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南岸獅子山

隨著記憶回到童年，我的空間比例感立即變更，我的視平線離地面不足一米，跟我個頭平齊的是家裏那幾只大鵝，我混在它們裏面一起朝花臺那邊搖搖擺擺而去，它們歡快地叫著，我覺得聽明白了它們的話語，是在鼓勵我朝前走，不要怕會從花臺裏爬出來的菜花蛇。

　　那時候只有大人將我抱起，我才會註意到大人的面容，當我自己在地面上跑來跑去時，我覺得親切的面容主要是那幾只大鵝。我覺得自己跟它們沒多大區別，它們似乎也把我視為同類。

　　“劉幺！莫讓鵝啄了你！”一個大人走進我身旁，記憶裏沒有她的面容，只有她的大手，很粗糙，很有力，握住了我的胳臂，將我拉往她的懷抱，幾只鵝兄鵝弟抱怨地扇著翅膀，搖晃著讓到一邊。

　　抱起我來的，是我家的保姆彭娘。我在她懷裏掙紮著：“鵝才不啄我哩！我要跟它們耍嘛！”彭娘道：“是有點怪吔，這些鵝啄這個啄那個，就是不啄幺娃！不過謹慎點為好啊！”說著彭娘就把我抱進竈房去了，把我放到小竹凳上，哄我說：“幺娃兒乖，幫我剝豌豆，我擺個龍門陣給你聽……”

　　所憶起的這些，都在重慶南岸，那時我家的居所。

　　那是1946年到1950年，我四歲到八歲期間。我家那時所住的，是重慶海關的宿舍。那棟房子，是兩層樓，下面一層，住的是另一家，那家的院門，在下面的一個平面上。我家的院門呢，則在山坡的另一平面上。院門由木頭和竹子構成，進了院門，是個小院子，這小院子的右手邊，是個幾米高的坡壁，坡上有路，從那路上往下跳，按說就能跳進我家，但我家在那坡壁下面，布置了一個花臺，花臺上種的薔薇，長成一米高的亂藤，一年裏有三季盛開著艷紅的薔薇花，那些粗壯的藤莖上，布滿密密的尖刺，令任何一位打算從坡壁上跳下的人望而生畏。就這樣，我家右邊形成了自然的壁壘。左邊呢，我家這個院子的平面，與下面那個平面，又形成了一個落差更大的坡壁，於是安裝了籬笆。那棟兩層的小樓，下面一層與我們上面一層原來有樓梯相通，因為分給兩家，堵死了。

那樓聳起在我家的這個小院前面，二層正與小院的平面取齊，但樓體並不挨著坡壁，樓體與坡壁之間，是一道深溝，雨後會有溪流沖過，平時也有深淺不一的溝水滯留，那麼，我們家的人怎麼進入自己的住房呢？那就需要通過一座木橋，橋這頭在我家小院，橋那頭伸進樓上的一扇門。穿過橋，進入樓裏，則是一個比較大的空間，充作飯堂，飯堂前面有門，門外則是一個不小的陽臺，從陽臺上可以望見長江和嘉陵江的匯合，山城重慶的剪影歷歷在目。從飯堂往右，有條走廊，走廊裏面有三間屋子，有間是擺著沙發的客廳，有間是父親的書房，盡裏面最大的一間，則是臥室，我雖然有自己的小床，但常常要擠到父母的大床上去睡，夜裏做噩夢，拼命往父親脊背上靠，結果給他捂出了大片痱子。那時大哥、二哥都常在外地，小哥和阿姐在重慶城裏巴蜀中學住校，父親每天一早要乘海關劃子過江到城裏上班，晚上才回來，因此，大多數時候，那個空間裏，只有母親、彭娘和我。小院盡裏面，有三間草房，墻是竹篾編的，屋頂是稻草鋪的，一間是竈房，一間彭娘住，一間是擱馬桶的，大人要到那裏面去方便，我是不用去那裏的，我在屋子裏有罐罐，彭娘每天會給我倒掉洗凈。草房再往裏，高高的坡壁下，有一片菜地，彭娘經營得很好，我家吃的菜有一半是在那裏自產的。

　　彭娘到我家幫傭，有很長的歷史。大約在1936年父親從梧州海關調到重慶海關任職，她就從老家來到我家了。據二哥告訴我，那時候我家生活很富裕，住在城裏，每晚開飯，要開兩桌，除了自家一桌，總有一些同鄉，坐成一桌來吃飯。那時給彭娘的傭金，是相當可觀的。但是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生活艱難起來，特別是日本飛機轟炸重慶，使得父親不得不將母親和孩子們先轉移到成都，再轉移到老家安嶽。彭娘在我家經濟上衰落時，依然跟我母親兄姊轉移各地，相依為命。阿姐告訴我，那期間父親偶爾會來成都看望家人，但來去匆匆，留下的錢不夠用，戰時薪酬發放不按時，加上郵路不暢，母親常常面臨無米之炊的窘境，她就記得，有天在昏暗的煤油燈光裏，母親開口問彭娘借錢，彭娘就從她自己的藤箱裏，翻出一個土布小包袱，細心打開，好幾層，裏面是她歷年來攢下的工錢，都兌換成了銀元，她對我們母親說：“莫說是借。羊毛出在羊身上。甜日子苦日子大家一起過。只是你莫要再生那個從桌子上往下跳的心！”

彭娘規勸母親不要從桌子上往下跳，是因為那時候，1941年冬季，母親又懷孕了，那時候父母已經有三子一女，而且還有一個年紀跟大哥相仿的，祖父續弦妻子生下的小叔，跟著母親在抗戰的艱難歲月裏顛沛流離，父母實在不想再度生育，只是那時候沒有什麼避孕措施，不想父親從重慶往成都短暫探視母親的幾天裏，竟播下了我這個種。母親找來不少墮胎的偏方，可是吃進去就會很快嘔出來，於是跟彭娘說起，不如從桌子上猛地跳下，也許就把胎兒流出來了。有天母親又讓彭娘去為她買墮胎藥，彭娘從外面回來，跟她說：“這回我給你換了個方子！”母親說：“莫是吃了又要嘔出來啊！”彭娘熱好了那東西，端過去，母親吃了一驚：“這是什麼啊？我怎麼覺得分明是牛奶呀？”彭娘就說：“是我給你買的牛奶！你這麼一天天亂吃藥，正經飯不吃幾口，看你身子還能撐幾天！你帶著這麼一大啪啦娃兒，不把身子保養好，怎麼開交？給我巴巴實實喝了它！”母親說：“只怕喝了也要嘔出來！”但是她喝下那牛奶，卻不但沒嘔，還實話實說：“多日沒喝過這甘露般的東西了。只怕上了癮沒那麼多錢供給！”

　　於是到了1942年6月，在成都育嬰堂街借住的陋宅裏，母親再一次臨盆。母親非常緊張，她對彭娘說：“以前都是在醫院，那裏邊什麼都是現成的……”彭娘就“賞”她--四川話把批駁、斥責、譏諷、奚落說成“賞”--“說不得什麼以前現在了，抗日嘛，大家緊縮點是應當的！再說了，現在怎麼就不現成？七舅母當過護士，我自己也生過娃兒，一鍋幹凈水已經燒滾在那裏了，幹凈的毛巾，消過毒的剪刀，全齊備了，你就安安逸逸生你的就是了！”淩晨，母親生下了我，接生的是我七舅母，助產的正是彭娘，彭娘後來說：“原準備你出來後拍你屁股一下，哪曉得你一到我手裏就哇哇大哭，你委屈個啥啊？”

　　我的落生，雖在父母計劃之外，但既然來了，他們也就喜歡。父親給我取名，劉姓後的心字，是祖上定下的輩分標誌，只有最後一個字需要父親定奪，父親那時候支持蔣介石的武裝抗日立場，反對汪精衛的所謂“和平路線”，就給我取名劉心武。據說彭娘聽了頭一個贊同，說：“要得！我們幺兒生下來就結實英武，二天當個將軍！莫去舞文弄墨，文弱得像根麻稈兒！”她哪裏想得到，幾十年後，恰恰是這個名字裏有“武”字的，沒成為將軍，倒混成個文人。其實要說名字的“文藝味兒”，二哥劉心人、小哥劉心化，都遠比我更適合作為作家的署名。

　彭娘似乎比父母更寵我。她說我命硬，從小就懂得自衛，才幾個月，她把我放在盆裏洗澡，我站在盆裏，一只手死死拽住她的衣角，不使自己跌倒，“唷吔，這個娃兒，好大氣力喲！”多年以後，彭娘說起，還笑得合不攏口。又誇我天生謹慎，說是他們老家鄉裏，有個娃兒，養活四五歲了，有天口渴，跑到飯桌前，欠起腳，抓過茶壺就對嘴喝，沒想到壺裏是大人剛灌滿的滾水，滿壺滾水不容他躲避咕咚咕咚灌進了他食道胃腸裏，好好的一個娃兒，竟然就活活燙死了！因此，到我家幫傭以後，對我哥哥姐姐，她從小不忘提醒：吃喝先要弄清冷熱，尤其不能把住茶壺嘴就往嗓子眼裏灌。但是我呢，彭娘說，怪了，從很小開始，她餵我水餵我飯，明明她已經嘗過冷熱，是正合適的，那勺子到了我嘴邊，我總會本能地用舌尖輕輕地試著舔一下，在確認不燙以後，才肯讓她將水將飯餵進我的嘴裏；長到四五歲自己能倒茶壺裏的水喝了，見到茶壺，總要先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觸一下，再輕輕摸幾下，確證不燙，這才倒在杯子裏，小口小口地喝。“唷吔，這個娃兒，心鬼細喲！”彭娘所肯定的我生命的本能，也許確是我存活世上的先天優勢。

　　但是彭娘對我的寵愛，有時達到溺愛的程度，由此引出母親與她的爭議。有一回，我家那幾只鵝不斷怪叫，彭娘走出竈房去看，我隨在她身後，只見我家那籬門外，有個人拋進繩套，要套走在最前面的那只鵝，彭娘就沖過去，大聲呵斥詈罵：“龜兒子！砍腦殼的！”籬門外的人只好收回繩套一溜煙跑掉了，我見狀也沖到籬門邊，朝外面大聲罵：“龜兒子！砍腦殼的！”母親聽見人聲，這才從屋裏出來，站在橋上問怎麼回事，彭娘且不報告有賊套鵝的事，而是極其興奮地向母親報告說：“好吔！劉幺會罵人了吔！”她那樣眉開眼笑地贊我大聲罵人，令母親十分詫異。其實我那次罵人，完全是鸚鵡學舌，“龜兒子”還勉強能懂，何謂“砍腦殼的”，實在夢夢然，後來長大了，才知道是咒人遭遇殺頭死刑的意思。母親對我們子女，家教嚴格的一面裏，禁止“撒村”即罵人是頭一條，尤其不許說那些涉及性交的汙言穢語，這種語言潔癖是否有些過分？依我後來的人生經驗，是判定為過分的，使得我在少年、青年時期，因此被一些其實本質不錯的同學疏離，我是那麼樣地不能口吐臟話，也使得我在自我宣泄時失卻了一種偶可使用的利器。後來阿姐告訴我，母親有次就跟彭娘說，莫教劉幺罵人，他學舌你的“村話”，你要制止他才是。彭娘完全不接受母親的批評，她有她的道理：“村話村話，村裏人說話，就那麼直來直去，有啥子不好？我看你是離開村子當太太久了，一天洗幾遍手，還不是噴嚏咳嗽的，哪裏有我經得起打磨！我雖跟著你們也離開村子好久了，到底還在種菜養鵝，時不時說幾句村話，心裏豈不痛快許多！”母親聽了，也只是笑笑，不過彭娘自己該“撒村”的時候照舊潑辣地“撒村”，卻不再慫恿我學舌“撒村”。

　　彭娘深深地融入了我們這個家庭。她和母親，親如姊妹，我看慣了她們一起制作泡菜、水豆豉，罐肉腸、晾臘肉，兩個人合擰洗好的床單再晾到繩子上……母親會到竈房和彭娘一起做飯，彭娘會到我們住房裏跟母親一起收拾箱籠、拆舊毛衣、織新毛衣，她們有時會頭湊頭壓低聲音說話，一起嘆息，或者相對嗤嗤地淺笑。彭娘愛護我們家的每一個人。父親和大哥是一對愛恨交織的冤家，我在別的文章裏寫到過，也以他們為原型，將那父子沖突寫進了我的長篇小說《四牌樓》裏。一次彭娘煮好了打鹵面大家圍著八仙桌吃，大哥頂撞父親，父親氣得將一碗面摔到地下，喝令大哥：“滾！”大哥擱下面碗，搖搖肩膀，取下椅背上的外衣，沖出屋子，果然一去不返。父親盛怒，母親也不敢馬上勸解。那天小哥阿姐都在家。到晚上小哥要找錐子修理什麼東西，阿姐要拿剪刀剪勞作老師（那時有門課程叫勞作課）留下的剪紙作業，卻都沒在以往放這些東西的地方找到，母親也覺得錐子和剪刀的失蹤不可思議，最後還是彭娘供認，她早發現父親和大哥都像打火石，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撞出火花燃起大火，她怕父親一怒之下會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確實，父親恨大哥恨得牙癢時，放過類似《紅樓夢》“不肖種種大受笞撻”那回裏賈政那樣的狠話，大哥上小學時惹禍被學校開除，父親曾氣得用錐子紮他屁股，所以為以防萬一，就把錐子、剪刀等屋裏的利器在晚飯前都藏了起來。第二天、第三天……幾天以後大哥也沒有回來，母親急得哭泣：“他連吃飯的錢也沒有，可怎麼辦啊？”彭娘就悄悄告訴母親，她預見到大哥可能離家出走，因此，在大哥那搭在椅背上的外衣口袋裏，裝了好幾個銀元，“他一時是有錢用的，再說了，他是條能掙到錢的漢子了，你放心，二天他回來，父子和好，你高興的時候會有的！”母親說要還她銀元，她生氣了：“難道他們不也是我的兒女嗎？”

　　彭娘確實是我們子女的第二個母親。她最寵我，但其他的孩子也都疼。那時候小哥阿姐每星期五晚上會從城裏回南岸，小哥比我大一輪，玩不到一塊兒，阿姐比我大八歲，勉強可以充當我的玩伴。每次阿姐到家前，我都會把一只大橘子，用一只大碗扣住，等她回家以後，讓她掀開大碗，感到欣喜。但是次數多了，阿姐漸漸不以為奇，她到家後忙著別的事情，我幾次喚她，她都懶得去掀碗。這情況讓彭娘發現了，於是，有一次我纏著阿姐催她找橘子，她漫不經心地依然做別的事，彭娘就過去跟她說：“妹兒，這回劉幺給你扣了只活老鼠哩！”阿姐不信，馬上去掀那只碗，誰知碗一掀開，阿姐和我都驚呆了--碗下扣的是幾只艷黃噴香的枇杷果！阿姐高興得跳起來，彭娘笑道：“老鼠變成了枇杷果！”我老老實實地說：“咦，我扣的是橘子呀！”阿姐才知道，彭娘用枇杷換去了橘子。那枇杷是頭些天客人送給我家的，父母分了一些給彭娘，彭娘說該給我小哥和阿姐留著，母親說這東西不經放，你就吃掉吧，那時候家裏沒有冰箱，天氣熱得快，確實很容易把枇杷放爛，但是彭娘自己舍不得吃，她想出一種土辦法，就是把鮮枇杷埋在米缸裏，小哥阿姐回家前取出來，果然都還新鮮。那天阿姐覺得有意外收獲，小哥得到彭娘為他留的那一份也很高興。

彭娘給予我小小的心靈，以愛的熏陶。她有“砍腦殼的”一類的罵人的口頭禪，也有“造孽喲”一類表示同情、感嘆的口頭禪。來給我家送水的大師傅，是個啞巴。那時我家沒有自來水，吃飯洗衣所需的水，都依靠拉木頭大水車的師傅按時供應，大約每隔幾天師傅就要來一次，先把那裝水的車子停在院子裏，再用水桶一桶桶地將水運進竈房間，倒進三只比我身子高許多的大水缸裏，水缸裝滿後，要蓋上可以對折打開的木蓋子，往往是水註滿後，彭娘就拿出幾塊明礬，分別丟到水缸裏，起消毒、澄清的作用，當然，那是我後來才懂得的。送水師傅來了，母親也會出來招呼，除了付錢，還讓彭娘給他盛飯吃，彭娘會給他盛上很大一碗白米飯，米粒堆得高高的，那種樣的一碗飯叫“帽兒頭”，彭娘還會給他一碗菜，菜裏會有肉。有回送水的師傅吃完要走，彭娘讓他且莫走，師傅比比劃劃，意思是還要給別家送水，彭娘高聲說：“你看你那腿，瘡都流膿了，也不好生醫一醫，造孽喲！”就跑到木橋那邊住房裏，問母親要來如意膏，親自給那師傅在創口上抹藥，又把整盒的藥膏送給師傅。這些我看在眼裏，都很養心。只是很長時間裏我都想不通，為什麼要用“造孽喲”來表示“可憐呀”。

　　彭娘使我懂得，不僅要愛護人，像我們家養的狗小花、貓兒大黑，還有那群鵝，都是需要憐愛的。小花本是只野狗，被我家收留，它雖然長得很高大，其實膽子很小，彭娘笑話它：“賊娃子來了它只知道喘氣，賊娃子跑了它倒汪汪亂叫！”雖然小花如此無用，彭娘還是耐心餵它。貓兒大黑一身光亮的緊身黑毛，眼珠常常是綠閃閃的，它的存在，使得我們屋裏沒有鼠患。鵝兒裏最高的那只，我叫它嘟嘟，為什麼那樣叫？沒有什麼道理，就喜歡叫它嘟嘟，我跟嘟嘟走到一起，彭娘說我們就像兩兄弟。原來我家那薔薇花臺上，甚至三間草房裏，常有蛇出沒，自從嘟嘟它們長大，蛇都不敢到我家那個空間裏活動了，我就親眼看見，嘟嘟勇敢地把從薔薇花臺上竄出的蛇，　得蜷曲翻騰最後像繩子一樣死在那裏。

　　當我在重慶南岸那個空間裏度過我的童年時，中國歷史正翻動到最驚心動魄的一頁。蔣介石在大陸的政權被推翻了，他帶著一些人飛到了臺灣。在內戰爆發以後，我家忽然來了彭大娘的兒子，我叫他彭大哥。後來知道，他是為了逃避被驅趕到內戰戰場上廝殺，躲藏到我家來的。他和彭大娘住在草屋裏，他很少出屋，更很少開口說話。但是還是有住在附近的海關人士發現了他，於是父母決定幹脆讓他大方露面。那時候我已經上了小學，原來讀的是不遠處的海關子弟學校，父母特意將我轉到離家頗遠的一所私立小學去讀，父親告訴海關同事，彭大哥是特意雇來接送我上學的。這當然說得通。於是，有一段時間，彭大哥就每天帶我去遠處上學。

1949年入秋，重慶城開始呈現真空狀態，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撤離了，共產黨的解放軍卻還沒有開過來。於是發生了“九二大火災”，我曾有專門的文章描述過，從南岸我家望去，重慶城的大火景象非常恐怖，炙熱的火氣隨風撲向南岸，為了防止意外，彭大哥就拿大盆往我家陽臺那邊的墻壁上潑水。“造孽啊！”彭娘不讓我往江那邊多看，將我抱到她住的那間草屋裏，摟著我說：“劉幺莫怕！有彭娘就燒不到你們家，傷不到你！”

　　那段日子，有若幹恐怖記憶。除了目擊對岸的曠世大火，還有國民黨潰軍的散兵遊勇，時不時亂放槍。有一天彭娘去外面找難買的菜肉去了，家裏只有我和母親，一個穿道士裝的人走進我家院子，母親站在木橋上應付他，他反復指著母親身後的我說：“太太，你快把那娃兒舍給我吧，兵荒馬亂的，你留下是個累贅啊，舍了吧，舍了吧……”我聽懂了他的意思，害怕到極點，一只手緊緊地攥住母親的衣角，只聽母親鎮定地說：“師傅你快去吧，莫再說了，那是不可能的，請你馬上離開。”那道士後來終於轉身離開了。彭娘回來，母親說起這事，彭娘把我攬到懷裏，大聲“撒村”，罵那道士，我這才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長大了讀《紅樓夢》，讀到甄士隱抱著女兒在街上看過會的熱鬧，忽然有道士和尚過來，那癩頭和尚指著他女兒說：“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舍我吧，舍我吧……”我就總不免憶起自己童年時的那段遭際，真乃“陽光之下無罕事”，在驚嘆之余，又不免因後怕而脊背發涼。

　　1949年10月1日那天，北京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家那時父母小哥阿姐頭靠頭擠在一臺電子管收音機前，聽聲音不甚清晰的廣播。我畢竟還小，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已被定位為“隨時準備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接班人”，必須“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努力使自己能盡早戴上紅領巾、盡早佩戴上共青團的徽章……

　　但是直到那一年的10月底，四川才算解放，再過些時候，新政權才接管了重慶海關。父親被新政權的海關總署留用，調往北京，重慶海關則被撤銷。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那是我離別彭娘的時刻。而就在那些天以前，我剛跟彭娘鬧過別扭。因為她竟把包括嘟嘟在內的鵝們都宰殺了。我大哭，不肯吃她燒出的鵝肉。彭娘試圖用講童話的方式化解我的憤懣，讓我想象嘟嘟它們其實是變成了雲朵飄在了天上，但那時我已經八歲上到了小學三年級，她騙不了我。

　　全家都興奮地準備遷往北京。狗兒小花由鄰居收養，貓兒大黑由姑媽家收養。我們先要渡江離開南岸，到重慶城裏，在姑爹姑媽家裏暫住幾天，然後會坐上大輪船，抵達武漢後，再乘火車去往北京。我不記得是怎麼在大霧彌漫中離開南岸的，也記不清在姑爹姑媽家都經歷了些什麼，只記得終於跟大人們上了輪船後，我問母親：“彭娘呢？我要彭娘！”母親告訴我：“彭娘和彭大哥都回安嶽去了。你這個沒良心的，現在才想起彭娘！那天我們離開南岸，彭娘望著你哭得好造孽，你竟連頭也沒回，徑自蹦蹦跳跳地隨小哥阿姐他們往渡輪上去了！”我這才意識到，彭娘的體溫，再傳遞不到我小小的身軀了！望著滔滔江水，我號啕大哭起來。

　我被勸回船艙，阿姐走過來，遞給我一樣東西，跟我說：“彭娘留給你的，你的嘟嘟！”我用迷離的淚眼一看，是一把鵝毛扇。接過那扇子，在南岸那個空間裏跟彭娘度過的那些日子，倏地重疊著回落到我的心頭，我哭得更兇了。

　　什麼叫生離，什麼叫惜別，我是很久以後，才懂得的。可是對於我和彭娘來說，一切都難以補救了。

　　在北京，上到初中，學校裏舉行作文比賽，題目是《難忘的人》，彭娘當然難忘，我準備寫她。可是，恰巧我構思作文時，小哥和他的戲迷朋友，在我家高談闊論。他們談起拍攝京劇藝術影片的事情，說拍完梅蘭芳，要拍程硯秋，程硯秋自己最願意拍攝的，是《鎖麟囊》，這戲演的是富家女將自己裝有許多金銀珠寶的鎖麟囊贈給了貧家女子，後來遭遇水災破了家，淪落異地，無奈中到一富人家當保姆，結果那富家女主人，竟恰巧是當年的那貧家女，而之所以致富，正是那鎖麟囊裏的金銀珠寶起了奠基作用，二人說破後，結為金蘭姊妹。這出戲故事曲折動人，場面變化有趣，特別是唱腔十分優美，其中的水袖功夫也出神入化。但是，沒想到當時指導戲曲演出的領導人物卻認為，這出戲宣揚了階級調和，有問題。結果就沒拍《鎖麟囊》，給程硯秋拍了部場面素淡冷清得多的《荒山淚》。後來程硯秋在舞臺上演出，被迫把這戲改得邏輯混亂，演成富家女贈貧家女鎖麟囊後，貧家女只收了那囊袋，將囊中的金銀珠寶當即奉還給贈囊人了。聽了小哥他們的議論，我對寫不寫彭娘就猶豫起來。後來我請教小哥，他嘆口氣說，現在一切方面都要強調階級，彭娘雖然在咱們家就是一個家庭成員，她自己也這麼認為，可是，擱在現在的階級論裏衡量，咱們父母是雇主，她是幫傭，屬於勞資關系，是兩個階級範疇裏的人。你最好別寫這樣的文章，讓人家知道你曾有保姆服侍。再說，就是咱們不怕人家說閑話，聽說彭大哥回鄉以後，土改裏是積極分子，當了鄉裏第一任黨支部的書記，人家恐怕也忌諱提起跟我們家有過的那段親密相處的關系。於是，我不僅那時候沒有寫過彭娘，以後也只把對南岸空間裏關於彭娘的回憶，用濃霧深鎖在心裏。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我才打聽彭娘的消息，據說她在臨終前的日子裏，念叨著她的一個個親人，其中有一個是“我的劉幺”。

　　南岸的那個空間啊，你一定大變樣了！不變的是彭娘胸懷傳遞給我的那股生命暖流，我終於寫出了這些文字，願彭娘的在天之靈能夠原宥我的罪孽--在多變的世道裏我沒能保留下那把她用嘟嘟羽毛縫成的扇子，但可以告慰她的是，我心靈的循環液裏，始終流動著她給予我的滋養。

　　2012年1月26日溫榆齋中