）翁（文灝）一班“自由主義人士”，不免有點像懵裏懵懂的水手，雖誌在助人渡海，卻忽略了那船早已偏離航向！他們的拳拳苦心究竟效用如何，歷史早已作了結論，那麽，魯迅的斥罵或有過激，但那矚遠見深的睿智，不是更值得我們學習嗎？責以方式的不當，我心悅誠服；但用什麽“文人文字常有的怪戾的刀筆氣和攻詰味”來編排魯迅，並將其與“我以為胡羅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文字”對照，邵君是否心懷偏愛而稍失公允了呢？
　　不錯，對於在30年代的舊中國，向權貴們建言什麽“人權”、“憲政”、“法治”，魯迅確實是“不想弄明白”也“缺乏興趣”的，但這其實是洞明世事、看破把戲之後的了悟。邵建說先生是“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資源”，林毓生卻認為那是因為“魯迅具備了思想和道德上的氣度和胸懷……有意識地選擇了以思想文化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參見林著《中國意識的危機》），兩相比較，我更服膺林說。邵文立論是很紮實的，將魯迅的“批判”和胡羅的“建構”並列對比，也很發人深省，若再參以林說而慎貶先賢，回望歷史而不放任好惡，是否會理解和佩服魯迅的深刻，從而也不那麽傷害我們對魯迅先生的感情呢？
　　先賢已矣，我輩惟有懸想。但這懸想中或多或少帶著我們自己的偏好和時代的局限，也是常情。有此一慮，在指正前人過失的同時，報以必要的體察，也該是我們應有的情懷吧？對先賢如此，對時人亦然。即如眼下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兩造常打筆仗，有時形同水火，在韓毓海、何清漣等人這一邊，更好將火藥調墨，弄得朱學勤、徐友漁們常顯出忙於支絀的窘態，我看在眼裏，心中也有些朦朦朧朧的想法。但平心而論，我認為“新左”的赤誠和熱烈，恰如燃燒的朝霞；“新自”的沈潛和篤誠，則如明澄的天光——二者相映生輝，共同展示著中國新一輪民主歷程的黎明。“新左”們如果不是忘情於聖潔火熱的呼喚，便不是俠肝義膽的左派；“新自”們如果也在思考中只顧痛心疾首，那就必然遠離了自由主義的要旨。如果這邊能體察那邊補苴罅漏的苦心，那邊能支持這邊吊民伐罪的義憤，則中國幸甚，我輩幸甚！以此遙測80年前的胡魯之爭，邵君能與我有同感麽？
　　三　沈興漾：《現代性與“遊戲”》
　　清晰的疏理，嚴謹的剖析；著眼於“遊戲”與感性愉悅的聯系，從人生意義沿著“神—理性人—感性人”的回歸，挖掘出“遊戲”一詞狎戲莊嚴、入侵神聖這一後現代現象的深刻內涵。然後指出它的潛在危險，挑出它的“感性的取樂”和“虛浮不實”這“兩種特質”，提醒人們對這日漸普及、幾乎要無孔不入的“遊戲”保持警惕，並尖銳地指出：這是“虛浮籠罩大地”的“另一種困頓”。
　　我卻不這麽看。
　　這涉及對“感性愉悅”的價值評判，涉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
　　作者很謹慎，他只是反對用“遊戲”來“規定我們的生活”，至於該用什麽來規定，他緘口不言。但從他關於“重與輕的權衡，是一個永恒的話題”的陳述中，從他關於“生活就應……若即若離”的主張中，我們分明看到了與“感性愉悅”對峙的理性主義的影子。他強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強調“缺少約束與責任的‘輕’的生活也是相當煎熬人的”，更表明了他的價值取向。
　　不錯，理性也是人生價值之一種，而且可以肯定，與感性相比，它通向著一種更有益於人類進步從而也更高尚、更厚重的境界，我們理應保持對它的虔敬和向往。但這樣的虔敬和向往，正是植根於一種更深刻的期待：那些高尚和厚重，最後會落腳在“幸福的生活”上。而哲人們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幸福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幸福感——還是那卑之無甚高論的“感性愉悅”——也就是說，在終極意義上，理性是第二位的。事實上，在經過了尼采的挑戰和弗洛伊德的解剖之後，在經過了皮爾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工具化確認之後，在經過了皮亞傑和馬斯洛對認識發生和行為動機的探索之後，尤其是在經過了後現代思想家們對人類理性的無情解構以後，“感性愉悅”對人類生活的深刻影響，理性價值對於感性評判的依賴性，早已成為或明或暗的社會共識，成為不可阻遏的社會思潮了。
　　如果說這樣的討論太抽象，還可以容忍和開展百家爭鳴的話，當我們結合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討論具體的生命歷程時，那結論應該是更加明確無誤的。為“不飲盜泉”而忍渴，為“留取丹心照汗青”而獻身，甚至為“受傷的愛”而終身不性，在今天都被認定是一種不智；當必須在茍勉的活和茫然的死之間作選擇時，現代人更是不會有絲毫的猶豫；就是在盲目的快活和清醒的痛苦之間，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逃避後者。你可以批評這些選擇的平庸和短視，但你無權漠視在作這種選擇前所遭受的無法逃避的折磨、難以擺脫的逼促、違心而奉的扭曲，無權指責他們因此要在不可復制的人生中追逐快樂。當我們指責有太多的人在貌似瀟灑地裝酷玩世、嬉戲光陰，有太多的人在麻木不仁地勾心鬥角、跟風流俗時，誰給他們指出了實實在在的莊嚴和物有所值的嚴肅，誰為他們提供了更高尚的選擇和更可行的奮鬥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是用“遊戲”而不是糟踐和破壞，來對待許多不敢認真甚至無法進入的領域，踏踏實實地退向自己的感覺，我覺得就已經相當可愛了！生命的意義不在生命之外，而理性剛好是站在生命之外對生命的審視，用理性檢索出來的“意義”，也就並非生命的倚托。拿生命來否定意義，固然容易導致犬儒主義，衍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但一味拿意義來勒索生命，卻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沈興漾放過了這種“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使他專註地解剖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做出了一篇發人深省的好文章，並不無道理地表達了“個人主義的勝利將締造‘輕’的生活”的擔憂。而我讀到的卻是人們終於擺脫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在用“遊戲”的自由掙脫命定的艱難。從這個意義上說，“遊戲”一詞的“普及”，是人性被歷史特批的挑戰，是生命在當前僅有的選擇，是虛妄破產後大地新生的前奏……
　　四　傅國湧：《秋瑾被殺害之後》
　　人間總有悲劇，悲劇的意義不同。有的冤沈大海，有的變成了“人血饅頭”；有的卻能“一石激起千層浪”，有的甚至直接成為歷史的新起點、危機的導火索……
　　要預測歷史趨勢，可以看一場悲劇過後的社會反應——如果看客如雲、人心似冰，則那些習以為常的悲劇，很可能只是一場浩劫的先兆；如果世論如刀，密如雨點般紮向那悲劇的制造者，則那些猝不及防的悲劇，或許也就是悲劇的謝幕。
　　1907年，“鑒湖女俠”秋瑾被害於紹興，輿論鼎沸，聲討如潮，竟將奉辦此案的官吏們追成喪家之犬，有的仕途中輟，有的稱病辭職，有的成了過街老鼠抑郁而死，有的不堪良知煎熬自縊身亡……四年之後，清王朝覆滅。難怪本文作者將秋瑾死後這種輿論的反應，稱為“那個黑暗歲月所看到的一線亮色”。
　　70年後，訴求真理的張誌新慘死於沈陽，輿論靜如覆盆；3年後沈冤布世，社會輕漾微瀾，旋即啞默如初。時致今日，尚未聽說有任何一位“辦案人員”公開懺悔，甚至沒聽說有任何一位官員對此“承擔責任”……
　　五　何新華：《西方的復仇》
　　說的是滿清王朝，對當下卻足資警醒。
　　多年以來，我們的近代史都是這樣寫的：是殖民主義者的狼子野心，制造了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是鴉片販子的鬼蜮伎倆，把我們害成了“東亞病夫”；是帝國主義的兇殘掠奪，使清朝政府喪權辱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完全是詩書禮義的中華遭遇了西方“強盜文明”的結果，否則，“中國在明朝末年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完全可能按照歷史發展規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無論如何也不至於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這些耳熟能詳的“教科書歷史”，流布之廣，影響之深，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甚至已經成了當代中國社會“集體無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
　　年輕時讀這樣的“歷史”，就曾經閃過一絲懷疑：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辯證唯物主義，不是論斷了“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嗎，對中國近代史怎麽就不管用呢？後來讀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讀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讀蕭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和朱學勤的《從馬戛爾尼訪華談起》，漸漸強化了這種懷疑。在這樣的基礎上，何新華的這篇文章，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這根“稻草”又是何其沈重啊！何文用豐富的史料，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三百多年前，中國對西方以朝貢體系中‘天朝’對‘蠻夷’的一種不平等的關系開始；三百多年後，西方對中國又以條約體系中強國對弱國的另一種不平等關系來代替”——我們苦大仇深的“血淚賬”，竟然是“西方的復仇”，是腐朽政府長期為非作歹的咎由自取！這以後的血光淚海，其實都只是因果報應的預約，只不過是由無罪的人民在為作孽的政府還債罷了。
　　這樣的說法，恐怕要傷某些人的“民族感情”。為穩妥起見，我再做一次文抄公——“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裏，清政府先後制定過……規範西方人行為的各種章程，從西方人的飲食起居，直到性生活，事無巨細，悉數包括……中國人可以把私自入華的西洋商人作為匪徒全部剿滅，可以把西方派往中國的使節關進中國監獄，甚至去北京申冤的外國商人都會遭到被拘禁的命運。1787年曾在中國作過短暫停留的法國人拉佩魯斯後來寫到：‘人們在歐洲喝到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著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恥辱……’康有為在評價這一階段的中西關系時，也認為‘當時之中國，何其倨也！’”
　　應該說，作者列舉的這些歷史事實，並不需要太復雜的搜尋；清政府那些“四查”、“五事”、“六條”、“八條”之類的“防夷章程”，歷史學家們恐怕早就一清二楚。那麽，是什麽力量讓他們要對此視而不見、諱莫如深，這樣做的結果又是什麽呢？
　　把對手漫畫化、妖魔化，既解氣，又煽情，最容易將災難中的怨憤引向敵人，對於搞“同仇敵愾”一類的戰時之需，確實很有用。但如果勾畫得太起勁、煽惑得太忘情，把宣傳的需要當成了客觀的事實，甚至就拿它當“歷史經驗”一代代傳將下去，那可就危險得很！如果大院裏有這麽一家人，開始時以鄰為壑，甚至一概把別人看成“鬼子”；待到打不過了，又忙不叠地叩頭作揖喊“大人”，然後關起門來自說自話：“都他媽是些豺狼虎豹！”——我們看在眼裏，會作何想？這一家子的命運，好得了嗎？
　　別以為這是說笑話。打這個比方時，我心裏在流淚……
　　六　王毅、朱文萍：《“非法之法”與威權社會》
　　法條如篦，並不就是法治社會；憲法文本的印行，也絕不等於憲政體制的降生。國民黨在大陸的表演和“四人幫”在“文革”中的橫行，是歷史和現實對我們最切近、最生動的提醒，有些人好像忘得太快，那就看看這篇文章吧！
　　一切進程都需要一個起點，這是不錯的；但這種必須並不能成為慌不擇路的理由。如果將一紙具文的標榜，當成循名責實的憑據，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這篇文章只有短短的萬把字，卻遠引中世紀的西歐、公元前的羅馬，逆溯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明嘉靖的“侍郎拶得尚書叫”的案例，縱橫比照條律和實情，深入剖析辦案細節，讓我們對“非法之法不是法”的概念，認識得無比清晰。那一段“堂堂刑部尚書顏頤壽不勝毒刑，只好拼命磕頭求饒，並哀告‘爺爺饒我’！”的故事，那一段“品級低下的官員只因有了皇帝撐腰，就可以將國家最高法官用酷刑折磨得哀號不已”的感慨，應該能讓那些以胡適、雷震為“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楷模”的書生們，稍稍清醒一些吧？
　　把“非法之法”作為討論“憲政民主”的出發點，無異於把蒙眼布當成了進軍旗。一面迎向捆綁自己的繩索，一面歡呼有了可以舞弄的彩帶——在這樣的謬誤下，什麽對憲法文詞的較真，對“法不違憲”的強調，對“憲法法院”的呼喚，到底是些東西？
　　與仿佛清晰可見、實則水月鏡花的法條相比，那似乎亂麻一團的“力量的對峙”，才是法治社會的真正起點。當社會的力量對比還是一面倒的“萬法歸宗”，當各級行政的有效性還必須“由上而下的組織實施”時，欲求法治者的首要任務，是宣傳多元的理念、促進力量的制衡，而不是急吼吼地就要“厘清秩序”、“恪守規則”、“完善憲法規定”、“普及法律意識”……沒有內生的基礎，任何苦心的建構都徒勞無益——如果不是適得其反的話。
　　當秩序和規則都還在阻遏、壓制一元化向多元化的進程時，只有暫時的混亂，才能動搖舊機制的根基。當初的“社會主義的多種經濟成分”的形成，就是如此；眼下的“社會階層的演變趨勢”，正在如此；今後的“三個代表促進的黨內民主”，也只能如此！不承認這一段混亂期的必然，而過早地將歐美社會中“秩序權威”、“程序神聖”的那一套照搬過來，必然是“橘逾淮北而為枳”。無視這一點的“法治建設者”，我擔心顏頤壽般的哀號，就是他們的下一篇作業……
　　結語
　　一冊掩卷，萬念纏心。當你懷揣著牽腸掛肚的疑問，為某些早該家喻戶曉卻不知何故還像是驚世駭俗的常識而魂牽夢縈時，也許真是“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只不過它的前方並非什麽得道成佛的豁然開朗，而是不敢輕易示人的深深的痛苦！有朋友告誡我，說是把《書屋》說成“思想的河谷”是過譽了，我的這篇習作恐有廉價廣告的嫌疑；那就請允許我作一個不太謙虛的更正——這是“思想在河谷中的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