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勁松

每到午後，那居室的窗戶透光度增強，我跟石大媽對坐聊天，就覺得格外愜意。我們的話題，常常集中到一本書上。那是薄薄的一本書，1961年我曾擁有過，在否定一切“舊文化”的狂暴中，又失去了它，但到1981年，我不但重新擁有了它，而且，還買了一冊那年新版的送給了石大媽。

　　我跟石大媽說起，1979年初，還沒搬到我們住的這棟樓來的時候，曾見到一位法國來的漢學家，他給自己取的漢名叫於儒伯，交談中，談到了這本書，我說可惜現在自己沒有了這本書，也買不到這本書，他就笑道，可以送我一本，不過，那可是法文的，如果我想利用書裏的資料，提出來，他可以把相關片段從法文回譯成中文，送給我。他當然是說著玩兒。試想，以下這些文字中譯法後，再法譯中，會發生怎樣的變異：

　　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謂之燈節……各色燈彩多以紗絹玻璃及明角等為之，並繪畫古今故事，以資玩賞。市人之巧者，又復結冰為器，裁麥苗為人物，華而不侈，樸而不俗，殊可觀也。花炮棚子制各色煙火，競巧爭奇，有盒子、花盆、焰火桿子、線穿牡丹、水澆蓮、金盤落月、葡萄架、旗火、二踢腳、飛天十響、五鬼鬧判兒、八角子、炮打襄陽城、閘炮、天地燈等名目。富室豪門，爭相購買，銀花火樹，光彩照人，市馬喧闐，笙歌聒耳，自白晝以迄二鼓，煙塵漸稀，而人影在地，明月當天，士女兒童，始相率喧笑而散。市賣食物，幹鮮具備，而以元宵為大宗，亦所以點綴節景耳。又有賣金魚者，以玻璃瓶盛之，轉側其影，大小俄忽，實為他處所無也。

這本書，就是《燕京歲時記》。作者是清末的富察敦崇。是一部文字簡約而精美的，按季節嬗遞記載北京民俗的隨筆集。它於清光緒二十三年（1906年）付梓，很快被譯成法文在法國出版，日本也翻譯出版過。我讀了這本書，就有一種憬悟，那就是，社會生活除了政治層面，還有與蕓蕓眾生更加密切相關的，包括諸多瑣屑俗世樂趣在內的生活層面，帝王將相，大政治家，職業革命家……有的對這些俗世生態嗤之以鼻，若覺妨礙他們的偉大事業，禁絕、掃蕩起來是決不留余地的，但是，畢竟這世界上還是渺小、卑微的蕓蕓眾生居多，他們那種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頑強地尋求小樂趣的“劣根性”，卻是萬難斬盡殺絕，是一定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1966年夏天至1976年冬日的大風暴不可謂不猛烈，但到1981年我和石大媽對坐閑聊時，那十年裏被批判、掃蕩、禁毀、藏匿的一些文化與習俗，卻又迅速地復蘇、重生，舞臺上又有傳統劇目上演，電影院裏以正面評價重映被批判過的影片，被打倒過的作家的作品結集為《重放的鮮花》一時洛陽紙貴，《燕京歲時記》這類的古舊“閑書”也重新出版，而我和石大媽聊起其中的內容，比如“五月下旬則甜瓜已熟，沿街吆賣。有旱金墜、青皮翠、羊角蜜、哈密穌、倭瓜瓤、老頭兒樂各種”，也再沒有“脫離政治低級趣味”的心理壓力。石大媽能把以上六種甜瓜的形態及口味非常精準地給我細細道來。

　　石大媽，因為嫁給了石大爺，所以我管她叫石大媽，她自己姓傅，滿族人，滿族入關定鼎中原以後，逐漸漢化，比如富察氏，有的後來就將自己的姓氏簡化為富或傅。石大媽的祖父，正是《燕京歲時記》的作者富察敦崇。盡管隸屬正黃旗的富察氏傳到敦崇時早已成為地道的北京人，但敦崇在書前還是這樣署名：“長白富察敦崇禮臣氏編”。

　　我能跟石大媽結識，那是因為，在那個歷史時段，我們出於同一個前提，在同一棟樓裏分到了居室，那棟樓所在的地區，被定名為勁松。

　　什麼前提呢？叫做“落實政策”。從1973年以後，就有落實政策一說，有的在大風暴中入獄的，被放出；關“牛棚”的，讓回家；受管制的，“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松口氣……但是，由於“四人幫”的阻撓，落實政策的步履十分蹣跚，大打折扣，留有“尾巴”，直到1976年10月以後，“四人幫”垮了臺，又經過大約兩年的時間，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進入了新格局，這才加快了落實政策的步伐。記得1979年初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了詩歌朗誦會，其中有句“詩”是：“政策必須落實！”啊呀，臺下掌聲經久不息，有的觀眾竟至於流出了熱淚！如今長大成人的“80後”、“90後”見到我這樣的回憶文字，或許會發楞：真有那麼回事嗎？作為過來人，我保證有那麼回事。那幾年裏，“落實政策”絕對是熱詞、要事。

首先，是為被打擊過的老革命、老幹部恢復名譽。然後，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反動學術權威”們和包括名演員、名作家在內的文藝界知名人士平反。後來，更提出並實施“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有的被落實政策的對象，已經去世，就開追悼會，重新安置骨灰。活著的，因為風暴中被掃地出門，給其落實政策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安排住房。於是從1975年起，北京就開始建造幾批“落實政策房”，簡稱“政策房”。我見識過的，規格最高的，在南沙溝，那個樓區隔條馬路就是釣魚臺國賓館，風水自然很好，裏面有獨棟小洋樓，有連體小洋樓，也有比較高的公寓樓，能被安置到那個區域去住的，多半是副部級以上的老幹部，或者是錢鍾書那樣被當局看重的文化人。再一片在木樨地，是臨街的大板樓，外觀平常，但裏面每套單元的面積，都相當可觀。那時候因為住房尚未商品化，還是由組織上分配，因此人們說起樓裏的單元，一般不問是多大的面積，而是問：“幾室幾廳呀？”我那時眼皮淺，覺得三室一廳就很了不起了，有回見到馮牧，他那時還屈居在胡同雜院狹隘的東房裏，他那時已經是重新恢復活動的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成員之一，我覺得官位已經不小，但落實政策，等分房，他也得排隊候著，最後是遷往木樨地的樓裏，我想象著他即將遷入的大單元，問：“三室一廳的吧？”他糾正我：“四室一廳。”可見我是個“土老帽”。那時馮牧已經是正局級。後來我懂得了分房的“遊戲規則”：局級四室一廳，處級三室一廳，科級兩室一廳……部級麼，那就起碼是五室二廳。又想起曾見到韋君宜（當時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之一，晚年著有《思痛錄》），給她落實政策，要考慮她那在風暴中犧牲的夫君楊述（曾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她可能只是正局級，但楊述級別更高，因此，當我問她即將遷往的新居是否四室一廳時，她回答我：“有七間屋子。”令我“耳界大開”。後來我到木樨地馮牧新居拜訪過，也去過旁邊一棟樓裏的陳荒煤家，他們所分到的，均非樓裏最大的戶型，馮牧說他那套是最小的一種，但我置身其中，卻覺得已經相當地寬敞堂皇。胡風、丁玲落實政策後，也都入住在木樨地的樓裏。

　　另一大片“政策樓”，則在“前三門”，即崇文門、正陽門、宣武門一線，原來是北京內外城分界的城墻所在，城墻拆了，崇文、宣武兩個城門也拆了，蓋起了一大排公寓樓，其中絕大多數，也是用來安置恢復名譽、重新安排職務的黨內外人士。王蒙從新疆回來，改正了1957年對他的錯劃，很快被任命為中國作協和北京市作協的領導成員，頭一套住房，就分的是“前三門”某樓裏的一套，那格局完全不能跟南沙溝的比，跟木樨地的差距也大，但王蒙那時很高興，我去過，覺得挺好。

還有一片在朝陽門外數裏遠，叫團結湖。1981年，中國作協派出以杜宣（劇作家）為團長的作家代表團一行三人赴日本訪問，我是團員，我們乘汽車往天竺機場時，路過了團結湖樓區，杜宣告訴我，他頭一天剛去那邊的“政策樓”裏看望過老朋友羅烽、白朗夫婦，羅、白伉儷曾是著名作家，但後來也被打成“反黨分子”，歷經二十多年的坎坷，才得遷入團結湖某樓，過上正常的生活，但他們也就寫不出什麼作品來了。我則告訴杜宣，從維熙現在也住在團結湖。那時從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影響很大，獲得“大墻文學之父”的稱謂。杜宣問我住在哪裏？我告訴他在勁松，他雖沒有去過，卻是知道的，感慨系之地說：“是呀，是呀，木樨地，前三門，團結湖，勁松……都有‘政策樓’啊，欠賬太多，有的人現在還在等候哩！”他從上海來，說上海就落實住房政策而言，還很滯後，比不上北京。

　　勁松的“政策樓”，蓋得稍晚，但規模似乎最大。安置到裏面的，似乎級別、身份要稍遜。那時落實政策，最後一項叫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十年風暴中知識分子被貶損為“臭老九”--我又忍不住要加註，因為我希望有“80後”、“90後”乃至更後的人士能讀到這樣的文章--為什麼稱“老九”，因為前面有八種更糟糕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現行（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都屬於敵我矛盾，知識分子排第九位，實際上等於“人民內部矛盾按敵我矛盾對待”了，等於說，知識分子隨時隨地會滋生出以上八種“牛鬼蛇神”，因此臭不可聞，需控制使用，而他們的住房，則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記得大約1980年左右，《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小說，題目是《盼》，真實地描寫了一群從事科技工作的中年知識分子居住條件的惡劣狀態，以及他們盼望得以改善的強烈情緒，引出巨大反響。因為那篇小說篇幅比較長，一次刊登不完，而報社又沒有在第一天刊出後及時在第二天續登，引出許多科研單位知識分子往報社打電話詢問，有的認為一定是小說的內容又遭到某些部門和官員的否定，實行了“腰斬”，情緒十分激動，其實，報社只不過是因為刊發小說的副刊並非天天必有，才隔了幾日續刊完。同時期又有諶容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在《收獲》雜誌刊發出來，並很快改編拍攝成彩色電影廣泛放映，算是以文藝形式為知識分子強有力地“正名”，將“臭老九”變成了實施“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香餑餑”。這就是那時候社會上發生的巨大變化之一。而勁松的“政策樓”，也就成為安置各界形形色色知識分子的重要空間。

　我1979年遷入的勁松一區的那棟樓，是分配給北京市文藝界人士的，其中演員居多，演員，包括戲曲演員，大體上也屬於知識分子範疇吧。我有幸進入到入住“政策樓”的名單，端賴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這篇東西刊發後反響強烈，1979年初中國作家協會第一次舉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它獲頭名，而我也就順利地成為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又被安排為理事，所以我不是作為遭受過打擊而恢復名譽、安排新居的那種落實政策對象，而是作為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有傑出貢獻而獎勵性分配樓房單元的，因此，我當然算是中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新政的一個既得利益者。

　　我們那棟樓，一共五層，每層三個單元，1號是大的二居室，2號是小的二居室，3號則是三居室，有地下室，也分成跟上面一樣的三個單元，因此一共可容納十八戶。我在分配前，被召喚到市委宣傳部見部長，他在十年風暴中也被打倒，上面給他落實了政策，他那時忙活的，是給他下屬各系統各單位的人士落實政策。我去的時候，見到了李萬春，那是京劇界的著名武生，中年以前不但武功好，還有好嗓子能唱，我小時候，父母帶我看過他的戲，但是他從1957年以後就倒黴了，到1979年我跟他相繼被召喚到市委宣傳部部長跟前的時候，我覺得他不僅滿臉滄桑，渾身似乎也都刻下了劫波沖擊後留下的痕跡，後來政策是給他落實了（他那天是去要求發還他當年自購的胡同小院），但他最好的藝術年華已然隨劫而去，無可挽回。跟李萬春談完，宣傳部長跟我談，大意是你沒受過什麼苦，又還年輕，所以給你分的房子，是頂層最小的那種，這已經是組織對你的最大獎勵了，希望你不要辜負黨和人民在新時期對你的厚望，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我誠懇地表示，非常知足，非常感激，一定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寫出對得起時代的好作品來。我後來寫出長篇小說《鐘鼓樓》，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北京市委市政府又給予了我表彰嘉獎。

　　我分到的那個頂層的小二居，進門有個大約4平方米的小空間，大居室約15平方米，小居室約8平方米，但有廚房和衛生間，且所有窗戶都朝南，比起原來所住的胡同雜院的小東屋，不啻“鳥槍換炮”。雖然沒有電梯，需要爬樓梯到五樓，但那時滿心歡喜，人又年輕，往往是一步兩階，吹著口哨歡蹦而上。漸漸地，跟同一個門道的鄰居有了些來往。四樓三居住的是河北梆子劇團的花臉演員李士貴，他非常敬業，一次把我請去，告訴我他剛從京劇移植了《張飛審瓜》，跟我探討：張飛跟李逵雖然是不同朝代的人物，但在戲曲舞臺上，有的演員演起這兩個人物來，形象雷同，他希望我出點主意，能讓他塑造這兩個人物時，能有明顯的區別。

　他還把戲中片段，在他那間大屋子裏演示了一番。他那個三居，比我的單元大許多，但少有朝南的窗戶。這是那個歷史階段公寓樓設計上，具有計劃經濟特色的一例。其設計理念是：您的單元既然間數多面積大，享受到這樣的好處，那就別什麼好處都占盡；人家的單元既然小許多，那就讓人家窗戶朝南，多享受點陽光吧！那時蓋樓，還經常設計成“三叉式”，從空中看，頂部正仿佛是個“大褲衩”，所以北京的建築，早有被俗眾稱為“大褲衩”的，不是庫哈斯為中央電視臺設計出那座怪樓後，才有“大褲衩”一詞；那種“三叉式”的樓，設計理念是：讓每一個單元都能有大體朝南的窗戶，“陽光共享”。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後，結束了單位的“福利分房”，推行商品房，那麼，設計理念也就隨之變化，越是富人買得起的大戶型，朝南的窗戶可能就越多，那種頂部成“大褲衩”形狀的“三叉式”公寓樓，也就絕跡，因為開發商認為那樣設計會浪費掉許多的可謀利空間，再說了，一分錢一分貨，想享受更多陽光，請付更多的錢！

　　對勁松當年“政策樓”的這些勾勒，是為了提供一些可追尋北京當代建築發展史的線索。下面我就要說到，我當年入住的那棟樓的地下室單元。現在一定不會再有那樣的設計了，公寓樓即使設計出地下室，一般也不切割為跟上面類似的單元，或作為倉儲空間，或由物業管理公司臨時使用，或者就是地下停車場。當年各處的“政策樓”，多有地下一層也按上面那樣，切割為居住單元的。我1979年入住的那棟樓，地下一層的三居室，就是石大媽石大爺的住所。那套房子，應該是分配給北京京劇院一對骨幹演員夫妻的，他們就是石宏圖和葉紅珠。他們因為另外還有住處，所以讓石大爺石大媽住，而他們正是石宏圖的父母，石宏圖擅演“猴戲”（飾孫悟空），後來一度出任北京京劇院的院長。葉紅珠是京劇世家的傳人，清鹹豐年間高祖葉庭柯用扁擔筐從安徽太湖縣，把兩個兒子挑到了北京，後來其中的葉中興生下葉春善，與牛子厚辦起了京劇科班喜連成社，後來又易名富連成，培養出包括馬連良、譚富英、葉盛蘭、裘盛戎、袁世海在內的眾多京劇藝術家，當年梅蘭芳、周信芳都曾在富連成搭班唱戲，葉家為中國京劇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葉紅珠的父親葉盛長就是重要的京劇教育家，葉紅珠打小就進入戲曲學校攻武旦，成為著名的武旦演員，我早就看過她演出的《虹橋贈珠》，裏面有火爆的武打，她那“打出手”的功夫令人驚嘆，她曾以這個劇目隨團出訪，在日本歐美等處征服了無數外國觀眾。我跟石宏圖葉紅珠大體上算是同代人，很談得來，不過他們只有休假日才到勁松來，因此我和石大爺石大媽交往得更多，而兩位老人中，又以和石大媽一起愉快地憶舊，更為經常。我說要是石大媽能保存著她祖父《燕京歲時記》的手稿，或其他未刊的著述，那該多好啊！石大媽嘆氣說，原來也還存有一箱子舊東西，“破四舊”大風暴席卷，沒等來抄，自己就全毀了，片紙無存！嘆息歸嘆息，對於世道好轉，我們還是一致欣悅的。有回我跟石大媽聊天時，外面下起了小雨，地下室的窗戶外面的透光坑雖然有泄水孔，倘雨勢變大積水過多，那還是有滲進他們居室的危險。我就想起富察敦崇在《燕京歲時記》裏有這樣的文字：

六月乃大雨時行之際。凡遇連陰不止者，則閨中兒女剪紙為人，懸於門左，謂之掃晴娘。

　　就認真地跟石大媽建議：“咱們剪個掃晴娘吧！”石大媽臉上那些細瑣的皺紋，就抖成了一朵舒暢的花兒。

　　那時候吳祖光先生的公子吳歡，也曾以要求為父母落實政策的名義，在勁松要到一個單元。吳先生和新（鳳霞）先生邀我去他們那朝陽門外的居所做過客，我也邀吳先生來過我那五樓的小單元，我對吳先生說：“真不好意思，讓您爬這麼高；我這單元太小，也無足觀。”吳先生卻說：“知足常樂。”其實他住的那棟樓，也無電梯，他住四層，也得爬上爬下；雖然是兩套打通並在一起，間數不少，卻也並沒有寬敞的廳堂，方位也差，不是南北向的而是東西向的，不少人為他抱不平，他原來擁有的，可是王府井東安市場後身的一所寬敞舒適的四合院啊，就用這麼兩套單元房置換給他，算是落實政策了，毋乃太吃虧！吳歡氣不平，因此瞞著他，又在勁松要了個小單元，吳先生知道後，很不以為然，但是我就跟吳先生說：“吳歡不為過，況且您家是雙名人。”（吳是著名劇作家、電影導演、散文家、書法家；新是評劇泰鬥，並有多本散文著作問世，又是拜師齊白石的國畫家。）吳先生站到我家的小陽臺上，眺望著一排排新樓，以及樓後露出的“大老叼”，臉上的表情，正與他後來一再書寫的條幅“生正逢時”相合。在跟吳先生，還有楊憲益（著名翻譯家、詩人、散文家）等老先生交往的過程中，我感覺大家那時候形成了一種共識，就是一個黨能知錯改錯，很了不起，所謂落實政策，其實就是認錯糾錯，努力補救，實事求是，踏上新途。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搞經濟建設上來，好。我覺得像吳先生、楊先生，包括我自己，都是關心政治而並不懂得政治的人，更無搞政治的誌向興致。但在那個歷史階段，各自在黨內朋友的鼓勵下，都提出了入黨申請，並被接納，以為這樣可以為國家的進步，多出些力。這也是那個歷史階段許許多多知識分子有過的選擇。這份情懷，後來被某些人誤讀。如今的一些年輕人，也可能從另一角度加以鄙夷。但這就是吳先生和楊先生晚年故事的“戲眼”。如今他們都已仙去，而我還抱持著關註政治而不搞政治的態度，在人生的余程上漫步。

　　我在勁松住了九年。人生能有幾個九年？儲留的記憶，自然很多。常有人跟我提起“勁松三劉”，就是曾有人以這四個字，寫過一篇報告文學，影響似乎不算小，但不少人對“三劉”究竟指誰，理解有誤，其中有劉再復和我，另一位，應是詩人劉湛秋，而非別的什麼劉姓人。如今“三劉”都遷出了勁松，我以外的二位都定居海外了。“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在新的紛爭中，誰還能理解我們？

　　勁松這個地方，原來因為有座王爺墳，墳旁有棵巨松，不往高長，而是朝旁邊伸展出許多的大枝杈，因此使用了許多鐵制支架來架住它，故被稱為架松，後來改名勁松，不消說是依據革命領袖的詩句：“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亂雲飛渡，非我等俗眾所消受得了，總還是期盼飛渡的是和平發展和平改進的祥雲。但脆弱的個體生命，如何能控制世道的大勢？一種對自己，以及跟自己一樣的蕓蕓眾生的大悲憫，如管風琴演奏般訇響在胸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